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甫

　　本刊7月号发表的《在华跨国公司公众形象调查》，用数字证实了我们的印象：在华跨国公司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太少了。
　　我们曾经开过这样的玩笑：如果要挑记者描述联想、海尔、TCL的前世今生，未来5年及10年蓝图，柳传志（包括杨元庆和郭为）、张瑞敏、李东生的个性胸襟，相信挑得出50人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但是IBM（中国）呢？家乐福（中国）呢？可口可乐（中国）呢？这些公司的领导人走在王府井大街上，有多少人能认出他们？有多少人了解他们心中的隐痛、光荣与梦想？
　　如果考虑到在中国的GDP总量中，外资的贡献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如果考虑到其中的大公司比例更高于内资公司；如果考虑到它们在运营水平上拥有整体领先性，上述落差就显得更其难以接受了。

　　东芝（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平田信正在记者采访时回忆，当年东芝很早就有一种制度是选拔年轻人去美国留学，可取得硕士学位。每年有二十多个人到美国进修。当时东芝主要偏重学习美国GE、IBM等一些大公司先进的技术，在东芝内部，大家认识到如何培养年轻人经营企业，特别是国际化经营的本领。很多年轻人憧憬着攻读MBA这样的课程，能够参加MBA学习的人一般进东芝后都要在国际部就职。从那时起东芝许多掌门人都有海外留学经历。这是东芝一个非常精明的策略。

　　遭遇发达国家技术壁垒限制的难题也曾困扰过当年的日本企业。它们的做法是在得到核心技术的同时，对这项技术再进行深入的研究、开发，在核心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一些辅助技术，或称为“二次技术”。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辅助技术也可以申请专利，即所谓的“第二次专利”。当然，根据相关规定，“第二次专利”投入生产时，须经第一次专利权的许可。所以，当时日本的做法是实行交叉许可的方式:你同意我使用第一次技术，我同意你使用第二次技术。

　　美国凯寿律师事务所在韩国家电业界颇有名气。这家以反倾销诉讼见长的事务所曾经帮助LG打赢了在美国的倾销案官司。现在，他们找到了新客户。
　　5月，世界卫生组织把广东从SARS疫区名单中解除的那天，凯寿的国际贸易法部联席主席Michael House专程从韩国飞到了香港。TCL派车将他接到惠州，和所有的高层管理人员见面，讨论彩电倾销案的情况。等他回到事务所以后，10天不允许上班。
　　凯寿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兴隆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企业正遭遇越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而且对手更加狡猾。在凯寿上海合伙人符迎曦律师不久前打赢的一个轴承反倾销案中，美国原告递上诉状的时机选在中国农历年三十，正好是中国人休息的时候。而被告必须在三四天内做出第一道回复。

　　第一，政府应该采取一些间接的方式来支援企业，比如对企业最重要的是人力方面，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多出一些力，通过在大学里的人才培养，根据企业需要给予支持。
　　第二，企业走国际化和对方国家打交道时，政府应该和对方的国家，从国家的角度缔结一些贸易协定，比如FPA这种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政府间的协议，来给两国企业的交易合作提供方便。在关税各方面都给企业很大的便利，能让企业降低自己的投资风险，比较安心地到海外发展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