主持人：丁俊杰教授　北京广播学院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任　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助理

　　丁俊杰：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主办单位向各位介绍今天到会的嘉宾。

　　今天到会的嘉宾有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总长金在烈先生、韩国中央日报吉炡宇、韩国国立汉城大学朴承宽、韩国高丽大学吴泽燮、韩国言论学会会长朴明珍、韩国东西大学Kihong Kim教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杨正泉、中国记协副主席魏铭详先生，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夫人Sally Borthwick博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土耳其专家Leven先生、中国国际广播电塔日语专家原连阳、日本早稻田大学古籘悦史教授、日本电通株式会社坂本直规先生、八木信人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驻华使馆一秘Al.Tunaigi、意大利驻华使馆参赞Francesico Sisa、阿拉伯信息中心Saphariuy博士、半岛电视台伊扎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陈力丹、北京大学程曼丽教授、韩国昌原国立大学教授许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Shyam Tekwani、Ian Weber和徐小鸽、台湾世新大学黄焕益教授、澳门大学助理教授吴玫、马来西亚《星洲日报》的巡回特派员丘启枫、来自法国的中国传媒研究专家皮埃尔和来自美国的中国传媒研究专家白穆炫以及北京广播学院的胡正荣教授、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苏志武教授。对各位来宾出席本次会议，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请刘继南教授致词。

　　刘继南教授 北京广播学院院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国朋友，

　　尊敬的金在烈总长：

　　大家好！

　　今天，北京广播学院高朋满座，群贤毕至，首届“亚洲传媒论坛”隆重开幕，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对这一盛会表示衷心的祝贺。目前，正是北京最冷时节，也是岁末工作繁忙阶段。但是，各国传媒学者和业界同仁不远千里，汇聚北京广播学院，共同交流、探讨亚洲传媒发展大计，给予亚洲传媒论坛最有力的支持，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北京广播学院全体师生，向各位致以热烈的欢迎和真诚的谢意！

　　经济活动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数字化是21世纪世界两大发展潮流，亚洲拥有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土地辽阔、人口最多，应当充分把握这个时代脉搏，实现亚洲腾飞，让21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集中体现的载体，亚洲传媒如何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背景下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这是我们每一位传媒工作者、研究者和教育者必须深思的问题：

　　第一，如何充分发挥亚洲传媒在沟通亚洲与世界，以及亚洲各国之间的作用？从本质上讲，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拥有不同文化，它们很难分出孰优孰劣、孰高孰下。然而，世界范围内不同文化间还存在着误解乃至冲突。同时，企望一种文化能够隔绝于他种文化，保持完全的独立是不现实的。因此，传媒的重要使命，就是要通过客观、公正的信息和文化传播，增强文化间的理解和包容力，达成彼此尊重与谅解。

　　第二，如何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促使亚洲传媒的整合，让世界激荡亚洲的声音？当今世界，传媒业的竞争与发展环境日益复杂，由于经济实力和传播科技水平的差异，洲与洲之间、国与国之间信息传播的不平等、不均衡现象日趋严重，亚洲传媒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亚洲传媒必须发展壮大自身实力，担负起维护与传承亚洲独特文化和价值体系的重任，为建立合理的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做出贡献。

　　第三，如何充分发挥传媒在当今社会中的资源优势，提高亚洲人民的教育水平，促进亚洲经济的发展？不可否认，亚洲经济在整体上落后于欧美。在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传媒是传播知识、提供教育的理想载体，我们应该更有效、充分地发挥传媒独特的教育功能。

　　第四，如何把握世界传播发展趋势，进一步提高亚洲传媒水平？数字化为亚洲传媒提供了历史性发展机遇。据我所知，中国政府计划数字电视取代模拟电视的时间是2015年，韩国和日本是2010年，美国是2006年，可见在数字化进程方面，亚洲与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另一方面，对于许多亚洲国家来说，传媒产业化刚刚起步，用市场力量推动传媒发展，促进社会经济进步势在必行。

　　诚然，上述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亚洲各界的广泛重视。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以超乎寻常的高度社会责任感，从2000年开始推出“国际学术交流支援项目”，资助亚洲各国青年前往韩国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2001年又进一步资助亚洲各国学者在本国建立亚洲研究中心，开展相关研究。获悉这个计划后，我向金在烈总长建议，由韩国高等教育财团提供资金，北京广播学院提供场所和研究人员，合作成立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以促进亚洲各国传媒学术发展与交流，为提升亚洲传媒在国际上的地位贡献力量。富有远见卓识的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和金在烈总长，很快地与我们达成共识。金总长果断决策，亚洲传媒研究中心在2002年6月成立，并迅速吸引了一批亚洲各国传媒学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这次论坛的召开就是学者们共同努力的成果。

　　北京广播学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国家重点大学，致力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出版、报刊等传媒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是一所以信息传播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计划用20年左右的时间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特色，能够积极适应21世纪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高质量、现代化的国内外知名的信息传播大学，成为中国传媒界的人才培养与人才信息交流中心、科学研究与科技开发中心、节目制作与节目交流中心、文献信息资源汇集与发散中心。作为中国信息传播教育的最高学府，北京广播学院有责任有义务充分利用自身在传媒领域丰富的科研资源、人才资源和社会资源，以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作为纽带，为亚洲各国传媒学者进行本领域研究创造良好条件。

　　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从成立开始，就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努力成为一个亚洲各国进行传媒研究的开放性共同平台，为各国传媒学者提供沟通、研讨的场所。这次论坛和已经出版的《亚洲传媒研究》是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的成果之一。论坛和年刊将成为一种固定的平台形式延续下去，同时还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更多的沟通渠道，比如，利用网络进行即时、双向的沟通。朋友们，亚洲传媒研究中心是属于大家的，期待各位积极参与，献计献策，把她建设成为一个思想活跃、组织开放、多姿多彩的共同学术家园！

　　明年9月7日是北京广播学院成立五十周年校庆纪念日，学校计划举办“传播学国际论坛”、“中外大学女校长论坛”、“影视教育国际论坛”等系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届时，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也将举办以研讨“亚洲传媒数字化、产业化”为主题的第二届亚洲传媒论坛，邀请世界各国有影响的业界人士和研究者，共同商讨亚洲传媒的“数字化和产业化”之路。九月的北京气候宜人、景色优美，非常希望在座的各国朋友在明年北京最美的季节再次相聚。

　　最后，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祝各国朋友和各位学者在北京广播学院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元旦在即，祝各位新年快乐，事事如意！

　　谢谢大家！

　　金在烈博士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各位来宾！首先请允许我借这次机会向各位表示由衷的感谢！同时向举办这次论坛的亚洲传媒研究中心的丁俊杰教授以及中心的同仁们表示感谢，向百忙之中前来参加这次论坛的各位来宾和学者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很荣幸能够参加首届亚洲传媒论坛。这次论坛是亚洲传媒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一次学术研究论坛，论坛将从多元化的角度去探讨亚洲的传媒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之间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伴随着信息通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世界正在迈向一个共同进步和文化交融的时代。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出现了一个经济和文化领域无限竞争的时代，这个竞争已经成为左右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因素。但是过去的全球化可以被称作是被强制的全球化，当前全球化，可以说是一个激情的全球化，这个激情的全球化是通过通讯技术作为世界标准，并且通过商务的沟通来实现的，与亚洲所经历的全球化不同。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亚洲各国都在经历着困难时期。目前这种激进的全球化，实际上是基于韩国、中国、印度、日本等亚洲各国主导的通讯信息技术作为全球标准的信息。所以当前全球化时代的亚洲文化的多样性实际上是面向激进全球化挑战的应战。这点上，有着主导作用的亚洲传媒，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我衷心的希望今天的论坛能够为中国以及亚洲各国完成全球化的挑战，以及克服无限竞争时代的课题，提供非常好的机会，做出巨大的贡献。谢谢！

　　杨正泉教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副主任

　　各位来宾、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上午好！我首先祝贺亚洲传媒论坛的召开。各类传媒之间有着共性和差异，亚洲媒体避免了和历史与文化产品的接近性，彼此有相似之处，同时相互之间还存在着种种的差异，存在着媒体之间的和谐性，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交流的必要性以促进共同发展。

　　我的发言想着重就中国媒体的正面报道与舆论监督发表点看法。中国媒体一直坚持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截止到今年的10月份，中国有报纸2100多家，期刊8800多家，各网站50多万个，其中有70多个是新闻网站。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影响着中国媒体的规则，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我们把中国的宣传报道，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进行思想宣传工作的一个很有利的部分。中国媒体的报道原则是《宪法》授予的权利，中国把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写入了在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修改的1982的《宪法》。《宪法》第35条规定，中国公民有言论的自由。《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新闻自由最有利的法律的保障，《宪法》的实施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政治经济的改革，大大开放了新闻媒体的报道空间，增强了新闻报道的自由度和透明度，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我认为舆论自由主要体现在我国媒体的正面报道方面。中国媒体向来坚持以正面报道为主，我们说的正面报道也叫积极报道。我的理解是以报道正面的客观事实为主，报道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报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报道民众良好的社会风貌等。我认为对一个经济社会，不断进步的国家，和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媒体应当期积极作用。尽管政府和公众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但是正面是主流，也是客观的事实。新闻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沟通，对各个社会阶层起着平衡的作用，媒体正是通过对正面客观事实的报道，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二是积极提倡和支持正面报道。以正面报道为主，但不是唯一。事物有两面，一个国家，一个集体，一个人都不会是尽善尽美，有阳光也就有阴影，只调整一面有失偏颇，两面看问题才准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报道的质有一个由少到多，由低到高的变换过程，这也是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党和政府的支持，媒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负面报道，披露和批判事物的阴暗面。中国媒体在自然灾害、吸毒、决策失误、贪污腐败等各个方面都做了及时公正的披露，每天都有大幅的版面。

　　三是负面报道要争取一个积极客观的效果，让人民对负面报道有一个的客观理解。报道正面也不一定都能达到一个积极的效果，报道负面也不一定都是消极的效果。只要媒体有一种社会责任感，正确把握正反两个方面的报道，可以达到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同一个目的。甚至是负面报道可以取得正面所不能够达到的效果。不能以消极的态度来看待负面报道，媒体的责任感不是外来加上去的，而是一种社会权利、义务的和谐的统一。

　　第二个问题，中国媒体的舆论支持与舆论监督，中国媒体的报道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的原则。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稳定和发展，需要舆论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支持既体现在正面和负面的报道上，也体现在舆论的监督上。舆论监督是舆论自由的重要标准，舆论监督首先是人民的监督。中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大众媒体面向大众，人民赋予了媒体很大的权利。在现代的社会，大众媒体是最及时、最广泛的舆论力量，是中国舆论监督的主要标志。这首先是处于最高权利的中央的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受人民的监督。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党和国家的权利，需要加强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没有监督的权利是危险的。

　　近年来，新闻媒体对于中央政治会议有关内容都及时做了报道。使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及时了解有关的情况，对工作实施监督。如非典疫情的报道，增加了报道的公开度和透明度，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今年也对伊拉克战争进行了直播，派出记者采访，表明了中国媒体正在走向世界。

　　在中国的政体组织形式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每年一度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对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党和人民的意见都进行了充分的报道。我想特别说明一点，中国政治协商会议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协商组织，由8个民主党派及几千名优秀人士组成。共产党是执政党，8个民主党派是参与党。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节目具有代表性，是中国人民经常看的节目，加强了政府与民主的沟通，它们的成功也说明媒体的舆论监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政府公官员贪污腐败的披露，舆论的震慑力使有些人惧怕媒体的曝光，当然这同时也带来的记者被打、采访受阻的事件不断增加。

　　增强媒体监督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因素。例如对于非典的报道，对于上海首富周正毅的报道就是对贪污腐败的报道，对孙志刚收容被殴打致死的报道等等。舆论是人民和媒体的一种权利，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推动力。

　　第三个问题，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职责与道德。所有的公民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记者当然不是《宪法》之外的特殊的公民，媒体是客观事件的报道者，但他首先是这个社会的一员，他对人民群众负有责任，舆论监督也要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进行，监督者也要受到监督，记者并非是谁也管不了的。

　　最近有关于媒体对煤矿事件的报道，受到了舆论的普遍谴责。目前，中国没有新闻保护制度，对于道德的规范和保护，主要靠中央和省市区的行业协会和媒体的自律。在《中华新闻报》上就公布了北京媒体自律的公约，同时公布了监督的电话，以此来加强媒体的自律。

　　以上情况对照中国的过去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对照未来还有许多要做的事情。最需要改进的是对于负面报道的认识还不完全统一，报道的透明度还要加强，舆论监督的力度还不够，报道的透明度要加强，从而保障新闻工作的正确进行。从事实中看出，中国新闻改革的速度和深度都在加速，这是不可改变的发展趋势，祝论坛圆满成功。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