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文

　　生活总是比我们更富想象力。回忆一下，一个月前，你还在思考什么？纳西里耶战役的残酷正使我们相信伊拉克可能正在变成第二个越南。我们在担忧原油价格的上涨、美国的霸权，电视画面上充斥着全球的反战浪潮……但这像是一场游戏。我的意思是说，从9·11开始，此起彼伏的恐怖行动与巴格达的真实轰炸，其实都未打破我们的这种游戏感，我不相信一个身在北京的遥远的和平主义者会了解到战争的危险。而现在，没人关注伊拉克重建，我们都在谈论ＳＡＲＳ。

　　27年的浅薄经验告诉我，几乎从未有过一个时刻，死亡感比现在更清晰地呈现在我面前。这一次我不是在电视上目睹着悲剧的诞生，我身边样式繁多的口罩不断在提醒我——你的处境危险。我们言之凿凿地相信9月10日的纽约与9月12日的纽约仿佛是两个世界，但只有美国人（甚至只有纽约人）才能切身体验到这种变化。同样的，一直到4月初，我仍在相信，香港人对于这种陌生的疾病的恐慌是过度文明的表现，这可能不过是另一场禽流感——1997年的金融危机比这严重得多。但是，这种肤浅的乐观似乎正在严峻的现实前消失。是的，我们可以重复“比恐惧更为恐惧的是恐惧本身”，但是在此时此刻，这种说法令人信服吗？我的床头摆放着《霍乱时期的爱情》与《屋顶上的轻骑兵》，文学中的欢乐可以抵御现实的可怕吗？

　　但是，请等一等，我们是不是陷入另一种陷阱之中？是的，贴近性可以使我们更真实地感受到现实，就像亚当·斯密在200年前所说的，对于一个英国人而言，整个东方的消失所带来的痛苦都抵不上他一根手指的断裂。但是我们也需要知道，过分近距离地观察更会使你夸大对眼前灾难的判断。我们总是容易被局部的信息所迷惑，误以为那就是全部。如果你在4月25日时发现自己对1个月前的伊拉克战事的判断都是错误的，那么一个月后，比如5月25日，你该怎么看待你在4月21时对ＳＡＲＳ的恐惧呢？它在此时此刻无比真实，但很快你可能又会承认当时过分夸张了这种情绪。我们恐惧的往往不是灾难，而是不确定性，我们通过疯狂地购买粮食、口罩、消毒液与收集谎言，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感。

　　9·11：假期的终点

　　美国人是在9月11日清晨的8点42分感受到自己的脆弱的，而在之前他们还在热烈地谈论杰克·韦尔奇的离职。那些世贸大楼工作的年轻精英们，都如此坚定地相信，全球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浪潮，它将给他们带来更灿烂的未来。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一切支持他们的信念都发生了动摇。恐怖主义是在2001年9月11日这一天被发现的吗？显然不是。自1970年代以来它一直没有消亡，本·拉登一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头号通缉犯；萨达姆政权是最近才成为新的威胁的吗？自从1991年以来，他已经藐视了联合国决议很多次……但是，很幸运，这些危机从未真正爆发出来。美国人对于1990年代的印象是什么？非理性繁荣的股票市场，23岁的ｄｏｔ－ｃｏｍ百万富翁，格林斯潘，风流成性的总统；他们没有明显的敌人，也未遭遇严重的挑战。整个90年代的主题是技术革命与经济全球化，它们都向我们昭示必将实现的光明前景。“它是历史的假期”，政治评论家查尔斯·克劳塞默相信在整个1990年代，我们只感受到历史中活跃与喜悦的一面，却很少看到残酷与狰狞的那一面。就像我们对于全球化的理解，我们只想到了贸易投资与跨国公司，却不去面对恐怖主义的全球化。

　　“历史的假期”是人类历史中最令人眷恋的时期，它呈现了我们身上喜剧与幸运的一面，比如1914年前的欧洲、1996年代的美国，或是1997年前的东南亚。但是这种“假期”也常常造成自我欺骗，人们开始误以为，这一切和平、繁荣都是必然性的，刻意地忽略了隐藏在深处的矛盾。

　　像很多成长在北京、上海与广州的青年一样，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是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拒绝成长的年轻人。我心智成熟的过程贯穿于1990年代的中国，第一次听到“市场经济”这个名词时我16岁；我大学一年级时知道了网景公司在美国上市，25岁的年轻人马克·安德森一下子就成为了百万富翁；21岁时，我在长安街上目睹了邓小平灵车的驶过，它让我想起了在书本上阅读到的“十里长街送总理”，也是在这一年，我在北大的五四广场的电视投影上目睹了香港回归这一刻；1999年，我走在前往美国使馆的抗议的游行队伍之中，却怎么也没能找到历史的参与感；我真正感觉到历史正在改变的年份是2001年，9·11令人震惊，但令我的同龄人更为兴奋的，还是成功申办奥运会、中国队进入世界杯与加入ＷＴＯ这三件事，在一个全球已经陷入混乱的时刻，中国奇迹看起来瑰丽得不可思议，这种不可思议之处在2002年达到了新的巅峰。作为一位媒体从业者，我明显感觉到我们的国际同行们正在以极高的热情谈论中国，不同国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与新闻记者都在加入这个日益庞大的队伍，我甚至怀疑在ｄｏｔ－ｃｏｍ革命过后，他们一直是在试图寻找新的热门话题，而中国比生物科技更值得担此重任。

　　中国的假期有多长

　　2003年是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吸引ＦＤＩ国的欢呼中展开的，而加入ＷＴＯ一年的经验表明，国际竞争的冲击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同时，中国政府实现了建国44年以来第一次平稳而正常的交接。一连串极富标志意义的行动，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正在踏上一条新的快速通道。就像类似胡鞍钢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所憧憬的：2020年时，中国ＧＤＰ将与美国达到类似的水平。世界第三大咨询公司摩立特集团的总裁约瑟夫·富勒2月份在上海告诉我，在50年后的历史书中，只会分出几个段落给予伊拉克战争，而大部分篇幅将留给中国。他甚至对我说，2050年时，美国国务院中将出现会中文的决策人物，既然它已经容纳了会说斯拉夫语系的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与奥尔布莱特。而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在3月25日宣布将加盟清华大学时，他的表达实在过分具有蛊惑性了：“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对于中国的精英阶层而言，1997年－2002年是一个让他们备感兴奋的年代。”一位中国年轻的企业家这样总结过去的5年。中国的未来看起来是如此炫目，高速经济增长已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全球化给中国带来了上千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而加入ＷＴＯ则似乎确保了这一切美妙的发展已不可回头——你看，全球化潮流势不可挡。我们固执地相信，只要ＧＤＰ增长保持在7或8个百分点上，其他一切问题就可能迎刃而解。是的，我们可能有很多艰难的挑战——我们的农村问题，我们的失业问题，我们面临的自然灾害，我们的公共卫生系统，或是随时可能变动的国际环境。但是这些挑战在整个1990年代都出现过，我们总是安然地渡过了。1996年时台湾海峡的局势是如此紧张；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人相信中国是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1998年时，我们遭遇了罕见的洪水；1999年时，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使中国加入ＷＴＯ的努力看起来必将付诸东流；2001年4月，中美撞机事件又可能引发新的争端……章家敦“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的信念是错误的，但一个问题是，我们一直保持的安然无恙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运气？

　　当一种无法辨别的病毒出现时，我们所有光明的预设看起来都正在受到考验，几天前公布的9．9％的第一季度ＧＤＰ增长率也未能减缓这种忧虑。我承认4月21日这一天，我似乎终于开始理解美国人在9·11之后的感受。他们目睹了双子塔与五角大楼被撞，却不知道敌人是谁，接着他们开始收到炭疽热病毒邮件……我承认，我的反应不无迟钝。我知道，这场疾病将深刻地改变我对于自己的未来与周围世界的观点，我现在无需再抱怨我们未曾经历惊心动魄的历史性时刻，我像中世纪的卜加丘、法西斯时期的加缪，或是9·11时期的《纽约时报》记者一样，被赋予一次见证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机会。这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转型时刻，就像1978年对于今日50岁那一代人的重要意义一样。我们的那些高歌猛进、在新技术与全球化氛围中自由舒展的精神状态如今受到严重的挫折，我们的茫然无措与发自内心的恐惧，将重新塑造我们对自己的设计。同样的，我也力图知道，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将怎样塑造中国的国家性格与整个国家的情绪。

　　加入全面全球化

　　9·11意味着全球化的第一个阶段——经济全球化——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世界必须进行到全球化的第二个阶段——政治的全球化。美国人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依靠ＩＭＦ、世界银行与跨国公司来主导贸易的自由化，它同样需要通过清除恐怖主义，帮助更多的国家建立民主机制，来确保这种经济自由化的正常进行。而这场ＳＡＲＳ风暴，清除了我们头脑中“光明的前景不可避免”的幻想，使一切曾经被高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的弊病重新暴露出来——包括政治上的改变。

　　一场疾病的全球化，很快使中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全球性舆论促使中国政府必须面临着更为重要的政治变革，当卫生部部长张文康与北京市市长孟学农都因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表现不力被免职时，中国已开始真正进入全球化的年代。ＢＢＣ新闻台台长理查德·桑布鲁克曾这样解释为何新一代人不再关注政治报道——“因为政治含义必须改变，环保问题、移民问题这些都是政治，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党派政治”。

　　相似的，中国政府必须面对一个日益复杂的政治环境，这也是安东尼·吉登斯所说的“风险社会”，人们现在的行动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事件的结果；这也是越来越关注未来的社会，这要求政治体制拥有更迅速的反应能力和广泛的关注范围，并与很多独立的社会机构达成新的平衡。我热烈地想知道4月20日是否真的有望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新分水岭，它促使中国政府更直接地面对困境，而这种坦白的态度很可能撬动中国的更深刻的变革。

　　我们尚且无法评价出正在发生的ＳＡＲＳ事件对中国的历史意义，因为我们无法确信自己身处事件之中的判断。一个微小的事件既可能导致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就像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但在更多的时刻，它可能不过是历史列车暂时性的出轨，一切很快就恢复常态。除去那些对具体的政治、经济应对政策的分析，我们同样应将目光投射在这个国家的社会心理机制上。它有助于清除我们头脑中的过分片面与一厢情愿的看法，我们以为经济高速增长是必然的，一切非经济的领域的改变都是可以渐进的，政府的作用是无关紧要的，经济是中心而政治只是配角……2003年在某种程度上相似于1997年之于东南亚、2001年之于美国，它是我们惯性思维的一次巨大颠覆，并在短期内将我们抛入不确定之中。但是，一切真的改变了吗？是的，1997年之后，我们不再谈论“亚洲价值观”与“东亚奇迹”，但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是，东亚在过去30年的巨大成就并非失去了意义，金融风暴令它们痛苦，也给予它们一次更深刻的调整自己的机会，把握住机会的国家比如韩国，变得更为健康，而印度尼西亚则陷入混乱。而在9·11之后的几个月，我们都在谈论美国的脆弱性，但这种谈论改变不了美国仍然无比强大，9月12日的美国像9月10日的美国一样，经济发达与军事强盛。

　　我们总是容易陷入极端的情绪，要么“亚洲价值观”创造一切奇迹，要么它就一钱不值。理性或许并不能立刻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却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眼前的问题。它使我们在热情高涨时能够意识到存在的弊端，而在巨大的恐慌时也能告诉自己，不要被过分渲染的情绪所欺骗。我相信，这次危机使我们告别了“历史的假期”，但这也并非意味着过去的成就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因为它在一场突然的危机中表现失力。

　　不过到截稿日期为止，作为一位27岁的年轻人，我虽感觉到某种恐惧，却仍未抛弃掉一直以来的乐观气质。在我的成长中经历了好几次泡沫，它们要么感觉无比绚烂，比如互联网泡沫，要么无比悲惨，比如恐怖主义的泡沫，但这些泡沫都很快被戳破了，尽管身处当中时，人们的情绪使这些泡沫越吹越大。但这一次，ＳＡＲＳ会是另一次泡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