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参加这个论坛。我们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是跟中国传媒业未来发展相关的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在给中国传媒业开药方。我想到中国古代一个名医的故事，中国古代有一个名医叫扁鹊，有一次这个扁鹊跟国王讨论医术的时候，国王说他的医术是全国最高明的，扁鹊说其实我的医术一般，在我家里边，我们二哥和大哥都比我的医术高超。国王问他为什么大家都不知道你二哥和你的大哥呢？扁鹊说我只是救大家在危难之中，我大哥和二哥在你还没有病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出你的症状，就可以进行化解，他们才是高明的名医。所以我利用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真正的良医是那些能够防患于未然的人。

　　今天中国的传媒业实际上是有深刻危机的，这种危机是某些代表根本性的原则，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还不是我们对这种危机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和把握，而是我们能否用准确的语言把这个危机和解决危机的办法提上日程。在中国提到改革，尤其是新闻业的改革，这是一个比较犯忌讳的词，改革意味着我们过去某种逻辑的中断，意味着现行传媒体制的现实基本价值的转型，和相应的规格、传媒功能的重组。问题是这样一个改革并不是我们这些研究者想出来的，而是我国传媒发展的现实逻辑的现实的昭示。我们的传媒体制是否给我们的人民以信息安全的保障，这是一个传媒体制合理性价值基础的问题。第二就是看我们的传媒体制是否适应新的技术革命带来的新的技术要求，以及为我们的传媒发展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发展容量的问题。在这两个问题上面我们国家现行的传媒体制都是存在一些根本的缺陷。我们国家现有体制下管控的传媒业对我们国家老百姓信息安全的保障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个缺陷可以在相关的调查当中得到明显的证实。我们在80年代中期做的一次全国规模的受众的调查当中，日常我国的居民接触国外的电台的接触率在0.9％－1.2％的状态之间，这是日常的状态，但是一旦发生了事件，比如说发生了恐怖活动，发生了疾病灾害等等这些负面事件的时候，收听境外电台的人数比例就会增长三倍以上，达到11％－13％之间。这就说明它不能保障我们的老百姓对于信息全面客观的了解。这种情况到了今年上半年的SARS期间得到了证实。在SARS期间人们获得SARS的信息主要是流动非主流的传媒，比如说网络，比如说电话的直接沟通，而这样的一些情况表明，我们国家的传媒业不能很好地承载老百姓对于环境守望、社会守望的这样一种基本安全信息的要求。而4月20号以前的表现，事实上，并不是一个个例现象，因此我们有必要检讨我们这样的传媒体制，是否在今天的形势下需要进行一些改造。

　　包括相关的政策以及我们相关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支点，这个支点就是喉舌论。我们国家媒介的运作以及相关理论的构造都是建立在如何保障党和政府的声音能够上情下达这样的价值支点上的。我们在角色转移的过程当中，从我们社会成员要越来越多的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来越多通过自己的认识和把握决定自己生存质量的现实的要求来说，分享这种公共信息就成了社会的必然，如果这种公共信息不能全面、客观的提供给我们的社会成员，那么我们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就会受到损失。在新闻传播领域里边，我认为他的价值体现就在于要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保障社会的信息安全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深刻地进行变革和转型的非常重要的社会要求。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列宁曾经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我们让老百姓了解一切。当我们的信息不透明的时候我们的老百姓是情绪化的，对于政府的评价是恶评如潮的。我们人大进行的20年的调查当中，首次看到对于政府的打分是不及格的，按照现在的传播理念，现在的政治理念，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对政府的威望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样的一种信息公开，不但从消极意义上是要满足对社会信息的需要，而且对于政府全面的建立也是必要的，而且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对于媒介的竞争力占有相关的传媒市场是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今天调整信息安全的保障这是一个现实的要求，是一个发展的必然。也有一些官员对于这样一些信息的公开、信息的分享是不太习惯的，他们常常按照过去体制下的观念来认识这种东西，他们认为信息社会的披露是他们的一种权利，按照现在的信息政治理念和传播理念，现代的政府、现代的公务人员，对于相关公务信息的披露，不是他们的权利，是他们的义务。

　　第二点如果从新传媒产业发展角度来看，完全按照过去的模式去画延长线这种模式也不能持续下去了。新的传媒业至少给我们带来两样东西，第一，过剩就意味着我们过去依赖的短缺经济时代的版面，那种时段的价值在打折扣，它的价值在下降。我们可以从简单的例子中看出这个媒介的价值。在90年代初的时候我们国家广告业当中媒介和广告公司的分成比例是2、8开，到了90年代中期的时候下降为4、6开，而到了2001年之后这个比例已经调整在一半对一半。也有人预测说不要超过两三年的时间专业广告公司所占的比例会超过60％，而媒介只占有40％。也就是说，我们按照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运作下去，很难支撑我们未来的运作。另外一方面，我们国家传媒业获得市场优势、获得市场影响力的主要的方式是进行某种渠道的垄断，这种垄断使任何一种想打通老百姓的媒介，由于渠道的把关，渠道的霸权显得非常有优势。但是新的传播技术，比如说数字化平台的建立，极大的释放了这种资源，以及卫星电视等等这样一些多通道的进入，这样的一种进入市场，使老百姓的通道数量上的增加，就会导致整个对于渠道管控的平均力度的下降。因为渠道多了，东方不亮西方亮，如果你不加以适当的开放，那么我就不走你这个通道了，有的是通道走。所以我们如果不进行深刻的转型的话，过两三年之后，90年代中期在报业方面出现的机关报的尴尬，在我们广电业同样也会出现。因此在传媒的经营和管理理念里边，经营是一种主导性的关键词，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经营主导的时代，谁能把媒介的内容生产经营好的话，谁就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不然他就会逐渐的边缘化，逐渐的退出市场，退出他的影响力。

　　最后我想借用钟南山院士的一句话，他说做好本职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在今天传媒领域里边，做好传媒的经营就是传媒领域里边最大的事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