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着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５月１日是公休假期，可是北京大学医学部的两千多名师生，却在这假日的清晨举行庄严肃穆的升旗集会，重温入学时随时准备为人类医学事业而奋斗的铮铮誓言。

　　学生代表史艳菊和孙蓬明饱含热泪作了发言：“这一身白衣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只要疫情需要，我们随时准备上前线！”“既然选择了医学作为终生职业，在牺牲与奉献面前，我们无怨无悔！”“生命虽然脆弱，病魔尽管肆虐，而医者无畏”，北大医学生将以青春来捍卫生命的尊严！

　　在许多人纷纷离开北京或取消原定来北京的日程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邓宏魁教授却取消了原定的工作日程，于４月２７日毅然登上只有６名乘客的越洋飞机，由美国回到北京，投入抗非典的攻坚战。

　　２００３年的春天，对于全球医护工作者，尤其是对全中国的医护工作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外行”，我每每被他们对人类健康、生命的庄重承诺和无畏的奔赴感动得热泪盈眶。与此同时，它也促使人们不能不思索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问题：我们常说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别，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果真如此吗？

　　三年前火车票春运期间狂涨其价的时候，我写文章予以批评，发表在《中国经济时报》和新浪网上，激起全国媒体纷纷向其发难，律师行和消费者协会也都加入这场保卫公众经济权的“战斗”。这场“战斗”最终导致次年春运涨价听证会，这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第一次听证会。每年春秋天都是疫病流行的季节，因而也是医务人员最忙碌的季节；如果遵循铁路运输系统的逻辑（春节旅客运输繁忙，因而火车票就应当涨价），此时医务系统完全可以挂号费涨价、医药费涨价、住院费涨价，有关医疗卫生系统的每一个环节都有理由顺风涨价。

　　对肆意流行的“非典”的抗战，医务工作者岂止是比平时繁忙，简直就是身在生死战场。医疗卫生系统闹情绪要求他们的各个环节涨价了吗？他们喊他们太冤大头了吗？他们向社会公众高叫他们千万倍辛苦因而必须有相应的酬劳了吗？众所周知，他们没有，甚至可以说他们是以视死如归、慷慨赴义的精神状态投入自己的本职工作。那么，他们为什么没有要求涨价？是他们要求也没有用吗？果如此，那么为什么旅客运输系统的要求就有用？客运系统可以“随行就市”，为什么医务工作系统就不可以？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根本原因就是行业本身的“天性”。有的行业“天性”高尚，有的行业“天性”非高尚，或反高尚。这“天性”其实是文化赋予它的，并不是开天辟地就这样。对“天性”高尚的行业，人们以高尚的标准要求之，自己也以高尚的标准自律；对“天性”非高尚或反高尚的行业，人们以非高尚的标准或反高尚的标准要求之，自己也乐得低道德标准的实惠。这个现象说明，三百六十行，即便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可是在道德层面上却是有差别的。

　　关乎人类生死的大疫面前，医护工作者是天使；关乎中华民族大团圆的时节面前，客运系统却一味强调自身的利益。如此的天差地别，我们怎么看？怎么办？歌颂一下天使高尚，谴责一番客运就完了吗？我觉得不应这么简单，而应当把它们放在社会协调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首先我们不能听任任何行业得机会就乘机涨价。它的“自甘”意味着公众的“他苦”。我们不允许这样的逻辑盛行。如果这个逻辑盛行，天使类行业将萧条，萧条得悲凉冒傻气。

　　其次，我们怎样遏止这样的逻辑盛行？我提个建议，请全中国人民思索：国有系统垄断经营的任何行业，请注意，是国有系统垄断经营的行业，决不允许乘人之难、乘人之喜、乘人之节顺风涨价。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行业，忙时是你，闲时是你，风险时也是你，你不能只享这个行业的福，不受这个行业的罪。我建议重审春运涨价这桩公案。我认为它涨得毫无道理，如果这个定性不差，我们就不应该允许它２００４年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