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和法治的社会，要求我们认可每一个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最基本权利。这是SARS给我们的启示。

　　2003年，SARS肆虐中国是一个突发事件，但其所显现出的却也是我们这个社会中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

　　首先，当我们面对一个个具体的、实在的生命时，我们持一种什么态度。我们是把他们看作享有权利和固有尊严的人，还是仅仅是一些数字？在计划经济年代，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一种整体和部分的结构关系，一个地区、一个单位，一些人或者一个人，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的利益高于一切，作为“部分”的人是没有独立的利益和权利可言的。而今天我们正转向市场经济社会，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社会是由一个个的个体——首先，是一个个的人——组成的联合体。

　　这种市场经济的和法治的社会，要求我们认可每一个人作为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同等地保护每一个人的最基本权利。

　　其次，是政府的责任，包括政府相对自己的国民的健康权的责任。1997年，中国政府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约设立了缔约国政府在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及其他疾病，以及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的责任。

　　SARS的流行，显现出我们在改革和发展的思路和规划上的问题。有些政府部门过多地把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作为政绩的指标，而忽略了对人民健康的责任。虽然中国的卫生总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的比率却从改革之初的36％降到了14.9％(世界平均为60％)；目前新建立的医疗保障制度只覆盖了全体国民的6％，大量属于农业户口的人和城市中没有工作或没有正式工作的人不享有医疗保障。

　　国家卫生服务系统的一项调查显示：因为没有钱，在城市中有病不去看病的人占23％～43％，该住院不住院的占53％～71％，住院没治好就出院的占36％～54％；在农村，有病不去看病的人占30％～39％，该住院不住院的占54％～70％，住院没治好就出院的占54％～80％。

　　SARS流行中，政府决定负担没有能力负担医疗费用的SARS病人的医疗费，以及在其后加大了在公共卫生特别是卫生防疫方面的投入，正反映出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对SARS病人如此，对其他病人又怎样呢？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城乡一体的、能普遍地覆盖全体国民的医疗保障制度。

　　再次，是采取什么方法来应对SARS流行这样的事件。SARS流行是突发事件，面对突发事件，人们最容易以自己习惯了的或已成定式的行为方式去应对它。SARS流行之初，当时的官员们曾因不公布真实的数字和情况而遭非议。孰不知不向民众公布数字和情况，不等于不向上汇报数字和情况，更不等于不重视这一问题。在传染病流行时，为求社会“稳定”，由政府严格封锁、控制，予以治理，正是计划经济年代思维方式和行为规则的体现。无奈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中国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原有的办法不再灵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办法：公布数字，政府下大力，全社会总动员。这一招很快见效，社会力量立即被动员起来，疫情很快得到控制。

　　其实，2003年夏，对SARS的处治在方法上仍有许多不如人意处：比如，虽然公布了数字，但公众只是被动员，而较少参与。在法治社会中，强调公众的知情权，原因是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公众在知情后，有可能选择，有可能参与；如果仅仅是知道，意义终归是有限的。

　　再如，迎战SARS，基本上是党政联手行动，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则较少发挥作用；而传媒则没有尽到责任，整个社会缺乏足够的反省，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不能认真地反省的民族，是还可能吃教训的。

　　仔细想来，对应SARS流行这样的事，有三种方法：一是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习惯了的做法——封闭起来，予以解决，过去遇有传染病流行，这种方法也曾解决过问题；第二种，是SARS流行后期的办法——半新半旧，体现了政府是对人民负责的政府，领导人真正关心人民疾苦，公开信息，下大力组织动员，为人民办实事；第三种，在法治和善治的原则下，更加充分地发挥执政党、人大、政府、社会团体、社区、民众，特别是民众中的志愿者的作用，多种力量，相互配合，同心合力，解决问题。

　　不过，SARS的流行和对SARS流行的思考，终竟给我们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景象。在SARS流行之后，政府决定拿出更多的钱来给那些没有钱治病的艾滋病人治病，温家宝作为总理去看望艾滋病人。我们说，并不是今年中国的艾滋病人有了比过去特别严重的增多，并不是今年中国的经济有了比过去特别了不起的增长，而是政府的思路变了：要关爱每一个人，尊重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对自己的人民负责。

　　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之中，旧的办法、旧的思路、旧的价值取向，新的办法、新的思路、新的价值取向，以至于各种不同的办法、思路和价值取向，都会同时存在。但愿我们能较为顺利和较为平稳地走向一个法治的和善治的社会。（文/李楯）

　　李楯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自1980年起，从事法学、社会学与发展理论研究，主要研究当代中国问题、法律职业和司法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