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颖波／文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们仍然十分渴望改革当前的政治，这并非因为生活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人们有什么高于别人的奢望，只是简单地出于看不惯警察随便冲进别人家里或者是乡长非要全体百姓种植某一种庄稼而已。恰在此时，执政党提出了建设政治文明的口号，大得人心。

　　但是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到那一片光亮的自由而平等的世界里边去呢？这个简单的问题又不得不使人们陷入最为具体而复杂的思考当中。

　　关于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在世界范围内由来已久。不论其实质的内容如何，表面上看，法治的主张博得了世界人民的普遍认同，这使得我们也跟着改变了方向。研究者告诉我们，政治其实并不像祖先告诉我们的那样神秘，政治说到底就是人和人如何相处的问题。主张人治的人说，人和人不同，有一部分人因为得到了上天的授权，或者因为本身的杰出素质而取得管理另一部分人的权力；主张法治的人说，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彻大悟者能永远不犯错误地引领人们永远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走。在人治论者的眼里，法律是智者调度别人的工具，是统治者手持的利器；而法治论者则告诉人们，法律本身就是政治。它自己就代表着公平、正义、平等和自由，它要求一切人都平等地臣服于自己。

　　现在，在中国，各界智慧精英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有人主张首先要发展执政党内部的民主；也有人主张制度先行，迅速建立起各种善良的制度；还有人提出要自下而上，顺着乡村直选的路向上攀登；还有不少人主张先从建立公民社会的目标做起，不断移植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的基因。甚至有人提出通过危机解决机制实现远大的政治文明目标，就是说任由社会危机出现，然后通过解决这些危机推动政治不断向前发展。在政治已经清明到允许思想的翅膀自由飞翔的今天，研究者们已经有足够的胆量深入到曾经被视为禁区的神秘的现实政治领域当中，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不满足于学问家的称谓，希望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具体进程，在他们精心设计的路径当中，人们看到了思想的光辉。

　　在研究者提出的多种通往光明的道路当中，我们注意到了一种可能是最为平和、最为有效，也可能是最能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的简单路径，这就是法治改革的路径。很多人相信，不断加强立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现状就能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种思想来源于现代法治理念与中国当代实际的综合性研究之中，这些学者不仅把建设法治国家作为法律自身发展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把它当成神圣的政治目标来追求，这些人坚决相信法律与政治本来就是一回事，不可能分开。重要的是，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共和国短暂五十多年的历史当中，每当法律——哪怕只是法律的形式——发挥作用的时刻，政治就比以往清明了许多。

　　这些人依照年代顺序告诉我们，以开庭审判“四人帮”这一历史事件为标志，中国的政治开始从动乱时代走向渐进的文明进程，以八十年代初的九项基本立法以及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普法运动为先导，法律的理念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生活，而后在中国各个领域内引起广泛争斗的我们自己的“人治与法治”之争使得现代法律意识逐步变为具体而形象起来。之后，国家进入富国强民的经济建设年代，经济基础的改变使得学者们有机会大批量地将世界文明国度上千年法律文化结晶移植到中国这一片干枯而广阔的土壤之中。在政治理念缓慢地变化之前，研究者有机会在现实的实际需要面前，将外国先进的法律条文和技术层面的操作以及一些专业术语引入到我们逐步生成的命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当中，在这个短时间内建立起来的庞大法律体系内，人们发现，无论在民事的、刑事的以及行政的基本法律当中，在所有的实体法和所有的程序法当中，几乎无一不包括外来的、为全人类所共同尊崇的法律理念。

　　中国的法律体系现在仍处于不断修改当中，如果我们不把其中存在的时代局限太过分地当成一回事的话，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看到它们对于现实生活尤其是中国的政治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新的刑法使得国家机器不能再随便将一个自由人投入监狱，而民事法律的基本精神则无处不在地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和重视契约，而在此期间创设的一系列有关行政权力的法律正在通过国家法律的强迫力迫使政府以及官员们不敢肆意妄为。

　　事实上，先前我们从原苏联继承来的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法学思想，也为现时中国在改造法治自身的同时改造政治创造了相当有利的条件。因为没有三权分立，所以，在中国，政治与法律的关系无比亲近，无论是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还是行政机关，各个领域的改革相互促动的作用非常明显，人们高兴地看到，法律不再只是听命于政治领袖，它正在越来越有力地改造着我们的政治。

　　另外一个相当有利的条件是全球化浪潮适时地推进到中国。加入ＷＴＯ引起了中国新一场变法运动，而这场正在进行之中的变法运动正是为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环境而展开的。

　　在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物质文明成就的今天，人们比以往更加寄希望于政治变革会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文明。重要的是，我们已经认识到政治变革不再仅仅指造反和革命，也不再只是依靠政权的更迭才能完成。人们应当有信心通过现代法治的建设来完成我们的政治改革，创建新的政治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