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言的题目是《新经济制度与传播观》，这个问题比较抽象，又是经济制度又是传播观，好在喻国明教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目前的媒介表现出国家制度行为和公共信息传播之间的差异，这就使得对制度的行为的探讨研究成为一个话题。当然我的问题可能没有这么尖锐，我讲这个新经济制度无非是转型期间的经济制度，当然类似的过程在70年代以后，也发生在周边或者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那么什么是传播观呢？传播有一个定义，这是美国的一位传播学家所讲的，传播是透过信息的社会互动。当然我这个观点如果从制度主义学派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发展，到今天大家都发觉，制度建设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那么传播就是透过信息的社会博弈，当然这太客观、太理性。我认为中国还是处在向现代化转型这么一个过渡阶段当中，我认为传播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社会建构的工具、方法和手段，这就是有一点建构主义色彩。

　　我的观点是，研究制度应当主要是-分析制度环境当中变化的要点。我主要讲三点，第一个就是市场机制的双向互动。因为经济制度，我们知道制度就是社会的一个博弈的规则，包括正式的规则，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规则，经济制度具体而言就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或者非货币利益的规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制度的变迁是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利益集团的分化组合，意识形态的结构，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和政治组合。

　　在中国这么一个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中，大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充分了解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博弈。比如说十年前中国电信业出现了联通这样一个竞争对手。国家意识形态也不是简单的传统教条的东西，而是现在整个国家内部存在着不同的组成部分，它反应了某一权利体制的诉求。整个国家内利益出现了分化和重组，打破原来的格局。所以，每个利益主体都不可能单独实现他自己的市场组织，他只能交换，大家形成一个相互依赖和相互冲突的过程。在这么一个体制当中，社会资源的国家计划分配方式，现在逐步的放松，形成了相对的自由空间，形成了利益相对独立的格局，这里既有产业化，也有集约化，同时对个人来说，职业专业化，也成为一种新的要求。而从整体格局来看，中国今天的社会是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能够让所有人享受福利的政策，已经用得差不多了，社会再往前动一步，有的就会受损，有的就会得益。改革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社会行为更加合理有效，而且使每一个社会群体大家都能够相互的理解，这里边肯定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噪音。

　　第二个问题就是传播意志和利益的博弈。市场经济把每个市场主体定义为一个生产者，这也就是多元化下的独立性表现。另外按照合同行为，契约意识成为多种表象，改变着人们的社会行为。经济改革就是要为新的社会秩序、社会行为创造新的空间。而传播的作用就在于，如果我们让一个信息公布的话，就可以通过信息调节的方式来传播这个新的观念。那么观点就是用最有的选择实现效率。经济结构的变化要求制度重新建构市场分配。在这个变化过程当中，每个人的意识都在发生改变，而大家的相互理解需要有效的传播，以便实现一种互动反映，使这个新制度能够顺利进行。

　　考察一个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在于考察这个制度本身是否能够包容社会每一个成员的个性发展，只有让社会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进步才能成为现实。传播工具的使用对社会经济持续地产生一个维持和再生的作用，那么传播手段在这个时候就发挥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信息补偿和心理压力释放。形成一个政策很难，但是一旦形成之后讨论起来又比较容易。一个权利高度集中的社会，在政策执行过程当中，很难有些修改。而社会结构不仅仅是体制约束，还包括一些传播方式和信息等软性的手段。一个政策决不可能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的直接产品。因为一种形式之所以存在，是根据人们对它的认识来确定的。经济形式最根本的是根据支配阶层和受支配阶层的情况来确定的。政策的操作空间就处在社会关系状态和社会主体之间。同时还有市场风险，就是能不能赢利，社会会不会崩溃。而市场导向就在于减少这个风险成本。

　　如果要从社会事实层面上企图形成这么一个新的人的逻辑关系，那就要看个体能否自制，个人能否在社会上找到一种制约平等。改革开放使中国原来的权利组合发生变化。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社会成果就是在市场关系领域里边发生了变革，推出了多元化的局面，在传播上也出现了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那么这种社会化，特别是网络这种人们带有很大疑问的新媒体，它确实起到了一个很明显的作用。

　　第三个问题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引导社会再生产。因为信息传播技术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使这个社会过去的边缘层次，管理结构层次都发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变化，主要是生产过程的信息化管理，这样通过这种亚系统的理性扩张带来了一些制度性的变化。

　　中国的现代化除了把新的传播信息技术，开发新的信息资源，作为提供一种新的文化动力之外，同时也意味着要有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因为现代化不光是GDP的增长，也要考虑不可计算的因素，特别是社会资本的增量。通过媒介操作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制度和文化关系，构成了一个政治的生存状态，这种状态我们可以说是包括了传播方式。那么这种经济基础的互动关系，推进了社会往前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多元的现象。处在这个发展状态中的国家就必须要有这样一种传播的模式，除了形成这种新的社会资源，还要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但是这种动力离不开两个背景性的因素，一个就是国际化的因素，因为国际传播他最初的动力源于资本主义的扩张。在全球化于80年代开始盛行之后，人们感到由于跨国公司的出现，对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国家行为不光是国家的行为，而可能是国内各种行为的相博弈的体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使得国家利益的发展，必须要考虑到跟国际之间交换的成本。我们拿中国做一个例子，在冷战期间没有进入国际经济一体化，但是那个时候毛泽东十大观念里边提出了一些思想。那个时候制度结构权利中心的重点是重工业，是官僚机构，到了邓小平时期，这个时候又变成了轻工业，农业。沿海地区，还有省部级的观点，到了90年代，第三代接班人的观点，就是金融外贸，电力电信，工商税务，房地产汽车等等，这些当然行业都是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制度的协调往往是由于国际因素，引发国内制定的一些应对政策。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国际化背景。再一个就是社会化的背景。刚才很多人讲到了资本意识，我们现在投资结构方面，涉及到民营能不能进入到有些产业，这还是一个悬案，而且社会结构开放也存在一个公平公正的问题，能不能有公平竞争，如果没有公平竞争，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大家有一个公正公平的市场空间。所以这个问题还值得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