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蔚 嘉宾：王林

　　首都北京有这样一个记者，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能看到以他和他所在的媒体为标志的路牌灯箱，他曾经采访过上海的APEC 、文莱APEC、俄罗斯大学、中国加入WTO、莫斯科深奥等大型活动，他足以让2001年7月13号的北京人为之振奋，他一早与中国所有媒体第一时间发回北京申奥成功的巨幅照片，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引发过沸腾欢呼的时刻，他还远赴南斯拉夫、东帝汶、阿富汗等国际冲突地方采访，他说作战地记者是他最高的追求，他就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王林。

　　张蔚：王林，你好？

　　王林：你好。

　　张蔚：你刚才在这个短片里最后一句话，是引了你的一句话，做战地记者是一个记者的最高追求？为什么这样说？

　　王林：我看过两本教科书上当谈到战地记者，它的定义就是最高级别的记者。

　　张蔚：为什么这么说呢？

　　王林：因为他们第一，他们的风险不言而喻的，他们所承受的压力也是不言而喻的，然后他们的工作，那种环境下的工作，每一个字写出来的东西和在和平环境下写出来的东西，那种感觉、那种努力、那种付出的代价，统统是不一样的；战地记者应该是这么说，他的死亡率是记者人群里死亡率中最高的。

　　张蔚：说到战争我想你亲历过阿富汗的战争？所以能给我们的观众用三个词，来描绘阿富汗的战争？你会选择哪三个词，为什么？

　　王林：第一个应该是一种震撼，第二个应该说是，我的理解应该说是无辜；第三个应该说是光明。

　　张蔚：震撼是震撼到你了吗？

　　王林：对应该是震撼到在那里生活的每一个人。

　　张蔚：你去之前，心里有没有大概一个印象，或者有个期待值到那儿会看到一个什么印象？

　　王林：随着飞机不停的下降高度，你就会发现一幕一幕你所看到的，是这个国家在承受着一种什么样的苦难，那个时候对我的震撼仍然是很强烈，我没有想到它的破坏程度，一个机场的破坏程度，可以说没有一座完整的建筑；那个是我没有想到的炸得那么惨。

　　张蔚：你用了第二个词是无辜，指得是那儿的人民吗？

　　王林：我也指得是很多人，比如说当地的普通老百姓，任何的一个百姓面对战争的时候都是无辜的，我认为是这样的平民都是无辜的，但是每一次受到伤害的永远是这些平民，全世界都是如此，这是一个无辜；第二个我也在阿富汗采访过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我问过一个十八岁的战士，我说你知道阿富汗吗？他说我不知道，他说 在“9·11”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国家叫阿富汗。

　　张蔚：“9·11”改变了他的命运？

　　王林：当他们来这儿的时候，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他才知道阿富汗是这么一个国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也是个无辜的，我认为他也是无辜的；你想想他才十八岁。

　　张蔚：那怎么能用到光明这个词呢？这场战争最后要改变的是什么？

　　王林：我看到了很多，比如说我在那儿碰到了无数个第一次；第一次他们的电影院开了、第一次他们有了自己的足球赛、第一次他们举办了拳击赛、第一次有了女子美容院、第一次妇女穿上了婚纱、还有很多第一次；比如说第一次有歌剧表演文艺演出，第一次电视台开播，有新闻的播音，第一次碰到了阿富汗的第一个女主播，不是盖着头的，没有面纱的一个女主播是全阿富汗几十年来第一个女主播，能够抛头露脸的一个年轻的女士，我在那儿每天碰到的都是第一次。

　　张蔚：这些第一次让你激动吗？让你感动吗？

　　王林：我觉得我替他们感动，我替他们也感到高兴，他们终于有了一种，我认为相对比较幸福的水生活。

　　张蔚：听你谈到第一次，你的脸上都光明起来了，比你刚才给我形容刚刚到阿富汗机场降落的时候，看起来光明多了？但是战争本身毕竟是很残酷的，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那儿见到过的最触目惊心的场面？

　　王林：触目惊心的场面很多，但是给我印象中比较深的，第一个就假肢厂。

　　张蔚：假肢厂？你是知道要去那儿采访还是……你怎么会去假肢厂的？

　　王林：这说起来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我看到大街上，就是喀布尔街头就是戴着假肢的人特别多，就问我的翻译，假肢为什么很多，他说我明天带你去个地方，那个地方更多我还拍了片子，这个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孩，当时在给他们量假肢，整个一条腿都炸掉了，这是个假肢工厂，是由国际组织援助给他们的。

　　王林：这是一个人他的两条腿都没有了，这个生产假肢的工厂，这个他的车间，生产的有全腿、有半条腿、有整个的一条腿。

　　张蔚：他们一天最多能做多少副假肢？

　　王林：能做三百副，但是供不应求；生产假肢的人本身就戴着假肢，就是残疾人在生产，这个假肢主要是地雷（造成的），我在这个假肢厂给我的感觉就是，从那以后我无比的痛恨地雷，他给人带来的摧残；我觉得那种摧残是生不如死的一种摧残，我那儿有一张片子，我实在不忍心去拍那个孩子，那孩子大概八岁，他被地雷炸到什么程度，他只有上半身，但是他活下来了。

　　王林：当他父亲推着板车过来，要求医生给他做假肢的时候，医生就摇头说，我没有办法给他做假肢，因为他失去了下半身的所有怎么做假肢；于是那个父亲就蹲在那边抽烟，把他的孩子绑在三轮车上，当我看到他那个情景，我拍照片的时候，我真是不忍心拍那种场面，我就给他盖的那个被单给他盖上以后，我才拍了这么一张，但是那种感觉绝对是一种特别残忍的东西，但是在阿富汗你知道有多少地雷。

　　张蔚：多少？

　　王林：阿富汗有上亿颗地雷，还没有被排除的地雷，它是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就开始埋，一直埋到现在，就是他们说只埋没有排，从苏联军队一直到现在都是地雷，在记者圈里有这么一个事，就是说NHK记者在拍这个画面的时候，编导就随手拿了个石头向远处一扔，无意中就把一颗地雷给打着了，轰……就起来了，概率相当高。

　　张蔚：你在假肢场看到刚才那个孩子和看到其他排队等着安假肢的人，他们的目光是什么样子？

　　王林：多半透着一种无奈。

　　张蔚：你觉得他们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王林：下半辈子就要这样去过，你知道不管他们接受不接受，这就是现实，在阿富汗对于戴假肢的人而言，实际上我觉得阿富汗人是两种；一种是不戴假肢的，一种是戴假肢的，人数同样很普遍。

　　张蔚：可能到什么样比例戴假肢的人？通过你的观察？

　　王林：我在当地农贸市场，随便看看在一个水果摊上，一个菜摊也卖水果，一圈围着十来个人，戴假肢的人有三四个没问题，百分之三四十，我倒不敢说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最起码在那你看到了，但是我跟你说，你在大街上如果要找戴假肢的人，那太多了，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很特别，我想战争让他们的忍耐力很高。

　　张蔚：你刚才讲的这些都充满着一种很残酷很血腥的味道？你在那儿 尤其你是从一个和平环境去的，有没有感觉有时候心理上很难以承受这些？

　　王林：我倒不是觉得我承受不了这些东西，但是我有的时候觉得不应该，把过于残酷的现状告诉我的读者；比如说那个假肢厂的男孩，我实在是不忍心去拍那张片子，那张片子对我来说，也可能会得什么奖，但是我真的不想把那种残酷的景象，去告诉我的北京读者，我只要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人，用文字去叙述就够了，那个东西对和平年代的人们刺激太大了。

　　张蔚：除了你刚才说过的那些第一次，有没有其他的什么人和事，让你稍微振奋一点，能够看到更多的希望，比如说孩子？

　　王林：这是小学班的，真的很漂亮这个小女孩。

　　张蔚：这眼神笑起来很天真的？

　　王林：这是那个学校外面被美军炸掉的一个地方，这是我给他们拍照他们特别高兴，特别可爱，但是这是反塔联盟一个最小的小孩战士，正式的士兵他只有十三四岁，比刚才那些学校的小孩大不了多少，还有一张你能看到正面，两个小孩大概十二三岁，我想枪托放在地下，他们比一个步枪高不了多少；大概高一个头吧。

　　张蔚：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王林：这个孩子同样也是蓝天之下，却站在坦克上，那些孩子蓝天之下冲着太阳，一张张的笑脸。

　　张蔚：你说，这些孩子能意识到？战争对他们生活起到什么影响？现在能上学又对他们的生活将来有什么改变？他们能感觉到吗？

　　王林：小孩是很天真的，我觉得他们感觉不到，因为从他们生下来就面对战争，他们在战争里长大，他们反而觉得和平对他们来说是个很奇怪的或者说是个很新鲜的东西。战争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熟悉一种场景。

　　张蔚：你有没有那种冲动？

　　王林：就是翻兜看有没有糖，要给他们一点什么让他们能感觉到，我在潘尼西尔腹地曾经碰到过，当时采访瓦西德的那个坟茔，曾碰到过两个小孩，我当时我兜里有一个MM豆 有一袋，我给每个小孩一粒。

　　张蔚：他们见过吗？

　　王林：但是他们拿在手里不知道是什么，所以就不吃，他们纂在手里，我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们说的达利语我实在是不懂，翻译也不在，我就拿了一颗塞在嘴里告诉他们这个东西可以吃。

　　张蔚：他们跟着你做了吗?

　　王林：跟着我做了这个动作，也挺难忘的，吃了这个MM豆以后；突然发现这个东西特别甜那么好吃，特别惊讶惊喜的（表情），可惜当时我没带照相机，我应该把那一瞬间拍下来。

　　张蔚：他们那个惊喜的那种感觉也挺震撼的？

　　王林：因为他们没见过那个东西，我觉得他们会记一辈子。第一次，我们在电视机上经常能看到，阿富汗妇女以前要从头盖到脚，你根本都看不到她们的脸。

　　张蔚：脸一点都不露出来？

　　王林：作为一个女的我总在想，如果真的在那么一个环境里生存真的很难，平常的时候，碰到的女性，通通都是面纱一直到脚。

　　张蔚：你习惯吗？面对着一个人，这个人从头到脚都是被布包着的，你要去跟她交流你习惯吗？

　　王林：刚开始可能不习惯。

　　张蔚：你有没有找她的眼睛？

　　王林：我试图找，因为原来我觉得，有一块是网眼的，你如果想找到她眼睛的话，一定要在阳光特别斜的一瞬间。

　　张蔚：你能发现她的目光？

　　王林：但是那个东西很难捕捉到，在她们的规矩里头是不能跟男人，除了亲属以外的男人说话，那个时候我们住的宾馆里头，就是我们那个宾馆吧，全世界的记者都在那里CNN BBC的；怎么判断这个面纱后头这个女性？怎么判断她的年龄？怎么判断她是时髦和美丽呢？互相讨论出一个识别的符号，先看她的鞋。

　　张蔚：鞋能看见不是都拖地的吗？

　　王林：在脚脖子这儿，当一个女的穿着高跟鞋的时候，她一定年轻，而且相对来说她很时髦

　　如果是穿着一个平底布鞋，这肯定是个传统的，也就是说不太时髦的阿富汗妇女，我们就可以想象这个人到底漂亮不漂亮，通过她的鞋，我们再猜，因为打赌是没有用的，可惜没办法核实，没办法知道答案，这也是记者之间互相聊天的一个话题吧。

　　张蔚：怪不的人家说王林在阿富汗老是低着头走路呢？

　　王林：我跟你说每看到穿高跟鞋的人，都要多看她的脚部几眼，不光是我们阿富汗男人也一样。

　　张蔚：真的吗？你注意到了？

　　王林：因为你想，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完全隔离的社会，比如他们当地的公共汽车，他的公共汽车不是前面下后面上，他的公共汽车是一分为二的，男的是跟司机往前，那一半是男的乘坐区，中间是个木板。

　　张蔚：还有个木板？

　　王林：整个给隔断了就等于是分成两截，公共汽车的后边那一半是给女性乘客坐的，于是下来的时候，如果我要是阿富汗人的话我带着我的妻子，我的妻子要上后边，她坐后面去我坐前面去；经常可以看到男的下来了，冲着后面喊两嗓子，后面一女的蹬蹬蹬下来了。

　　张蔚：要是带错了怎么办？你看不见？

　　王林：人家都过那么长时间了，应该有识别的方法。

　　张蔚：有别的识别方法？我知道你去阿富汗之前刚结婚不久，去这么危险的地方，你太太愿意吗？

　　王林：那时候她知道我经常去这种地方，我也不是第一次了。

　　张蔚：她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是吧？

　　王林：她是我的同行也是一个单位的。

　　张蔚：虽然刚才说，你太太没说什么就让你去了，其实她也是挺担心，直到今天跟我们谈到这个事情还是挺揪心的，我们去看一下？

　　[视窗·短片]

　　有二十天将近一个月时间，我没有其他渠道去获知他的信息，所以那个时候，他每天下午的五六点钟，傍晚的时候会往回发一批稿子，发到我们报社的一个公共信箱里，我每天那个时候一定要坐到电脑前面，进入那个信箱，看看那个稿子来没来，如果来了，心里就特别塌实，如果要过了时间要没来，就特别着急，特别怕他出什么危险。

　　张蔚：现在知道人家当时让你去，是不让你有后顾之忧？

　　王林：是的。

　　张蔚：你当时能想到她每天在家那么着急吗？

　　王林：谁叫咱们干的这一行呢。

　　张蔚：是什么原因让你抛弃新婚的妻子去这么危险的地方？

　　王林：我作为一个主管采访的头，我应该有这个责任，因为我也跟他们说过，我的指挥口号 指挥原则很简单，永远不会喊给我冲，我永远会跟你们说跟我上，在最危险的时候，能说你派别的记者去吗？！

　　张蔚：你走之前有没有想过，可能会有危险，可能会有意外？

　　王林：这个东西是这样，我是不敢想，尽管人家告诉你，不能下马路，有地雷。

　　张蔚：你怎么还会有机会，有踩雷的经历？

　　王林：这个东西就是在和平年代里，在北京生活的人，你哪知道大城市里喀布尔首都啊；首都大街上，你都不让下马路牙子，反正我没那个习惯。

　　张蔚：最悬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王林：最悬的一次是去潘尼西尔腹地的时候，车胎爆了要换车胎。

　　张蔚：是在公路上吗？

　　王林：在公路上，我就下来去看看，那旁边是山谷，我就迈出去了，我那个司机叫奥迪，他看见我刚要迈出去那一步，结果一把把我给薅回来了，我就摔在路上我没注意，他就往前头一指；我就明白了有地雷。

　　张蔚：他怎么知道的？

　　王林：他可能看到那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就说那个地方，比如说三块石头摞成，底下是三块石头，上面放一块小石头，一个小石头堆可能就意味着是什么，他当时幸亏那一把，没准我也戴着假肢回来了，就是那一把给薅回来了，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有点后怕。战地记者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忘记危险的时候，你达到那种境界了，这境界可千万别达到，我觉得这个还是经验不行，我连防弹衣都不穿；没有用你知道吗？

　　王林：我们买的防弹衣特别有讽刺意义，防弹衣里面有一个质量保证卡，说给我上二十万的保险金。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一枪打穿了，质量有问题还可以拿回去退，我说防弹衣那有机会拿回去退，一枪完了你质量不行，我就完蛋了，什么叫二十万保险金，我就莫名其妙，那种保险金我就觉得不吉利。

　　张蔚：你觉得有点自欺欺人？

　　王林：我觉得很不吉利这个有点迷信，我觉得我们花好几千块钱买的防弹衣就一次没穿过，

　　而且觉得最好的防弹衣就是微笑，你跟谁都笑，人家就不把你当敌人。

　　张蔚：你在那儿有没有真正面对过死亡？

　　王林：曾经碰到过意大利一个女记者被打死了，当时在整个旅馆里头，包括所有的记者大概有将近一百人，就各国的记者CNB BBC都在里头；大家确实那几天的心情都不好。

　　张蔚：这记者你认识吗？

　　王林：在这里头住过而且住房的登记上有她，她是在贾拉拉巴德被打死的。

　　张蔚：你害怕吗？

　　王林：谁也不想把那种失望和恐惧带给所有的人，当时在阿富汗大概有多少外国记者，当时是我们撤出前联合国跟我们说；大概是有一千一百人。

　　张蔚：你有没有统计过就在这一千一百多人当中，会有多少人遇到危险？

　　王林：像这个女记者一样，十月份的最新统计二十多人，是一年的时间还是从开战到现在

　　就是轰炸那一段，二十多个人牺牲。

　　张蔚：记不记得在阿富汗最让你感动的一件事是什么？

　　王林：回家。

　　张蔚：知道第二天要回家头一天晚上睡得着觉吗？

　　王林：头天晚上都不知道自己能回家，买不成飞机票，联合国的运输组织有个规定，它是先尽着联合国官员，假如说联合国官员没那么多人有空位，然后就补记者你只能是，我们大概是早上九点钟带着车，跟着翻译到联合国运输组织门口，然后你听信，那时候不只我们一个好多记者在门口听信，结果正好那个飞机没什么联合国官员，大概只有十几个联合国官员，一下能上七八十个记者，那个高兴，其实在飞机上的时候，有一个挺感人的，当飞机起飞的那一瞬间，飞机广播里说欢迎回家，当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反正好多人都热泪盈眶。

　　张蔚：你呢？

　　王林：我也热泪盈眶，我当时（眼泪）没掉下来，但是好多西方记者，那种感觉我说不出来

　　终于回家了，它那个欢迎回家的那个家，实在是让每个人勾起了每一个人各种各样的想法，然后那个空姐出来的时候，很多西方记者都拥抱啊，那种感觉确实让我难忘真的难忘，当广播里说欢迎回家的时候，真是很难忘。

　　张蔚：那我们今天也对你说一句，欢迎回家，谢谢你来我们节目！

　　王林：谢谢。

　　个 人 资 料

　　1968年生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

　　获法学学士学位

　　《北京青年报》采访部主任 总编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