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主笔 许知远 记者 黄继新 伦敦报道

　　“一位杰出的记者。”斯卡迪纳——商业世界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皮尔森集团的首席执行官——对于安德鲁·高尔斯的评价再简洁不过了。2001年5月，时为《金融时报》德国版主编的高尔斯先生被宣布任命为这份创办于1884年、在橙黄色新闻纸上印刷的报纸的新任总编辑。“它令我感到颤栗与荣耀”，当时42岁的高尔斯这样评价他的新职位，“它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的新闻职位之一。在国际商业、金融与时事的报道上，没有比《金融时报》更出色的了。”

　　高尔斯并不宽敞的办公室对着泰晤士河，你可以看到河水静静地流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内，理查德·兰伯特——高尔斯的前任——用10年时间将《金融时报》带入了一条看起来前程似锦的通道。当他离任时，这份报纸的全球发行量由1991年的280，000份增加到2000年的470，600份，美国版与德国版分别在1997年与2000年创办。尽管在发行量上仍与180万份的《华尔街日报》相去甚远，但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却与日俱增，它的读者几乎囊括了政治、商界与意见领袖。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的第10页是格林斯潘翻阅《金融时报》的照片。

　　除去对于新闻职业本身的严肃追求、对于商业新闻的详细报道外，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推崇、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是使《华尔街日报》卓尔不群的重要因素。那么是什么使《金融时报》与众不同？对大多数陌生读者而言，这份报纸在1893年的一项伟大的市场策略仍具有感召力，当时经营者为这份报纸引入了新奇的粉红色，这是令《金融时报》在类似的出版物中脱颖而出的最简单与有效的方式。今日很多报纸在印刷商业版时采用这种颜色，并称之为商业粉红色（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ｉｎｋ）。但是，除去颜色，还有每一位《金融时报》的编辑都会强调的“高质量的新闻品质”外，这张报纸最重要的特色是什么？

　　“它是餐桌上的经济学”，这是一家欧洲媒体对于《金融时报》的评价，在过分注重事实陈述的新闻界，这张报纸却带有一定程度的学究气，它的经济学与金融分析，优雅而不回避专业精神。此外，高尔斯先生还乐于承认，这是一家真正的全球性商业报纸，它的3／4的发行量是在非英国地区，而本国的新闻不过占到15％左右。也就是说，在斯卡迪纳女士与兰伯特先生在1997年雄心勃勃地为《金融时报》制定全球计划时，它赶上了一股看起来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潮流”。

　　对于媒体而言，时机、潮流与自身的品质同样重要，长达4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不仅推动了《金融时报》在全球的扩张，也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它的特质——如何为一个正在形成的全球性商业社会提供所需要的声音。《华尔街日报》在每个区域设立不同的版本，并尽量使内容“本地化”，而《金融时报》则尽量“全球化”，它的各种版本几乎拥有一致的内容，它是由伦敦编辑中心设计出“四海一家”的报纸，它是不以国籍与地域为限的世界公民的读物，在这种意义上，只有《经济学人》与《国际先驱论坛报》有着类似的定位。它们遵循一种更为普适的原则，寻找一种超越区域性的视角。正如高尔斯曾写的：“这份报纸坚信超越边界的经济与政治合作。在一个全球化的年代，我们恰巧相信这是惟一健康的方式。”

　　但是高尔斯执掌《金融时报》之时，也正是这种全球融合遭遇挑战之日，这是一份充满荣耀的工作，但它却面临着更多来自内外的挑战。“在9·11之前，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对于从事了多年国际新闻报道的高尔斯来说，这的确是个伟大的时刻，从双子塔的倒塌，到安然公司的丑闻，再到阿富汗的重建，与今日的伊拉克战争，接踵而至的重大事件为这一代新闻记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是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留下来的长时间的后遗症，除此无它。”安德鲁·高尔斯在2002年12月中旬，向我们预测未来几年新闻业最重要的报道方向。

　　《金融时报》在伊拉克战争中的出色报道，在相当程度上源于高尔斯的个人经验。他是国际政治领域最重要的新闻记者之一，他采访过包括普京、拉宾在内的众多政治领袖，他还是一位中东事务专家，他与另一位同事合作的《阿拉法特传》被认为是一流的传记作品。

　　卷入这种重塑历史进程的报道的确激动人心，但是已经身为总编辑的安德鲁·高尔斯却必须面对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的重大事件使世界经济陷入恐慌，经济下滑使《金融时报》的主要客户群不断裁员，并减少广告投入。比起2000年的8100万英磅的收入，《金融时报》在2001年收入下降至3100万，而这个数字在2002年则陡降至180万。它的广告收入则在过去的两年分别下跌20％与23％。当然，这与高尔斯先生实在没有太大关系，全球的报业都在面临这种考验，除去经济衰退，他们还要与不愿意读报纸的新一代年轻人做斗争。

　　也就是说，兰伯特在缔造了一个光辉时代之后，还顺便带走了《金融时报》的好运气。当然，高尔斯先生不会承认他生活在“影响的焦虑”之中。他是一个温和而低调的总编辑，人们常常说兰伯特具有牛津教授的风范，是一位公共哲学家，但高尔斯则是一位典型的记者形象，他的身材短促却有力，他的回答没有华丽的词语却足够真诚，他的表现使他像一个乐观主义者，他坐着回答问题时还时不时把身体往椅子里陷，这个举动使他有点孩子气的胖胖的面孔分外有趣。

　　高尔斯为2003年设定了很多计划，他的一个更为具体的目标是《金融时报》的销量达到70万份。而在谈到在这样动荡的世界《金融时报》应扮演各种角色时，高尔斯说是帮助重建全球信心。更为清晰的表达是他在《金融时报》美国版5周年纪念刊上的导读：“《金融时报》身处智慧中心。我们拥有清晰的信条与同伴，我们倾向于投资于开放的市场与开放的头脑……我们的英国根基给予我们牛斗犬的品质：坚定，值得信赖与从不害怕拥有足够支持理由的战斗。对于《金融时报》而言，比起显而易见的观点，我们更愿意陈述不受欢迎的论点。当我们偶尔变得不那么受敬重和不可预测时，我们为此而高兴。大体而言，美国价值观就是《金融时报》的价值观。当这种价值观关乎提高民主、人权与自由投资时，我们会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也不恐惧美国的权力；我希望这种权力有恰当的用途。比起退回到最近的范围，《金融时报》希望美国与世界的其他地区接触。《金融时报》……”

　　这份半宣言式的文字令人想起了安德鲁·高尔斯的大学时代。1979年，20岁的剑桥学生高尔斯与他的同学一起编辑着一份独立的学生报纸《Ｓｔｏｐ Ｐｒｅｓｓ》，并赢得了《卫报》第一届学生新闻奖。24年后，高尔斯说起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人生，他最终放弃了成为舞台演员的梦想，而投身新闻业。从中他得到了三个重要的经验：首先，新闻远不止杰出的散文写作，你不是要从容而优雅地坐在书桌前写作，更需要把你的鞋底磨穿，把你的手弄脏；第二，这培养起他的反抗本能，他与同学们都试图让权威们更不舒服，他们要制造噪音来打破规范；最后，他还深深地理解了编辑独立的重要性，即使在这份学生报纸面临破产时，他们都拒绝用独立编辑原则来做交换。

　　访谈

　　“人们需要评论”

　　问：两年前，当你成为《金融时报》新总编辑的候选人之一时，你面对罗伯特·汤姆森等强劲的竞争对手，是你身上的什么特质令你最终赢得了任命？

　　答：我猜想，这是我以前丰富的从业经历的结果，尤其是我在德国创办了一张新报纸（《金融时报》德国版）。我去的是一个不熟悉的国家，说的也非母语，招募150个编辑记者，把他们组织成为一个团队，做出一张报纸来。这就是同事告诉我我被选中了时的想法，我想在德国的这个经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

　　事实上，我相信，将我在德国的经验带回来，能为历史悠久的《金融时报》提供新鲜的视角。

　　问：在德国的经历怎样改变了你对报纸的观点？

　　答：我因此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了新闻究竟需要具备什么元素。比如说设计，也就是版式：你怎样凸显报纸的独特之处，才能让人不买别的报纸而去买你的？每天都需要想一遍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是从零开始，从一张白纸开始，那么这就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历。

　　在（伦敦）这边做《金融时报》，你用不着每天都去想怎么去搞版式，但在做德文版时你自然就得每天都要注意这一点。

　　还有就是写作风格，我们该怎样突出独特、简洁、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这种事在这边（伦敦）花不了多少时间，人们甚至都不会去担心这个问题，但在德国就不一样了。

　　一份什么样的报纸才算是值得购买的好报纸？在德国这样一个报纸市场很小的地方，我们必须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让自己凸显出来。我们的成果是，现在《金融时报》德国版在德国的发行量是9万份，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认同。尽管还没有盈利，但是我们已经缩短了盈利预期。

　　问：你的前任理查德·兰伯特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编辑，是他将《金融时报》带到了今天的这个地位，他是如此强劲、如此有影响力，这有没有让你感觉到焦虑？

　　答：我没有这种感受。我非常感激他，因为我从他那里继承下了非常坚实的基业，他组织起了了不起的团队，这里集聚的人才多得难以置信。理查德做了很多事情，招收和保留了大量人才，这些他都留给了我。我接任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说：“这个地方太棒了！”“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决策。”这样做是因为，当周遭一片破败，事情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时，你到了这儿就得明白地告诉人们，你会解决好一切问题。

　　但在这之后，在我让每个人都确信我不会把这里弄得天翻地覆之后，我就开始去看哪些事情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当然了（笑），我们有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更好。我寻找和发现了我可以加以改进的事情，然后就去做。接着我又把这些事情分成了几类，哪些已经做了，哪些尚待完成。

　　第一件事就是重新审视ＦＴ．ｃｏｍ——我们的网站。它需要有新的外观、新的设计，需要和报纸保持更进一步的关系，也就是说，在编辑力量上要增加两者的融合度，同时要让人在浏览网站时能够获得与阅读报纸相同的感受。我从报纸这边聘了一个人来专门负责这项工作，她做得非常出色，重新设计了网站。2002年5月，我们还增加了收费浏览这一元素，现在我们已经有了40000个交费用户，每个用户所付费用是每年100欧元，而直到去年5月份结束时，我们的交费用户数还是零。

　　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评论力量还不够强大。以往，我们有两个版叫做“评论与分析”（Ｃｏｍ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包括社论、分析、来信、和一个每日专栏。社论更多，强有力的评述也更多，谈论的问题也更多。

　　问：所以人们称“没有《金融时报》，就没有评论”？

　　答：的确如此。人们需要评论。在德国的经历也让我明白了这一点：在报业不发达的市场上，新闻就已经足够，而在报业竞争非常激烈的市场上，你就需要优秀、尖锐、强有力、发人深省的评论，所以我把第三版也改成了评论，有两个专栏、两个约稿。这一改动获得了巨大的反响，我们从此每天收到的读者来信比原来增加了30％，来信的人既有欧洲委员会的委员，也有美国的学者，甚至还有中国的来信。就以今天为例，我们会评论朝鲜宣布自己保有核设施的声明，会有美国观察家对北约的尖锐批评，还有刚发生的肯尼亚袭击飞机事件，我们也会讨论自动防御设施（ｆａｉｌ－ｓａｆｅ）的潜在危险。

　　我们还有一些等待实施的计划，比如2003年春对英国版将要进行的改版，以及随后亚洲版的改版，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情，帮助市场恢复得更好，提升人们的信心，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问：在过去的一年里，你遇到了很多挑战，比如美国版主编罗伯特·汤姆森的竞争，以及“9·11”、安然丑闻，全世界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那么你怎么应对？

　　答：这些事情应该分成两类，我们先讲内部的事情，再接着说那些比较大的事件。罗伯特能力很强，也很受人尊敬，尤其受到我的尊敬。我接任以后关于将来的打算跟他聊了很多次，他有机会去编辑另一张伟大的报纸（《泰晤士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你怎么能告诉他应该拒绝这样一个机会。我从来不是这样一种人。如果有人进来对我说“我到了一个和你一样高的职位”，“我要去另一个著名报纸那里担任总编”，我的第一反应就会是“恭喜你”，我不会挡住别人的路。

　　问：那在“9·11”发生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答：“9·11”发生时，前任总编仍在任上，我是10月份才正式接任的。（9·11那天）我和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我们一起看电视，所有的正常工作都停下来了，我们在他的办公室——也就是这间办公室——开了一整天的会，讨论到底花多少个版面来做相关报道。最后我们决定在报纸里辟出12个版，全部是关于这个事件的分析文章。我们这么做，我想是因为《金融时报》向来与英国报界相异。所以，很有意思的对比是，在9月12日出版的报纸中，大部分英国报纸都用了整页整页的篇幅刊登照片，利用其震撼的视觉效果来加强自己的报道，连续以漂亮的版面和情感上的冲击力去争取读者，但是这种东西看多了就会让人厌倦。我们的态度是：色彩多一点并不坏，但是它没有更多的意义。此事对中东有什么影响？其幕后操纵者是什么组织？它对商业意味着什么？对股市意味着什么？是会彻底崩盘还是会紧急闭市？它对经济意味着什么？它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否已经伤害到了别人？我想这就是我们最与众不同之处。

　　那之后又有很多非常令人震惊的大事连续不断地发生。10月16日，炸弹在阿富汗境内炸响，三个星期之后，安然丑闻爆发。这一刻，我一秒钟也没有担心过不能做好一份报纸。

　　“我们是一个智慧集中之地（ｓｍａ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

　　问：在这个充满了混乱和不确定性的时期，哪一种独特的声音最准确地代表了《金融时报》的立场？比如《华尔街日报》的形象就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坚定支持者。

　　答：几周前，在庆祝《金融时报》美国版创刊5周年时我写了一篇短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了我们的政治立场。文中，我们用了这样的表述：“我们是一个智慧集中之地（ｓｍａ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

　　如果要我拿我们和《华尔街日报》作比较的话，我得说，《华尔街日报》是一张极右、极端保守的报纸，而我们则涵盖了从左到右的所有政治观点，真正体现了多元化。我们的社论在表达出保守思想的同时，同一版面上的专栏里很可能就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我们承载了大量不同的观点，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都是思想成熟的人，他们能够对这些观点做出自己的判断。

　　当然，谈到自由市场，《金融时报》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场的积极支持者。但是，我们对欧洲联盟是持批评观点的，尤其是在欧盟的防卫、外交、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自由贸易（ｒｕｌｅ－ｂａｓｅｄ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等方面。我们不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在失效的时候，政府——福利国家的政府——就应该承担起一部分责任。以中国为例，它的经济发展速度的确非常惊人、令人欣喜，但是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它在金融系统和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还相当容人乐观。

　　问：能不能这么说，《金融时报》非常好地建立起了一个“ｓｍａｒｔ ｃｅｎｔｅｒ”，为全球性话题带来了更多的见解？

　　答：是的。

　　问：那调查性报道——或称“扒粪”报道（ｍｕｃｋｒａｋｉｎｇ）——对《金融时报》来说重要吗？你怎么看待这类报道？

　　答：我觉得这很重要，我们有很多的新闻是经过调查做出来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关于公司的核心领域的新闻更是如此。同时，我们也关注政治是怎样影响经济的。我们刊载过很多深度报道文章，文章的写作方法有很多种，比如其中一些作者本身就是非常了解某行业某公司的行家，因为他们已经对此投入了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但还有一些报道就需要我们做出比较大胆的判断，比如说一个公司出了问题，为了了解问题的严重性，我们就要找与这家公司的前途有相关利益的人谈，就像调查员或是侦探那样。

　　我更愿意称这种报道为“揭黑”（ｓｈｉｎｉｎｇ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ｒｎｅｒ），而不是“扒粪”。比如今天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ＢＥＡ公司昨晚发出了盈利预警后，今早它的股价就跌了20％。我立即说我们要派最好的记者来写这篇报道，一定是有非常严重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弄砸了与美国政府签订的国防采购合同。要了解事情真相，就得向每个人了解情况。等我们的记者问完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跑遍了半个伦敦金融区。明天的头版就会有这个新闻。

　　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可以叫做扒粪，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是在揭露真相。2002年早些时候，我建立了一个调查新闻小组，其成员都是我们经验最丰富的记者，由首席记者负责。另外，我们还有长期关注的项目。从一定意义上讲，所有的新闻都应该是调查出来的，挖掘出比新闻通稿更深入甚至是与之截然相反的东西。其实，在重要的事件上需要的是可以做长期观察的人，他们才能写出我要的东西。记者常常需要花上好几周甚至好几个月围绕一个事件进行调查才能出成果。新闻调查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它正在变得愈加重要。

　　问：有人认为兰伯特先生几乎是半个哲学家，所以他让这张报纸拥有了学术腔和更多的讨论……

　　答：那些只是简单地看到他身上的哲学家气质的人其实犯了错，他的确有一些学术气，但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喜欢追新闻的人。他在1990年代初推行的改革不同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强调团队而非记者个人正是理查德的想法，他推行了评分制度，并革新了报纸的编辑风格。是他重新焕发了《金融时报》的生机。

　　问：在90年代，《金融时报》因为对全球化的关注而获得了巨大成功。你认为下一个……

　　答：你是说下一个刺激（ｓｔ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吧？

　　问：对。

　　答：因为我们已经在欧洲和英国本土市场占据了主导位置，目前31万份的发行量在泛欧洲地区还无人可以动摇，这就是我们在整个欧洲市场上的情况。我们在美国建立了很强大的分支机构，现状令我们很满意，而且过去3年来进步很大，现在（美国版）日发行量是14万份。在亚洲，这个数字还很小，但是我们已经在许多地方增加了印点。我们一直在努力，比如增加副刊、为亚洲各国——比如中国——的读者量身定做符合他们口味的内容。我们还将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使内容更加适合更多的读者，如更多相关地区事件作头版，更多的特别报道增刊，作为一个全新的亚洲新闻平台。2002年5月我去了一次日本，我发现报纸很多内容不适应日本市场，很多地方需要修改，有些新闻应该放在更醒目的位置，有的应该放在更里面，还有的根本就不适合发表出来。

　　问：给我们谈谈你的全球理想吧。

　　答：你是说这张报纸？

　　问：你本人的。

　　答：我自己可没有什么全球理想，（笑）我只对我们的报纸抱有全球野心。

　　问：诸如发行量达到100万份之类的？

　　答：时间是一个问题。我们以前的确说过要把发行量提升到100万份这样的话，但是在目前经济增长放缓的环境下，这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因为在这种时候，将资金投放在发行上，成本太高了。直销、广告、宣传等等，都需要更强劲的经济势头，我们还需要一步一步地来。我们目前亚洲市场还处于摸索期……

　　我们的一个参照对象是同属皮尔森集团的《经济学人》。不过《经济学人》和我们有很大不同，他们在发行上要容易得多。他们是周刊，而我们是日报，在配送方面这两者有着天壤之别。现在《经济学人》的发行量是……

　　问：70万。

　　答：70万。对，我们的目标是达到这个数，我们两家的读者群差不多是重叠的。

　　“呈现，呈现，呈现”

　　问：在全球化的前进步伐放缓的背景下，你希望《金融时报》能扮演起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答：全球化在放缓？你为什么这么讲？没有证据表明啊。说到全球化，你看流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一直在上升？

　　问：对，中国这边是在上升，但美国那边却出现了下降，而且全球经济活力似乎也在减弱。

　　答：但奇怪的现象是，全球化仍然保持其活力，许多公司在将生产制造外包给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我想，是低廉的全球通讯和全球购买力减弱这二者结合，使得全球化的力量受到影响。但是全球化仍然充满了活力。当然，我明白你的意思。现在全球化的确面临着很多威胁，包括基地组织的恐怖行动，但是这些威胁一个都还没有造成危害。

　　问：在你看来，今天的《金融时报》面临的最重要挑战是什么？或者说，它需要痛苦地克服掉什么弱点？

　　答：呈现，呈现，呈现。图表、设计、照片，这些东西从来都没有人加以足够重视。但是我逐渐明白了它们的重要性，因为即使你何时何事都能写出天下最绝妙的文章，如果呈现做得不好，人们就不会看你的东西。所以这是我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也许在2004年这张报纸会发生改观。但是你不能失去读者的认同感，不能把报纸改得面目全非，同时又必须有新意，这并非易事。

　　问：过去五年里，全球发生了许许多多令新闻业兴奋的大事件，如ｄｏｔ－ｃｏｍ泡沫破灭、安然丑闻、“9·11”等等。那么，在你看来，对新闻业来说下一个最值得报道的大事是什么？

　　答：战争，以及战争之后留下来的长时间的后遗症。我希望战争可以得到避免。

　　问：你在外事方面也有颇为丰富的采访经历，包括阿拉法特、普京等政治人物。你能谈谈你对自己采访过的这些政治家的看法吗？谁给你带来的印象最为深刻？

　　答：我想想，嗯，我得尽量从记忆里搜一搜……在政治领袖中，让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有充满胆魄的以扎克·拉宾。

　　很多商界领袖也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比如最近采访的诺基亚的约玛尔·奥利拉。还有好多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刻，但是却让人尊重。你不觉得吗？人道主义组织都很友善，包括那些反资本主义团体，只是工作逼使他们装出一副强硬的样子。

　　问：那么你的个人经历会怎样影响这张报纸呢？你会往《金融时报》里加入更多的国际政治报道吗？

　　答：很有可能。首先，我从事新闻业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对国际事务报道的兴趣。所以我当时加入了路透社，没有什么职业会比路透社的记者更国际化了。他们对你做完培训后，会先让你在伦敦呆8个月，然后就把你送到世界各地去。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我想要去看这个世界，去认识很多人。

　　问：你年轻的时候，哪些作家或新闻工作者对你的影响最大？

　　答：在小说方面是狄更斯，在戏剧方面是哈罗德·品特，在德国文学方面则是君特·格拉斯。还有斯威夫特，作为一名新闻人，我从斯威夫特那里学到了他怀疑一切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