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主持人叫‘名嘴’是挺侮辱人的称呼，好像这个人有张好嘴就够了。但实际上他说的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他一定是脑子里有东西他才张得开嘴。”——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主持人马东说。

　　“你可以拒绝一个观点，但你难以拒绝一个故事。”　——湖南卫视《背后的故事》制片人阿忆说。

　　《艺术人生》：收视率就是心电图

　　1993年，朱军住在北京菜户营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每天面对着一个18英寸黑白电视，那个电视雪花飞舞，需要他不断敲击才能出现图像。电视没有遥控器，也没有开关的旋钮，朱军用一根竹竿代替遥控器，他要看赵忠祥的时候就用竹竿捅开电视。那时候赵忠祥是北漂的朱军心目中的偶像。他经常饥肠辘辘在雪花飞舞的电视中跟赵忠祥神会。在饿得头晕眼花的时候走出地下室买一包方便面用开水泡了充饥。

　　2003年，有人用“朱军朝着赵忠祥一路狂奔”的标题写文章挖苦朱军，批评他主持的电视栏目《艺术人生》，朱军并没有耻辱的感觉，相反他很满意自己，因为他看到经过多年的打拼终于跟自己的偶像并肩站到了一起。

　　这个在1993年从兰州到北京寻找梦想的人，通过一档叫《中国音乐电视》的栏目被观众所熟悉。在《中国音乐电视》栏目火爆的时候，朱军选择退出，《中国音乐电视》的青春风格对已近中年的他不合适。1999年，戏曲音乐频道整合改版为综艺频道。2000年，当时的戏曲音乐部主任孟欣把北广影视专业科班出身的王峥同朱军组合，就诞生了后来的《艺术人生》。

　　批评《艺术人生》的人和热爱《艺术人生》的人都不隐藏自己的态度。在有媒体批评朱军使用哭招逗嘉宾和观众流泪的时候，黄宗英在病榻之上给《艺术人生》写信，她代表其兄黄宗洛、黄宗江向《艺术人生》致谢。耄耋之年的黄宗英因失声而缠绵病榻之上，她选择《艺术人生》元旦特别节目《温暖2003年》谢别观众，谢别自己的艺术生涯。“作为演员的黄宗英已经什么招儿也没有了。”

　　就像有很多人熟悉和热爱《艺术人生》一样，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不喜欢这个节目。

　　《艺术人生》的编导们为筹备《温暖2003年》特别节目而邀请画家黄永玉的时候，黄永玉没有任何犹豫就拒绝了。他不关心《艺术人生》，甚至分不清给他打电话的编导是中央电视台还是北京电视台。拒绝接受邀请的还有季羡林、杨绛、孙道临、袁雪芬。他们的不合作使《艺术人生》年轻的编导发愁。

　　童自荣是对《艺术人生》深怀感激的人。制片人王峥把童自荣做嘉宾的那期节目看成《艺术人生》播出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一期。这一期节目将《艺术人生》的节目变成节日。来自社会各界观众的好评像潮水般涌来。

　　请童自荣到栏目不那么容易。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乔榛对王峥说，童自荣这样的配音演员不适宜到《艺术人生》栏目做客。“但是我们觉得他身上凝聚着太多体制的矛盾和问题，网络叫‘压迫’，我们叫‘不公’。从童自荣身上我们看到太多生活在70年代、80年代我们父辈所经历的生活，看到他们所受到的压力。”

　　《艺术人生》坚持去上海请童自荣来做节目。央视有关领导找栏目组，希望这期节目不要录。王峥坚持了两个星期，坚持把这期节目录了。播出前一天她没有告诉台长和中心主任。王峥在前一天晚上找到乔榛，跟乔榛沟通，她说希望飞到上海，把童自荣的带子给他看一次。王峥努力的结果是乔榛同意节目播出。

　　乔榛和丁建华也是《艺术人生》的嘉宾。

　　乔榛的故事也曾经让很多观看电视节目的人流下眼泪。乔榛、丁建华、童自荣是和一个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个被命名为译制片的时代。译制片曾经被视为中国社会在长久的封闭之后开放的标志。与乔榛和丁建华不同，来到《艺术人生》的童自荣为观众带来的不光是泪水，还有质疑和追问。

乔榛、丁建华作客《艺术人生》

童自荣作客《艺术人生》

　　《艺术人生-童自荣》播出后在观众中间激起强烈反响。互联网的讨论喧嚣而热烈。《艺术人生-童自荣》经历着节日般的日子的时候，也同时是《艺术人生》被批评之声困扰的时刻。

　　“《艺术人生》不是一个娱乐的节目，它是一档严肃的人文谈话节目。”王峥强烈反对把《艺术人生》泛娱乐化，不同意批评《艺术人生》用艺人隐私吸引观众的说法。“《艺术人生》是在通过艺术家的人生经历表达艺术家的人生感悟，人生感悟跟窥视隐私能是一个概念吗？我们是在和观众分享艺术家珍贵的人生经验。所有的艺人到达《艺术人生》都是安全的，我们会用自己的善良和真实之心给他们安全的感觉，让他们像对待朋友一样打开自己，敞开内心。”

　　“《艺术人生》跟很多节目的录制不一样。只要节目进入我们标志性的主题曲《今夜无人入睡》，无论发生什么，现场录制不能停，除非机器故障。三年来一直就这样，我们要保证它的真实感，保证语流的通畅。”

　　“为了回应对《艺术人生》节目模式化的批评，我们曾经试过将这个节目娱乐化，有一期请英达来演播室，知道英达会做菜，道具(师)非常辛苦，找一个火炉搬到演播室现场，中央电视台演播室万万不能生火，但我们编导剧务非常能干，我们团队是很敬业的团队，他们把炉子搬到演播室。当节目开始五分钟，朱军按照预定程序说，英达在现场给我们露一手，英达还说怎么能露一手，这时候把炉子抬出来，英达开始在节目里炒一个菜，后面还谈到婚姻问题等等。节目按期播出了，批评意见也来了，网络上每天有铺天盖地的批评意见，说《艺术人生》媚俗。”

　　“我们经常要克服改版的冲动。我在考察国外的谈话节目的时候，看到人家的椅子还是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的。他们从来不害怕模式化。他们对传统的坚持和守护令人敬重。”

　　由专作老年艺术家的《岁月如歌》改版的《艺术人生》于2000年12月22日开播。当时的《艺术人生》就像一个具有亲和力的歌友会，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属于观众的倾诉和提问，这时的《艺术人生》对观众的最大吸引力是满足了一些观众见到明星的愿望。节目培养了一批铁杆观众。代表节目《罗大佑》。

　　2001年7月13日栏目由30分钟改版为50分钟。50分钟的《艺术人生》成为一个成熟节目模式下的节目体系。代表作是《陈凯歌》、《秦怡》、《背影》。

　　2003年5月18日《艺术人生》同时在一套播出。《艺术人生》在节目中采用了多种新的制作手段，增加了“新闻热点”和“集体记忆”、“主题策划”的概念，代表作有《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刘欢：生于六十年代人》、《我的父亲母亲》、《温暖2003年》、《青春之歌》、《四分之一世纪》。

　　《无间道III》剧组12月8日亮相京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映。当晚10点左右，导演刘伟强、麦兆辉，编剧庄文强，演员黄秋生、刘德华、梁朝伟、黎明、杜汶泽、陈慧琳集体做客《艺术人生》。《艺术人生》为此史无前例地铺设了百余米的红地毯。

　　在《艺术人生》的现场，朱军少有地面对9个嘉宾。时间仓促，朱军失去了从容的感觉。那些预先由策划人员设计好的问题在朱军抛出去的时候显得生硬唐突。

　　《艺术人生》第一次没有使用那些能让人哭的道具和细节。嘉宾也以少有的快活劲头面对观众，刘德华的谈话机智、风趣、幽默，梁朝伟则神情安静、笑容优雅。《无间道III》被媒体形容为《艺术人生》眼泪的终结者。

　　但是朱军在播出现场显得疲倦，因为时间仓促，提问不够机智，也缺少呼应。

　　“《无间道III》不是一个常态节目，时间仓促，嘉宾到达时候已经是深夜，不能让嘉宾和观众等太久，只能仓促地做。”朱军解释自己的疲惫时说。

　　兵马俑、羊肉泡和《开坛》

　　作家陈忠实拿《开坛》开玩笑：“这几年来我到全国各地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比较多，东西南北都走了，所到之处人们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羊肉泡如何，兵马俑如何，下来再谈就是路遥如何，平凹如何，赵季平如何，吴天明如何，最近两年人们把这些名牌说完以后，又加了一个《开坛》如何。”

　　12月6日，在西安，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视策划人聚集一起会诊一档《开坛》，同时也会诊中国电视的人文谈话节目。

　　《开坛》是偏居西北的陕西电视台在艰难中倾力打造的谈话类节目，栏目定位以思想、文化精英为代表，“力争筑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擂台”。余秋雨参与了《开坛》最初的策划，同时试讲了第一场，对话的主题是《文人的转型》，然后陆续就有毕淑敏《开出生命的处方》、张贤亮《荒凉的一半是财富》、周国平《迷者的悟》、莫言《写出灵魂的痛》和舒乙的《读圣贤书，做现代人》。《开坛》的主持人郭宇宽是国际大专辩论赛的选手，这个27岁的年轻人两年来已经和60多位来自全国的著名学者、作家和艺术家对话。

　　总策划人王渭林把这次电视人文节目的会诊看成是一次头脑风暴，借助这次头脑风暴吹开《开坛》叫好不叫座的困局。

　　对《开坛》的困局，陈忠实不以为然：“收视人少这个要看怎么看，不可能任何一个栏目都要让很多人看，就是收视面再宽的节目也不可能占有全部，电视台的各个栏目就是为了适应不同层面的人。比如我家有一个小孙子，他闹的时候，突然电视上出来一个小燕子，我说你看小燕子出来了，赵薇出来了，那个小孩马上不闹了。我们不能把《开坛》弄到这种地步。咱们各有各的品位，各有各的兴趣，13亿人组成太复杂。文化人的层面按城市的白领阶级来算，已经相当不少，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数，能适应这些人的节目，如果搁到欧洲某一个国家就是全面覆盖了，多伟大。”

　　但很多人并没有陈忠实的乐观。学者朱学勤表现出对当下中国电视人文谈话节目的忧虑：

　　“我一直反对把人文文人化，人文不是文人的代名词，人文节目不仅是文人谈雅趣雅兴，当然应该让文人谈雅趣雅兴，但是仅限于此，人家会觉得人文节目就是文人节目，跟千家万户没有关系。我所接触的几个人文谈话节目，比较多地注重名人效应。我觉得名人效应肯定是避免不了的，从大众心理学角度来讲，老百姓希望能够看到平民之上的名人们怎么说、怎么过，也还是希望他们自己的平民生活受到重视。我深切感觉到，名人效应如果不与平民话题相结合的话，这个名人效应会出现一种孤立的、高端化的现象，它确实会失去千家万户。如果老是这些名人，名人谈的老是一些只有学术界文化界感兴趣的题目，和千家万户的平民生活没有发生联系的话，我觉得名人效应会逐渐进入自杀阶段。”

　　凤凰卫视中文台副台长刘春也表达了他对人文谈话节目的异议：

　　“我害怕人文两个字。我有时候和一些人谈话，当他们讲到‘人文’，他们脸上有非常强的贵族化表情，他们把自己的地位变得不可证伪，变成自己是天然的道德完美主义者，如果你怀疑我的‘人文’，就说明你这个人庸俗，我害怕这种东西，特别怕大家想到悲壮，这个潜意识把自己变得高贵、崇高，把自己变成优秀的极少数，因此自己的语言变成一个圈子中的语言。我想人文精神无处不在，我们具体的社会行为都有人文。我害怕我们的人文节目把自己的立场预设得太死。

　　“谈话节目是国外常见不衰的样式，是比较常态的节目样式，我们打开国外电视可以看到真的吵架、谈话、说话。1990年代以来，中国各个电视台纷纷创办了谈话节目。中国确实有很多需要对话的空间，不论是官方和民间，不论知识界和大众，不论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但是现在谈话节目已经开始衰微。我发现《对话》变成了富人俱乐部，越来越远离大众。另外一个是《实话实说》，这是给老百姓讨论的节目，它走到后期，同样不可避免地面临衰落的命运。并不仅仅是因为崔永元的离去，《对话》的后期如果说是富人秀，《实话实说》就是平民秀，老百姓用胡同式的、伪民间的语言在说。”（夏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