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寻租”这个概念可能结合在一块比较滑稽，因为在现在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媒介不可能有一个寻租的情况出现。所谓的“媒介寻租”在这里只是一个切入点而已。大家都知道：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有关人员落马的事，还有在山西矿难报道中11个记者受贿的情况，还有所谓的“有偿新闻”，这些都是我们能看到的一些案例。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不光是报业集团，还有广电集团，他们压力都非常大，并且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方面暴露出我们存在着制度上的缺陷。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都是在变化中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国家媒介制度上的缺陷历史是非常突出的。在现阶段，对中国媒介比较了解的人都知道，国内的广播电视媒介的改革中，到现在大家最头疼的难题就是政策和制度的缺陷。这个缺陷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下一步带来的问题更加令人担忧。我们从亚洲的这些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包括东亚这些国家的转型变化当中就可以看到这些问题。

　　中国的媒介制度在世界上是非常特殊的。大家知道，一般来说媒介制度是公众的，以美国为代表，媒介是纯商业体制；在苏联是完全国家的一个体制。但是我们国家的媒介体制是“一元体制、两元运作”：就是我们还是国有，但是实际的运行是“一元”，运作是“两元”的。一个是他有一个政治权利，另外它由权利获得的一个经济效益。这样的话就带来一个社会资源重组的不平等。最近一段时间，中央在大力推行的是制播分离，但是现阶段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制播分离。我们现在媒介和民营公司，不是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所以这样的资源越来越集中，他所拥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也越来越集中，这样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资源利用率的低下。我曾经在有的地方发表的文章提到过这个问题，西方在商业运行的体制下，媒介追求的是市场的最大化，销售的最大化，我们的体制下我们的集团追求的是一个职位的最大化，或者说是政治权利的最大化，这样必然会使得我们社会整体结构都是在协调当中。

　　我们现在以中央电视台为例来分析。为什么中央电视台每年的广告招标都有如此多的人去投放？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几乎投放到中央电视台当过标王的企业最后都是死亡而告终。很多的企业不是从经济的效益去考虑，而是从政治上去考虑，觉得我要去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这样的体制使我们现在的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困境。比方说中央电视台管理成本高居不下，作为一个媒介集团来说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人，表现在内容不断的创新，但是中国现在的这些媒介在内容创新和投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整个媒介在这个变迁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现行的媒介制度是没有办法解决很多根本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可能就要思考一些比较核心的话题，比方说今天这些媒介体制他的下一步调整应该在哪些地方去做，这个制度的构成他应该有技术的要素。这都是器物层面的，再一个层面就是组织层面，这个要素也好变，我大不了把电台换一个牌子，这个组织的调整也相对好做。再一个层面就是规则层面，就是政策体系，这个就很难调整了。改革开放到现在，我们媒介制度当中政策系统基本上是缺乏一个保护公正，保护公平，保护公开的一个原则。最难调整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理念，在学术上讲是它的意识形态。但是我们今天在调整意识形态的时候，可能是我们制度改革当中遇到最难的问题。因为所谓的制度它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公平，公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你的效率，所以我们现在关心我们中国的媒介运行的时候，这个制度的变革可能是首要的，也是必要的。

　　所谓的公共权利的“寻租问题”，已经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情况。这里边引申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制度的变化是不是靠市场去做调整和改革。我想我们改革开放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当中，我们中国人似乎在很大的程度上（包括我们的媒介学界和业界）似乎得了一种病，这种病叫“市场原教值主义”，就是“市场崇拜”，认为一切资源的调整，一切资源的配置，社会效率的达成只是靠市场。其实这里边可能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连专门研究市场的区域，市场都可能会出现失灵。特别对于广播电视这样一种公共品，很可能出现了它的外部成本。这样的问题使我们现在关注自己的媒介的时候，老说用市场去调控，结果有些东西调控到现在为什么还是没有效果呢？我们关注一下美国或者市场经济相对比较成熟的国家，其实一个国家媒介业的调控首先不是靠市场，而是靠市场的规则，我们有的时候认为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你想干什么就干，然而我们发现美国的法律和政策之多，其实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所以我想说，媒介产业首先是由公共政策体系，和一个制度安排来选择的。你确定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你才可能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结构的媒介产业，从这方面来说，市场不是万能的。西方专门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里边讲过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作用。但是市场经济制度本身的建立却不是自发的，而是人为的，是要靠人去设计的。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似乎比较泛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其实在媒介的实践当中已经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问题。

　　接下来要说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一点点现象，这个现象我们去研究。研究美国也好，或者欧洲也好，特别是对于美国的媒介，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国内的媒介制度的变化基本上是先从产业化开始的，9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后期都在提产业化，虽然这个阶段不可能隔离开，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媒介变化的一个过程，就是中国媒介的一个再制度化过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我想借用一个概念叫做资本化的一个过程，资本越来越成为设计制度，设计政策的一个要素，在我们国家现在阶段，资本力量在逐渐的进入经济生活，所以在决策，在制度形成，在制度安排和设计上，资本的力量会越来越大。

　　比方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资源在变动之中越来越集中，集中在少数的人群和少数的阶层手里，那么这种在媒介也可以体现，现在东北和西部的媒介差距越来越大，中央和地方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心和边缘的差距越来越大，还有所谓的主流的体制内的媒介和体制外的媒介差距越来越大。所以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你去参照发达国家的政策形成的时候，包括你看默多克的数字卫星发展，你会发现默多克他的资本力量是怎么形成英国的数字电视政策的，他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所以我们会越来越直接的感受到所谓的“双寡头”的形成。这个归置理论的一个概念，因为他所归置的产业会通过各式各样资本化的手段来调控你，所以我们现在的媒介制度所具有的经济上的弹性和政治上的刚性，这种弹性和刚性的矛盾将会在未来对我们的媒介业带来更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消极面的影响。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