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中国企业如何走出200年的西方思想丛林

　　北大纵横高级管理咨询师陈江前一段时间在宁波一呆 就是半年。一次坐长途汽车时，他和邻座一个岁数 挺大的人聊了几句，没想到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农民，自家做锅柄等木把类产品的工厂一年营业额就有100多万元。在宁波的一个餐馆吃饭时，有人为陈江介绍 “这位是张厂长”——注意是“张厂长”而不是“张总”，这个张厂长做阀门一年能做2.5亿元！

　　在温州，全球打火机大王、年营业额近亿元的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不久前的名称也是“大虎打火机厂”。一把火烧了假冒皮鞋的温州奥康集团，如今年营收约10亿元。而服装企业美特斯邦威，已跃至年营业额近20亿元的规模。

　　这些企业主的创业动机始于纯粹的追逐财富的欲望，并凭借超出常人的勤奋和胆识完成了原始积累……所有这些，都与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状态极为相近。

　　西方资本主义自15世纪萌芽以来，已经有500多年历史，但真正发展出完整的资本主义体系，还是从18世纪中叶开始的英国产业革命之后的200多年。在这200多年时间里，造就了一个超级强国——美国，成长起了一大批赫赫有名的公司，也诞生了一群企业家和思想家。

　　在浙江、江苏及广东等最大限度保持着中国民间经济原生态的地区，企业的梯次已明显拉开。那些从蚂蚁般众多的工厂和作坊中一步一步走过100万、1000万、1亿、10亿里程，有着耀眼发家史和创业故事的企业，在财富积累上把大多数同伴甩在了身后，但继续长大的艰难似乎在一瞬间包围上来。听这些企业家讲述往日辉煌，你会因民间经济的活跃和生命力而备感振奋。但是听他们描述现在和未来，你会因这些企业的成长瓶颈而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困惑。这原本是一群自生自灭的企业，它们的诞生或死去，每天都在发生，尽管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力量已经不容忽视，但每个个体都还显得那么微不足道。那些风光一时的，有的已经滚鞍落马；那些刻意低调的，也无法长期蛰伏；而最难能可贵的，是坦然从容的成长。

　　中国也许不太有机会诞生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国富论》）式的人物，但应该有机会诞生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创造了美国的钢铁帝国)、亨利·福特式的企业家和杜邦、运通这样的企业。但这样的佼佼者必须有能力在内外夹击中胜出，“全国冠军”和“世界冠军”可能同时诞生。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幸运的是，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从欧美找到现成的理论作指导；不幸的是，要消化别人积200年探索所形成的理论，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付出代价，更要完成新的创造。而且，过快的发展就好像少年的生长性营养不良一样，维持一个现代企业所必需的很多资源都还很欠缺——这里面既包括职业经理人这样的硬资源，也包括企业、企业家对现代企业的心理认知程度这样的软资源，还包括市场制度发育程度甚至社会道德和文化基础等更隐性的资源。

　　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企业一旦尝试西方企业200年的理论积淀，就会发现在中国社会经济现实中，这些已被充分证明的理论竟然变得似是而非：

　　多元化与专业化：这在西方被认为是一个企业战略选择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的民营企业来说，更像是企业生存空间的问题。在地方经济壁垒林立的客观环境中，企业走向全国比走向世界还困难。同时，企业本身也根本没有能力在一个专业化的方向上管理更大的规模。这正是中国企业拼命搞非相关多元化的重要成因——在本地将自身资源效益最大化；

　　企业文化：本来是企业如何树立自己的独特价值观的问题，但由于变革时代社会基础道德和信仰的普遍缺失，企业文化缺少社会道德文化基础，从而处于四脚悬空的状态。“全员敬佛向善”等看似滑稽的“文化”解决的其实是对社会价值观的补课；

　　职业化管理：这绝不仅是请不请职业经理人的问题，也不是“请人来哭，没有眼泪”等道德与诚信的问题。所有者、代理人及企业一般利益相关者的均衡状态，是西方公司治理体系和结构下衍生出的关系。在目前中国公司治理处于最初级阶段时，人为造出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必然十分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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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似是而非的迷雾中，有些人能摆脱原生智慧与理性思维的胶着状态，并恰当地看待和处理企业发展渐进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看似严重的问题，实现所谓的顿悟。而大部分人将很难走出这种迷思的丛林。

　　这些彻头彻尾诞生于市场环境中的企业的发育史，将是最生动的企业管理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