炭疽恐赫冒险进京 首都大报戒备森严
《华盛顿邮报》,创刊于1877年,美国首都华盛顿最大报纸,以调查性报道见长,其对水门事件的揭露导致尼克松总统下台,对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促成了越战的结束。这两组著名报道使该报声名大振,成为全国瞩目的大型日报。2001年3月至9月的日平均发行量为759,864份(平日刊),居全国第五;星期天刊平均发行量为1,059,646份,居全国第三。
一、 风声鹤唳炭疽病
到《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正是美国人被炭疽病弄得一片愁云惨雾的日子。在一些地区,如佛罗里达、纽约、华盛顿,人们更是谈虎色变,如惊弓之鸟。因此,在很多亲友的竭力劝阻下,我险些放弃这次采访。
2001年的美国,不仅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还出现了由南至北的炭疽病传染灾难。虽然我们现在知道炭疽病事件与拉登的基地组织或塔利班无关,但这一迄今仍未破获的案件在当时引起的大面积恐慌,一度超过9.11带来的影响。
炭疽病首次爆发于去年10月4日(事后查明,第一封炭疽病毒信于9月18日寄出, 在9.11事件发生后仅一周)。当天,美国传媒集团(Media News Group)属下的《太阳报》(The Sun)一位63岁的美术编辑罗伯特·史蒂文斯(Robert Stevens)突然被诊断感染了已在美国绝迹数十年的炭疽病,而且是致命的“吸入性”炭疽病,一天后不治身亡。与此同时,他的一位73岁的同事也感染此疾。有关部门将《太阳报》所在的美国传媒集团大厦人员全部搬出并进行彻底的清查和检验,医生抽取了全部员工的血样,专家建议员工们在30天内服用抗生素。卫生部的调查人员最后推断,病毒(后来人们说是一种细菌)可能是在9.11事件前后传入该办公大楼的。消息一出,全国哗然。各媒体立刻猜测是恐怖分子以生化武器进行的另一种袭击。10月10日,就在美国开始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后第四天,联邦调查局宣布发现第三例炭疽病例,患者仍是传媒集团的成员,只不过这次是一位36岁的女性。次日,美国国务院通知所有驻外机构准备炭疽病抗生素,并要求全国防备可能遭受的生化武器袭击,人们顿时紧张起来。
国务院官员们的话音未落,位于纽约市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总部也发现了炭疽病感染者。10月12日,该公司高级官员证实,公司一位女职员接到并拆开一封夹有可疑粉末的信件,随后出现发烧和面部燥红症状,诊断结果是患上了皮肤性炭疽病(比吸入性炭疽病好治些)。当天,布什政府向国会提交议案,要求增加20亿美元紧急拨款,用于应付生化袭击。副总统切尼当晚声称,近日在美国发现的4起炭疽病例可能是本·拉登及其基地组织所为。NBC在洛克菲勒中心的办公区被迫关闭接受检测。我当时和许多纽约人一样,从晚间电视节目中看到这些新闻时有些紧张。当时电视画面还报道《纽约时报》大楼一度关闭,很多穿着防化服的检验人员进出该大楼,门口还用绳子拦了一大圈,不准过往行人靠近。《纽约时报》发言人说,该报著名记者、曾撰写过有关伊斯兰运动和细菌战著作的朱迪斯·米勒(Judith Miller)当天收到了一封装有可疑白色粉末的信件。美国联邦调查局驻纽约的官员称米勒与NBC女职员接触的信件都发自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德斯堡。《纽约时报》在曼哈顿的部分人员已撤离办公室。
10月13日,传媒集团又有5名员工被确诊感染了炭疽病。10月14日,1名警察和2名技术人员在对NBC纽约总部检查时被确定感染了炭疽病。同日,位于内华达州的微软公司总部也收到含有炭疽热病菌的信件,所幸还没发现有人感染。当天,美国官方将炭疽病事件定性为恐怖分子发动的新袭击。10月17日,纽约州州长帕塔基在纽约市曼哈顿的办公室也发现炭疽病菌,州长和办公室所有工作人员立刻开始服用抗生素。10月19日,《纽约邮报》编辑部办公室一位女秘书被查出感染炭疽病,数天后该报发现第二例。该报所在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在纽约的总部大楼人心惶惶,连累了同在一楼的福克斯广播公司员工一度不敢进楼。短短半个月里,已有几十人感染炭疽病,患者有老年、壮年,也有出生仅7个月的婴儿。
《纽约邮报》头版刊出了染病女秘书的大幅照片,照片上这位女青年两眼直视读者,眼前伸出右手的食指,图片说明称她就是用裁信刀拆信时割破了手指,怀疑病菌趁虚而入。这个很有冲击力的头版,使本已沉浸在9.11事件的痛苦和迷惑中的纽约人更加惶恐。来无影去无踪的炭疽病加上联邦调查局的束手无策,令很多人有末日来临的感觉。据当地传媒报道,一位前布朗克斯区的助理检察官在得知NBC员工染病的当天,从柜员机里提了一笔现金,决定暂时离开这座城市。很多纽约人一声咳嗽就赶紧到医院看急诊,要求做炭疽病检查,或吵着要医生开专治炭疽病的环丙沙星药。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从夏洛特飞往丹佛的客机中途要求紧急降落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原因是乘务员在垃圾桶里发现了一包可疑的白色粉末(后经证实这是用于将垃圾分开的滑石粉)。911急救台几乎每时每刻都接到发现炭疽病的举报电话。电视台及各种临时培训班都在教导公众谨慎对待邮件,要求对可疑的邮件“不拆、不闻、不晃、立刻报警”。很多人已经不敢收信件,但美国信件之多又防不胜防(美国很多重要的材料,包括驾照、银行卡、安全卡及各类帐单等,都通过邮局寄出,我在美国一年收到的邮件竟相当于我在深圳10年的私人信件)。我在纽约的一位朋友,开始是每逢取信必先戴手套后洗手,后来干脆不愿收任何邮件。他打电话去电话公司,要求他们不要寄帐单来,而改用E-mail通知,他主动去付款。但电话公司说无此先例,也难操作,坚持要寄帐单,弄得他很苦恼。事实上,炭疽病的传播使很多美国人更多地选择电子邮件等方式互通信息,大大减少了邮件数量,特别是当年的圣诞卡据说减少了一大半。据美国邮政管理局2002年1月8日发布的报告,美国从2001年9月8日至11月30日,交上年同期共减少了28亿封邮件。
纽约一些报纸还提到炭疽病菌被恐怖分子从天空播撒的可能性,说专家称只要有小型飞机携带5公斤炭疽病菌在纽约这样的闹市上空撒下来,至少会有25万人染病,其中10万人将死亡。美国的小型飞机数量极大,包括农用的、私用的,去年仅失事坠落的这类飞机就有十多架,要带5公斤东西上天还不易如反掌?很多人因此吓得连公共场合都不敢去,唯闭门在家祈祷平安。
谁知炭疽病菌仍在无声无息地蔓延,首都华盛顿特区也未能幸免。10月16日,《华盛顿邮报》发言人透露,该公司一女经理打开一封含有粉状物质的信件,联邦调查局、危险物质处理专家和消防员已经赶至报社总部,这位女士已被送往医院。10月1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哈斯特尔特向新闻界证实,美国国会有29名工作人员被查验接触了炭疽病菌孢子并呈阳性反应,目前正接受抗生素治疗,国会大楼即日起关闭(我记得当时《纽约邮报》等报纸还刊出讽刺漫画,批评国会议员们国难当头擅离岗位,都是胆小鬼)。联邦调查局承认,新一轮的炭疽病与9.11恐怖分子用飞机袭击纽约和华盛顿有关。联邦调查局官员透露,一位感染了炭疽病的佛罗里达女子曾把房子出租给“9.11”恐怖袭击案的两名劫机嫌疑犯。10月20日,调查人员在美国众议院福特楼的邮件室的邮件打包机中发现炭疽芽胞。21日,华盛顿中心邮局一位职员感染吸入性炭疽病,生命垂危,这是截至当时发现的第三例致命的吸入性炭疽病例。22日早晨,该邮局另一名员工感染同样类型的炭疽病被送入医院。该邮局2千名员工全部接受炭疽病测试,政府向全国邮政工人派发手套及口罩。邮政局长呼吁民众处理邮件后洗手。
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赶往华盛顿的。10月22日下午,我驱车前往华盛顿。此前,得知我在这个时候去华盛顿特区,并且访问的是美国炭疽病重灾区的新闻单位,几乎所有在美国的亲戚朋友都劝我放弃此行。我在美国宾州的弟弟一家强烈反对我访问《华盛顿邮报》,说到美国来不是为了送死的,弄得我犹豫不定。但我想,能约到《华盛顿邮报》总编辑接受采访很不容易,一旦放弃不知今后还有没有机会。22日上午,我打电话给总编辑唐尼·伦纳德(Leonard Downie)的秘书,问原定的访问有无改变,对方说一切照旧。在这非常时期,人家这样的大报老总都不害怕接触我这素未谋面的外国佬,我还怕啥?心一横,遂驱车上路。
傍晚,当我驾车经过新泽西州、进入宾夕法尼亚州而接近华盛顿特区所在的马里兰州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华盛顿两位邮局员工不治身亡的消息。电台的新闻全部围绕这一新闻做文章,还播出了其中一位员工去医院前打给911急救台的电话录音。当时该员工十分清醒,怀疑自己得了炭疽病,还详细描述了自己的症状,不像得了重病的样子,不料在如此严密防范下一天不到就一命归西了,此病真是可怕。电台还报道邮局工人十分愤怒,抱怨当局在国会发现大量炭疽病菌且查明与邮件有关的情况下,未及时让邮政员工采取防范措施,而只顾将国会大员们早早撤离。电台还报道说在白宫周围发现炭疽病可疑物。《华盛顿邮报》总部距国会、中心邮局、白宫均在5分钟车程以内。此刻天已经黑下来,需要打开车灯,而车内的地图已看不清楚。我一个人做在车内,听着这无休无止的死亡报道,心里还真有些发毛呢。
当晚先住下。第二天来到《华盛顿邮报》办公楼前,见紧挨着大楼的马路上停着一辆警车,车内有警察,路边也有一位警察。楼前很少有行人走过。我提着一个黑皮包(内有采访器材)进入大楼时,我注意到警察们的眼珠一刻也未离开我身上。我在门厅内通过保安打电话联系上了总编辑唐尼的秘书帕特里夏·奥谢(Patricia O’Shea)。这位中年妇女很热情地将我迎上了楼,先进了她自己的办公室。我问她:“炭疽病弄得你们很紧张吧?”她一伸左手,给我看戴着的橡胶手套,苦笑笑。
二、门口的古老机器
华盛顿邮报社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西北15街1150号。这里地处市中心,距国会山庄仅约1000米。街上车水马龙,路边高楼林立,但自9.11事件后,出于安全考虑,很多咪表停车位被贴上禁停标签,因而停车较为困难。该报虽然比地处曼哈顿的纽约报纸宽敞许多,但同样没有来访者停车位。我开进楼边一个停车场的入口处时,被保安人员堵了回来。 我打电话向总编辑秘书求援,她很有礼貌地告诉我,必须自己找地方停车。于是耽误了10分钟时间。
邮报大楼约有10层高,占地面积较大,有点像纽约时报社大楼,只是略小。大楼与周围建筑浑然一体,几乎看不出界线,大门也不宽敞,但一面国旗斜刺里伸向天空,区别出该大楼与其邻居之不同。大楼外墙上镶着“The Washington Post”几个金字比《纽约时报》的招牌大得多,因此路人老远就能看得见。报社大门外有用铁栏杆围成的坡地,以便残疾人的轮椅车进出。大门口的展台上一架一人多高的红色铸字排版机十分扎眼,机器后面的红砖墙上镶着10多块用过的铅版,因时间久远和残留的墨迹,这些铅版都是黑乎乎的,但标题字和照片仍清晰可见。这台机器中部有一个键盘,很容易断定这是一台用键盘操纵的可铸成整行活字的排版机。机器旁竖立一块铜匾,刻有对该机器的介绍文字:
31型成行铸字排版机
这台铸字排版机是由出生于德国波恩的发明家奥特马.默根塔勒(Ottmar Mergenthaler)于1883年在巴尔的摩制造的。相对于被其所替代的手工排版机,这项发明大大提高了铸字排版的速度,是印刷业的一项最重大进步。
这台机器见证了《华盛顿邮报》铸字车间半个多世纪的排版流程。它也代表了该报自1888年直至1980年报纸的“热排”(hot type,即熔化金属的铸字排版方式——笔者)生产过程的核心工艺。
这段介绍至少包含如下两方面信息:
一是以实物证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化成行铸字排版机产生于美国,其首次问世的年代是1883年,而不是一些书本上所说的1886年(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报纸应用技术发展史”条目称“1886年美国O·默根塔勒发明成行铸排机”)。后在美国查阅1998年出版的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得知默根塔勒的第一台机器于1886年被《纽约论坛报》购买并投入使用,当时工人操纵机器上的打字键盘,将铜字模根据报纸需要组合排列,然后将熔化的铅液倒入字模即成,其速度之快令人吃惊。此项发明被认为是排版工艺瓶颈的突破,为后来加快报纸印刷和增加版面带来了极大方便,因此很快为各大报所采用,小报引入该机器的速度虽慢些,但到1930年代也都加入新机器使用者行列。默根塔勒的专利权有效期截止于1912年,此后很多竞争者开始仿造他的发明,有的稍稍做了修改。可以推测,《华盛顿邮报》有可能是在看到《纽约论坛报》的良好效果后,才于1888年采用这一设备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美国的报纸历史虽然较欧洲一些国家为短,但美国在报纸制作的相关技术发明上却具有很多世界第一的贡献,有些对报纸的发展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如1845年发明用于传递新闻明码电报;1866年发明木浆造纸法;1867年发明双面轮转印刷机(该机器将报纸的因数由每小时2000份提高到15000份,使大批量高速印刷报纸成为可能);1883年发明上述成行铸字排版机及1892年改进成的自动铸排机;1944年推出照相排字机的雏形,为照相排字创造了条件;1950年推出第一台电子分色机,同年发明PS版(预制感光版),基本解决了平版印报(相对凸版印刷而言——笔者)的制版技术;1963年首次采用电子计算机排广告版及处理计价、开单据等业务;等等。
二是直到1980年,《华盛顿邮报》的印刷厂仍采用“热排”技术,而在这之前美国、英国、联邦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一些报纸已经采用了电脑照相排字的“冷排”技术,如《日本经济新闻》早在1972年即以电脑照排全部取代铅排作业。《纽约时报》是1978年实现冷排的。《华盛顿邮报》不是最早实施这一技术更新的报纸。不过也不奇怪,考虑到成本和必要性等因素,美国一些大报往往并不急于“与时俱进”地更新设备。1985年底我访问《洛杉矶时报》时,就发现很多记者使用的电脑还是“286”型,而当时我所在的《深圳特区报》的编辑记者已普遍采用“486”电脑。当我问美国同行为什么还用“286”时,对方回答,对将电脑当打字机用的记者来说,“286”足够用了,报社没必要花那么多钱去更新它们。尽管如此,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美国报纸告别铅与火的时间比中国报纸还是大大提前了。1984年笔者进入报社工作时,中国所有报纸都在沿用熔铅铸字的制版技术,而且囿于汉字的特殊性及技术的落后,排字工人还未能采用美国同行近100年前就实现的用键盘控制的成行排字工艺。工人们将铅字一个一个地从木架上选出置入排版用的铁盘,称为“拣字”或“植字”,耗费大量人工,修改起来也很麻烦,因此心急火燎的夜班编辑常常要为一些改动去“求”排字员,排字员有时也没个好脸色。
不过,在如今技术决定一切的年代,特别是电脑制图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各报在技术更新上是不敢怠慢的。我此次访问《华盛顿邮报》编辑部时,看到编辑记者们都采用了奔腾3型最新型的快速电脑。该报摄影记者则全部采用了600万像素的最高级数码相机,而当时市场上销售的数码相机最高像素为500万,价格在1000美元以上。
三、报业女杰一跤丧命
在提及我马上就要见到的总编辑伦纳德·唐尼之前,有必要先提到凯瑟琳,因为在凯瑟琳亲自指挥的揭露水门事件的战役中,时任本市新闻部主编的唐尼也是一员干将。而且,与炭疽病的影响相比,3个月前的一场变故才是《华盛顿邮报》真正的灾难。
2001年7月18日,《纽约时报》突然发表一篇长达4000多字的报道,导语传递了一个读者意料不到的信息:“曾将《华盛顿邮报》由一份普通报纸发展成全国著名的国家公器,同时也使自己由一位害羞的寡妇变为出版界奇人的凯瑟琳·格雷厄姆(Katharine Graham),上周六在爱达荷州摔倒在一个人行道上,头部受伤,于昨日逝世,享年84岁。”报道继续说:“格雷厄姆夫人是在太阳谷出席一个商业会议时遇此不测的。她当时被立即送往首府博伊西的一家医院,并做了脑部手术,但始终未能恢复知觉,她的儿子唐纳德·E·格雷厄姆说。”报道称,《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在得知凯瑟琳去世的当天发表讲话说:“我们对我们的挚友和德高望重的同仁凯瑟琳·格雷厄姆之去世深感悲痛。……在20世纪的后半叶,她凭借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勇气,改变了美国新闻的环境,每一个关心自由和言论公正的人都会深切怀念她。”【1】
被称作一代报业女杰的该报集团董事会主席凯瑟琳·格雷厄姆,在美国报界乃至整个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因此,美国各家媒体都及时报道了这一消息,有的广播公司还播出了有关她的生平的纪录片。对中国受众而言,若提起30年前通过一年多穷追猛打的报道而将美国刚刚连任的总统尼克松推下台的著名新闻事件,也众所周知。1917年6月16日生于纽约市的凯瑟琳,就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华盛顿邮报》创刊于1877年12月6日,当时是民主党的报纸,创办初期仅四版,售3美分一份,销量仅约6000份,翌年增至11875份。该报几经易手,1930年终于陷入破产困境,于1933年不得不以82.5万美元的破产拍卖价格卖给了联邦储备银行董事长尤金·迈耶(Eugene Meyer)夫妇,即凯瑟琳的父母。此前该报因热衷于党派之争和煽情新闻,名声一落千丈,销量仅5万余份,每年亏损100万美元。毕业于耶鲁大学、时已58岁的迈耶接手该报后雄心勃勃,大力提高编辑质量,坚持不偏不倚的“超党派”立场,并聘请李普曼、汤普森、皮尔逊等一批著名专栏作家为该报写稿,报纸面目一新,5年后销量即达10万份左右,到1941年已达16.5万份,报纸声望大增,《时代》周刊曾称其为“世界十大名报之一”。【2】
1946年,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迈耶的女婿(即凯瑟琳的丈夫)从空军退役,进入《华盛顿邮报》工作。两年后,73岁的迈耶报纸的全部股权赠送给独生女儿及女婿,并由女婿菲利浦·L·格雷厄姆(Philip L. Graham)主持报纸工作。格雷厄姆上任后也大刀阔斧扩张报纸实力,先后买下《华盛顿时代先驱报》(Washington Times-hearld)和美国三大新闻杂志之一的《新闻周刊》(News Week,仅花费7万美元)及一些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并于1962年与《洛杉矶时报》合作创办了“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通讯社”,该通讯社如今已发展成有500多人的大型特稿社。进而,该报又投资840万美元控制了一家大型造纸公司49%的股权。谁知1963年,正当格雷厄姆事业上春风得意时,他却患了精神病,于当年8月的一个周末在弗吉尼亚的自家农场用猎枪自杀,年仅48岁。也正因这一变故,才有了凯瑟琳后来的辉煌故事。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正是凯瑟琳继承其父亲、丈夫资产而接任《华盛顿邮报》总裁和发行人之后,该报才由发行量和盛誉均居中等水平的报纸发展成位居前列的美国报纸,并在无情报道水门丑闻导致理查德·M·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辞职后达到新的顶峰。”【3】凯瑟琳在丈夫意外死亡时只是个有4个孩子的家庭妇女。尽管她被父亲送到《旧金山纪事报》干过一段时间,她对《华盛顿邮报》的事务并不熟悉。菲利浦自杀3天后,很多人猜测她会将报纸卖掉。菲利浦生前的合伙人《洛杉矶时报》老板诺曼·钱德勒(Norman Chandler)及纽豪斯报团(Newhouse Co.)均表示了购买该报的兴趣。但凯瑟琳咬牙接过重担,走进了由男人一统天下的报纸管理岗位,尽管这时她面对一群男人们讲话还有些害羞,以一个公司老板身份出入社交场合还觉得不太自在,特别是在会议室里面对怀疑她能力的眼光。
凯瑟琳执掌《华盛顿邮报》一年后,即完全适应报社的各项运作,并做出了一连串高层人事任免决定。1971年,她将公司股权向公众出售,使邮报成为华尔街引入瞩目的新上市公司,从而结束了邮报家族私人报纸的历史。当然,导致凯瑟琳后来名声大噪的两大事件分别是发表五角大楼秘密文件和对水门窃听事件的跟踪报道,但美国不少新闻学家认为,凯瑟琳上任后做出的影响自己一生的最伟大的决定,并非发表了五角大楼文件,也不是大胆报道了水门事件,而是聘用了本杰明·C·布雷德利(Benjamin C. Bradlee)。1965年,她将时任《新闻周刊》主编的布雷德利调至《华盛顿邮报》任大都市新闻部主编,3年后升任总编辑。后者不负众望,从全国网罗了一批名记者名编辑,扩大编辑部队伍,策划了很多较有影响的报道,并积极介入政治报道,发挥首都大报的威力,到1970年报纸发行量已突破50万份大关。这为后来两大得罪白宫政府的报道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所谓“五角大楼文件”(Pentagon Papers),是一本长达7000页47卷共250万字的关于美国侵略印度支那战争的起源及其历史发展过程的长篇研究报告,题为《美国的越南政策决策过程的历史》。它是由主战派转为主和派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下台前于1967年6月17日下令其亲信根据国防部办公室的积存档案耗时18个月汇编而成的。其实,五角大楼文件的最先披露者不是《华盛顿邮报》而是《纽约时报》。1971年3月,《纽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搞到了这套“绝密”级文件的第43卷。在越战问题上一向主和的该报发行人阿瑟·苏兹贝格如获至宝,立即组织人员编写有关报道。有报道说当时《纽约时报》集聚了30名采编人员,花费2个半月时间,将材料浓缩至30万字。从1971年6月13日起,《时报》连续三天刊出3篇长篇报道并配发文电原件照片45幅,一举震动美国朝野。这一突然袭击激怒了尼克松政府,尼克松指示司法部出面干预,于6月15日将《纽约时报》告到了纽约联邦地区法院。当天,法院就根据政府的要求发出临时限制令,禁止该报继续刊登这一绝密文件。
恰在这时,《华盛顿邮报》从《纽约时报》获得了这份文件的复印件。这两家报纸当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为第一和第二,虽然是竞争关系,但也有合作,如我们现在在国内一些大城市的星级酒店偶尔看到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arold Tribune),就是两报在法国巴黎合作出版的。面对法院和政府的双重干预,要不要“顶风”而上?布雷德利一个电话打到凯瑟琳家细陈利弊,请她定夺。当时《华盛顿邮报》刚进入上市程序,一旦发表这一已经被暂停发表的文件,公司有可能收到联邦政府的严厉惩罚以至影响上市。编辑记者们都希望刊发,但公司的律师们建议观望,他们担心此举危及整个公司,包括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凯瑟琳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面对恐惧和压力,我喘了一大口气说,‘发吧,发吧,发吧。我们干。我们去发表。’”【4】
6月18日,就在原告白宫政府与被告纽约时报社在法庭上正式开庭辩论的当天,《华盛顿邮报》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10篇连续报道的第一篇公开发表,题为《文件揭示美国在1954年力求拖延越南选举》。报纸送到白宫,尼克松怒不可遏,政府高官们也一片愕然。于是,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John Mitchell)将电话打到《华盛顿邮报》编辑部,“有礼貌地”劝该报不要继续发表危害国家安全利益的报道,但遭到总编辑布雷德利“有礼貌的拒绝”。米切尔又致电凯瑟琳要求停止刊登这一报道,凯瑟琳复电回绝。6月19日,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给凯瑟琳打电话说:“凯瑟琳,你听说了吗?苏联大使安纳托利·多孛力雷说,他现在在华盛顿已无事可做了,因为《华盛顿邮报》已经把美国所有的秘密都抖出来了。”凯瑟琳回答说:“是啊,是啊,这些我已经听说了。你们是不是想像对待《纽约时报》那样,对我们也如法炮制啊?”【5】实际上,在基辛格出面调停之前,政府已将《华盛顿邮报》告到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但法院裁决政府无理,驳回政府让法院颁发禁令的请求。白宫遂上诉到华盛顿特区联邦上诉法院,后者于6月19日早晨作出如下裁决:
1、 推翻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暂时禁止《华盛顿邮报》继续刊登有关五角大楼文件的报道;
2、 鉴于6月19日的50万份《华盛顿邮报》此刻已印好出厂,正在投递途中,无法追回,此项暂时禁令推后到6月20日生效;
3、 着令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格哈特·格赛尔法官重新开庭审理此案,以决定此项暂时禁令是否保持其有效性,亦即是否颁发一道永久性禁令。【6】
不得已,《华盛顿邮报》撤下了本拟继续刊登的稿件。凯瑟琳也面临巨大压力。6月21日,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开庭审理,双方辩论激烈,该报的律师面对政府的指控,认为“五角大楼文件”被列为绝密,是出于政治的理由而不是国家安全的理由。文件的披露只对政府不利,但不属于泄露军事机密。律师还援引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款进行辩护。最终法院认定政府方面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发表这些文件会给美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宣布维持原判,法院不必发出禁令。政府再次上诉到联邦上诉法院。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官司也在继续进行。1971年6月30日,联邦法院在同时审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被告案件后,以6:3的多数票做出裁决,驳回政府关于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危及国家安全的指控,认定报纸有权公布历史记录,不管这些记录是否印有“绝密”标记。“五角大楼文件”风波,以两报的最后胜利告终。
如果说披露“五角大楼文件”是两报合作的产物,一年后的水门事件报道则是《华盛顿邮报》一次孤军深入、险象环生的经历。这一报道再次体现了凯瑟琳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敢冒风险的勇气。
据《纽约时报》报道,1972年6月17日,就在共和党领袖尼克松谋求连任的大选前5个月,5个潜入民主党位于“水门综合大厦”全国委员会总部的男人被抓获。《华盛顿邮报》次日详细报道了此事,并经凯瑟琳拍板,从此开始了这一涉及白宫秘密的艰苦卓绝的调查报道。面对尼克松政府的压迫,《邮报》无情地在一版不断刊登两位不知名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写的连续报道,还在社论版配发文章和政治卡通画。报道最终证明了尼克松与此事件有关,整个事件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破坏民主进程的“下流”活动。
但这一报道并不顺利,记者掌握的材料有时也不准确,有时《邮报》被抓到把柄几乎被置于死地,公司两个电视台的执照也险些被吊销,所有报纸都冷眼旁观。报道过程中尼克松依然在大选中获胜,顺利连任下届总统。报纸受到来自政府的强大压力。在此情况下,凯瑟琳不断问自己:“如果这些报道真的确凿无误,为什么其他报纸不跟进?”【7】她收到一些恐吓信。信上威胁说如果关于司法部长米切尔控制着一个秘密基金用于侦察民主党活动的报道见报,她将受到难以形容的报复。米切尔甚至直接警告参与报道的记者伯恩斯坦说,凯瑟琳如果刊发这一报道,她的乳房“将被塞入一个巨大的脂肪绞压机”。【8】有趣的是,后来另一位参与报道的记者伍德沃德还真的找来一个老式木制衣服绞干机拿给凯瑟琳看。凯瑟琳一直将这台机器保存在自己的办公室。
后来,尽管5个行窃者中一人承认幕后有更大的人物,尼克松也承担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责任,但调查报道因缺乏关键证据,直到1973年5月仍无突破性进展。7月,也即《邮报》独家展开这一系列报道长达一年多时,存放于总统办公室的一个录音系统终于被发现,保存的磁带记录了尼克松指示属下掩盖证据的谈话。至此,真相大白,这位曾于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对新中国作历史性访问并使中美两国关系进入崭新阶段的美国总统,于1974年8月宣布辞职。凯瑟琳后来写道:“如果没有这些磁带,事实真相永远不会浮出水面。事实上,这些磁带挽救了我们这些在邮报工作的人。它们未被销毁,真是我们的造化。”【9】1974年4月,凯瑟琳领导的《华盛顿邮报》因为对水门事件的调查报道获得了普利策奖中分量最重的奖项——公众服务奖。
然而,就在获此殊荣一年后,她遇到了另一场严峻考验。1975年10月,因一系列降低成本而导致的该报印刷工人罢工,几乎让《邮报》垮台。谈判破裂之后,印刷工人在工会的支持下全部停工,并将印刷车间总共72台印刷机器全部破坏。除提前印好的报纸外,当晚成版的报纸已无法印刷,但凯瑟琳坚持要求第二天将残缺不全的报纸按时投递和售出,并让所有管理人员把守分类广告、收发室和印刷车间。从第二天起,她雇来直升飞机降落在邮报公司大厦的屋顶上,将制好的纸型运到《邮报》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印刷厂印刷。尽管总部的印刷机器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修好,但报纸却一天也未停止出版,终于化解了危机。到1981年底,《华盛顿邮报》的发行量已飙升到984,000份。1979年和1991年,她分别将发行人和邮报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职位让给了儿子唐纳德·格雷厄姆(Donald Graham),但保持了董事会主席的头衔。她同时还担任美联社董事、美国报纸发行人协会主席和总裁、美国报纸广告局董事等职,直至去世。
《纽约时报》的报道在文末透露,凯瑟琳是在去和朋友打桥牌的路上摔倒的。去世的当天,布什总统在一个讲话中回忆起自己和劳拉应邀出席凯瑟琳在华盛顿自己家中举行的晚宴。布什称她“既是一位真正的领袖,又是一位纯粹的妇女;既坚强又腼腆;既有权威又颇谦恭;既正直诚实又优雅和善”。【10】
四、“我们只是地方报纸”
2001年10月23日下午3:10,正是在《华盛顿邮报》刚刚失去擎天大柱、9.11事件严重冲击报纸广告收入、炭疽病感染危机四伏的时候,我在秘书帕特里夏·奥谢(Patricia O’Shea)女士的引导下走进了该报总编辑伦纳德·唐尼的办公室。
唐尼身材高大,白色衬衫上系了条黑底黄点、色彩鲜艳的领带。他目光温和,迎客、让座乃至后来和我合影留念的姿态都很优雅,惟很难见到笑容。
“说吧,想了解什么?”我们刚落座,他就直截了当地示意我开始。
我讲了此次访问的目的及主要想了解的问题,还特别讲到回国后有可能写一本有关美国报业管理的书。我写书的想法似乎引起了他的兴趣,他眼睛一亮,说“那太好了”,还问我如果写的话何时可以完成。我回答说,如果顺利,一年内应能出版。我答应这本书若出版,会赠送他一本,他竟露出了一点笑容。后来我从谈话中知道,他自己也挺爱写书,迄今已撰写了4本书,分别为《被拒绝的公正》(Justice Denied,1971年出版),《将美国抵押》(Mortgage on America,1974年出版),《新的丑闻揭露者——关于调查报道的研究》(The New Muchrakers, a study of investigative reporting, 1976年出版),《新闻中的新闻:险境中的美国新闻界》(The News About the News: 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将于2002年2月出版)。这最后一本书我最感兴趣,可惜我在美国时书还未出版。他还是该报自编图书《离白宫仅十街区:1968年华盛顿骚乱剖析》(Ten Blocks from the White House: Anatomy of the Washington Riots of 1968)的主要作者。
交谈中得知,唐尼正是长达13个月水门事件连续报道的主要编辑和辅导者。那时他担任大都市新闻部的副主编,而水门事件的所有报道都由该部门处理。在布雷德利总编辑的指挥下,唐尼配合默契,从把握分寸到事实的核对,从采访计划的制订到采访任务的落实,他都对两位年轻记者给予了重要而有效的指导。聪颖而又埋头苦干的唐尼因此得到布雷德利的器重,于1974年被提拔为都市新闻部主编——这一职位恰好是9年前凯瑟琳将布雷德利从《新闻周刊》调来时所给的职务。1991年,当了23年总编辑的布雷德利退休后,接替他的也是唐尼。凯瑟琳实际上是将《华盛顿邮报》新闻的控制权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唐尼。屈指算来,笔者访问该报时,唐尼已当了10年的总编辑。他是我此次访问的美国五大报中在总编辑岗位任职最久的一位。
根据唐尼秘书奥谢女士在我回纽约后应我要求补充的材料得知,唐尼1942年5月1日生于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市,1965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获新闻和政治学硕士学位,1993年获得该校颁发的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64年他到《华盛顿邮报》实习,毕业后便留在该报。他很快即因为在犯罪、司法、房地产及城市管理方面出色的调查性报道而成名,其间两度获得华盛顿—巴尔的摩报业协会头版报道奖,一次美国律师行业协会法律报道奖及一次约翰·汉考克财经新闻奖。他在该报大都市新闻部干了15年,其中在1971年至1972年上半年获得艾利西娅·帕特森基金会(Alicia Patterson Foundation)奖学金在美国和欧洲研究城市问题。1979年他被派驻伦敦分社任记者,1982年回到华盛顿任国内新闻部主编。1984年任执行总编。唐尼还是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特稿社主任和国际先驱论坛报编辑部主任。他现在和妻子贾尼斯(Janice)住在华盛顿,膝下有4个孩子,2个已成年,2个未成年。
他介绍了一些报纸的情况,有些是我过去并不知晓的。如他说《邮报》与1970年代收购了《华盛顿星报》(The Washington Star),并从这项交易中获得发行和广告方面较大的利益。《邮报》现在不但拥有《新闻周刊》,还拥有6个电视台,其中3个在佛罗里达的城市,1个在底特律,2个在德克萨斯城。公司还拥有1个有线电视台,还有一个新闻网站,该网站“与中国有些联系”。在讲到凯瑟琳时,他赞叹有加:“正是她当了董事会主席和发行人之后,《邮报》才成为国内的强势媒体。她在报纸上投资力度很大并聘用了本·格雷德利。是她决定刊发五角大楼文件的,也是她支持我们报道水门事件的。”他还说报纸迄今已获得了30多项普利策奖,格雷德利领导编辑部的26年中获得了23项。
但他没有提及该报曾出现过一次虚假新闻获普利策奖的丑闻。1981年,该报26岁的女记者珍尼特(Janet)撰了一篇感人的特稿《吉米的世界》,获得当年普利策特稿写作奖。后来此稿被揭露并证实为虚构,普利策评奖委员会收回了该奖,引起很大轰动,《邮报》也一度饱受同行批评。
据他介绍,《华盛顿邮报》公司目前的员工数接近3000人,其中编辑部不到900人。该报现有驻外国分社及记者站20个,国内记者站6个,本地区各市、镇记者站12个。报社编辑部下设约12个部门,编辑人数约200人,记者、摄影记者、副刊作者约400人。与《纽约时报》一样,该报的新闻和社论是截然分开的,唐尼不管社论部。现任社论版主编为梅格·格林菲尔德(Meg Greenfield)。记者都分在各个部门,“我们从来未将记者集中起来设一个记者部,但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是经常的”,他说。
关于报纸的发行及经济状况,他说:“本报目前的发行量,平日刊大约80万份,星期天刊大约115万份。我们的报纸在全国排名第四。发行量排名顺序为:《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相互轮流当第一。近年来一些大型报纸发行量下降明显,但本报的发行量变化不大。我们报纸全年收入约为10亿美元。”不过,他在排序时可能漏了《洛杉矶时报》。2001年《洛杉矶时报》的发行量应在《华盛顿邮报》之上。
有趣的是,当我提到《纽约时报》是全国性报纸而《华盛顿邮报》作为首都大报也具有全国性质时,他断然否认自己的报纸是全国性报纸。他说:“我们完全是一家地方报纸。我们的发行范围主要在华盛顿特区内和附近地区。人们可以在少数城市,如纽约和波士顿,订我们的报纸。那是通过邮局发行的,全国大多数城市无法及时看到我们的报纸。那些地方的读者只能通过我们的网站读到我们的新闻。你说得对,我们每天刊发大量全国新闻,因为我们是首都报纸,但我们也报道大量地方新闻。我们绝不是全国报纸。”他甚至把报纸的地方性看成是报纸各种媒体的激烈竞争中战胜对手的重要条件。他说:“绝大多数报纸都是地方报纸,覆盖地方新闻是它们的强项,电视、网络等其他媒体难和报纸相比。”
从建立12个本地记者站也可看出,唐尼十分重视本地新闻。《华盛顿邮报》近年来增加了报纸的内容,平日刊板块的数量由上世纪80年代的4个板块增至目前的6个板块,对本市各区及附近各市镇的新闻报道很详细,但售价还是25美分,是美国目前最便宜的大型报纸之一。该报的家庭订户比例也是各大报中最高的,达70%左右。唐尼认为,只有加强本地新闻,才能抵御外来大报的竞争。他介绍说:“《今日美国》是全国报纸,该报企图在首都扩大地盘,但迄今只有5万份的发行量,因此对我们不构成真正的威胁。《纽约时报》在这里的销量也很小。《华盛顿时报》是本地第二大报纸,发行量仅10万份。还有一些小型报纸,但它们过于地方化,因此也不具备太大的竞争力。我们只要保持既充分报道国际国内新闻,又广泛覆盖本地新闻,就不怕任何报纸来竞争。”在唐尼的本地化策略下,该报的发行量稳定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已持续多年。
但也有评论家认为,凯瑟琳的儿子和唐尼均办事谨慎,因而在他们的领导下,《邮报》的讨伐精神减弱了。他们说,唐尼在报道上强调“公正性”,这不仅限制了调查性和倡导性报道,而且减少了时尚板块的辣味。【11】
五、议员们每天必读的报纸
《华盛顿邮报》自五角大楼和水门事件两大报道之后,其关注政治的传统再未改变,因此在国内政界一直有着很大影响。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其《思想控制者》一书中写道:“(美国)每一个参议员和众议员,不论他属于哪个党派,或持什么政治主张,每天早晨桌上都放着一份《华盛顿邮报》”【12】但实际上自1974年后,该报并未创造新的奇迹,甚至也未有轰动全国的报道出现,倒是“三里岛事件”之类的报道风头被离它不远的《费城问讯报》抢去了。
打开该报,其内容的安排也与其他报纸无异。但其头版更关注来自国家首脑机关的消息和本地的重大新闻,且喜用大字标题和通栏标题,这是它和《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等报纸有显著区别的地方。如我到访的当天,该报头版即以通栏标题报道两个邮局职工死于炭疽病的消息。这个标题其实是一个新闻集纳题,题下共有4篇新闻和1幅图片,分别是《邮局工人质疑当局反应迟缓》、《另有2人感染炭疽病住进医院》、《本地邮件转至别处分发》、《炭疽孢子是如何传播的》。图片置于正中,新闻按相同的面积分置两侧(全部需转文)。在中国报人眼里,这种对称版式是不可取的,但该报经常采用。在头条集纳新闻之下,有《美国计划轰炸塔利班前线阵地》、《国会谨慎择地恢复办公》、《进攻受到政治意图的制约》(新闻分析)、《在通往阿富汗山谷的崎岖道路上,军队艰难行进》。整个头版都是关于反恐战争及当前恐怖活动的新闻,政治味道很浓。
再看当日其他版面。这一天共有82页,其中:A板块为新闻类内容,共24页,按要闻、国内新闻、反恐战争专版、国际新闻、联邦政府专版(该报是美国报纸中唯一开设此类专版的报纸)、社论评论(其社论版与《纽约时报》的社论版酷似、惟版头下有“AN INDEPENDENT NEWSPAPER”字样,标榜自己是一份独立报纸,其言论不受任何势力左右)顺序编排;B板块为都市新闻,共8页,按本市要闻、联邦日志、本市简要新闻、地区新闻、弗吉尼亚州新闻、讣闻、马里兰州新闻、天气预报等版面顺序编排;C板块是副刊,共14页,包括生活方式、图书世界、可靠资讯、剧院活动、艺术、今日广播电视节目、卡通画、纵横字谜及桥牌、儿童专版等内容;D板块为体育,共14页;E板块为经济,共12页;F板块为健康,共10页。
上述板块中,都市新闻(或曰本市新闻)板块页数虽然不像其他一些大报多,但内容覆盖面较大,除了特区内新闻,还横跨与之相邻的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个州,另外每天有例行的讣闻报道(该报配有4名讣闻记者)。副刊板块的特色在于包含了3个整版的彩色卡通画,到了星期天更增至12个整版,且无任何广告,其数量在美国报纸中不是最多也是较多。这一搭配,冲淡了报纸的严肃气氛,使得版面活泼起来。该板块的天气版也很丰富,这留待后面集中介绍。体育板块的特色是,为高中体育和大学体育各设一版,校园气氛浓厚,其他体育版则清一色全国职业体育赛事,包括美国人最喜欢的棒球及曲棍球、橄榄球、篮球等。
我向奥谢小姐要来最近的该报星期天刊,即前天(10月21日)的报纸。这一天,该报共260页,板块数量多达18个,含分类广告版。其中32页的“就业与招聘”和10页的“旅游”板块及几本杂志给人印象深刻。“旅游”版半数为广告,另一半分别被用来刊登2页的导游及旅行者问答、旅游新闻和“飞行票价”。这个飞行票价版我很喜欢看,上面用地图标示到各地的各类机票费用,读者从中可以选择经济的路线或便宜和适时的航班,很有参考价值。杂志主要有3种:24页8开铜版纸印刷的《邮报广场》(The Washington Post PARADE),64页16开铜版纸印刷的《华盛顿邮报杂志》及68页16开新闻纸印刷的《一周电视》杂志。其中的下周电视节目介绍覆盖全面、详略得当、疏而不漏,乃电视观众必备手册。这在普遍爱看电视的美国(美国电视新闻的观众数量比报纸新闻的读者大得多),诱惑力不言而喻。
我本想循其内容到编辑部各部再了解些情况。但奥谢女士仅领我快步走了一圈,我只在摄影部得以稍停片刻并问了一个关于设备的问题。上述关于该报全部装备高像素数码相机的信息即由此而来。奥谢解释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未经预约,他们不太好接受我的采访。这使我在《华盛顿邮报》的访问多少打了些折扣。后来我发现热情的奥谢女士送我走出电梯后还没有和我分手的意思,忙表示感谢并请她留步。谁知她笑着说,她必须送我直至出了大门,这是该报的新规定。我这才恍然大悟:该报为了安全,访客在无人陪同的情况下不得停留,接待者必须负责将客人送出报社。回忆起整个下午的访问及唐尼总编谈话之谨慎,我体会到了该报的内紧外松。但不管怎么说,在此非常时刻,该报能接纳我,已属不易。
我心存感激。这次采访完全得益于奥谢女士的一手安排,未得到公关部门的任何帮助(我未得到公关部门的任何回音,到报社也未见到该部门的任何人),最后还耽误了她不少时间。想着她桌上大堆的文件,我于分手前由衷地表示歉意和感谢。她爽朗一笑,说:“有什么问题尽管来信,我很乐意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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