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报新总上任

　　一如继往博大精深

　　《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美国人心目中最伟大的报纸，也是美国社会公认的历史记录性报纸, 2000年10月被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为全球最受尊敬的15家印刷传媒集团公司第一名、全球最佳产品及服务类企业第一名以及全球社会和环境最有责任企业第二名。2001年3月至9月半年平均日发行量为1，109,371份，居全国第三；星期天刊平均发行量为1，668,650份，居全国第一。

　　一、 闹市中的报业巨头

　　提起《纽约时报》，中国新闻界可谓无人不晓。若论当今世界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只要不带偏见，很多人都会推举这家有着150年历史的报业巨头。2001年11月20日下午我要去访问的，正是这家报纸；我要见的最重要人物，恰是该报的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

　　此刻我已置身纽约。位于大西洋西岸的纽约其实是一群岛屿，数十个桥梁隧道将五大行政区相互连接并通往市外，弄得城市交通既错综复杂又富有特色。就是这样一座既非美国首都也不是纽约州首府的城市，却是美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之一，人口总量近1000万。曼哈顿位于五大区中央，《纽约时报》又雄居曼哈顿的中心地带。

　　在纽约住过一段时间的人会注意到，在美国邮政地址中有资格使用New York City（纽约市或纽约城）的，也只有曼哈顿，其他4个区只能在纽约州名下使用区的名称。这与纽约市的发展起源于曼哈顿有关。1626年早期荷兰殖民者用区区24美元的小商品即从印第安人手中买下的当地第一座岛屿便是曼哈顿岛，到1790年曼哈顿人口已发展至33，000人，城市初具规模。按照美国“无报不成镇”的历史发展规律，这一新兴城市很快成为美国报纸竞相登场的舞台。

　　首先亮相的是1801年创刊的《纽约晚邮报》（New-York Evening Post），该报后来更名为《纽约邮报》，是迄今美国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日报，本人访问过该报，详见后文。然后进入人们视线的是《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纽约日报》（New York Daily）、《纽约每日时报》（即后来的《纽约时报》）等一批后来赫赫有名的报纸。到1864年林肯参加美国总统大选时，纽约市的日报已经多达17家，成为全国报业重镇。在1896年8月18日阿道夫·S·奥克斯（Adolph S. Ochs）以7．5万美元买下《纽约时报》时，该报在纽约10家主要日报中排行最末，日发行量仅9000份（实际印21000份，多数赠送），与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晨刊发行20万份，晚刊发行40万份）和赫斯特的《纽约日报》（晨刊发行30万份，晚刊发行13万份）等报纸不可同日而语，比倒数第二名的《纽约论坛报》（发行1．6万份）还少近一半。但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洗礼，硕果仅存者惟《纽约邮报》和《纽约时报》两家，后者之影响力又远在前者之上。

　　这样一家报纸占据了曼哈顿市最繁华的中心地区，倒也不足为奇。

　　《纽约时报》位于曼哈顿西43街229号，介于7大道与8大道之间，紧挨著名的“时报广场”（该广场原名Longacre Square，1905年《纽约时报》迁至这里百老汇的时报大厦后不久，广场即《纽约时报》的名字命名。不知道该广场来历的人，喜欢顾名思义，称其为“时代广场”，也渐渐被接受），与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所仅一街之隔。游人摩肩接踵的百老汇大道和高楼鳞次栉比的42大街纵横相交，与其擦肩而过。在它周围方圆数百米范围内，有曾是世界最高楼的帝国大厦（世贸大厦倒塌后，他再度成为纽约市最高建筑，为防恐怖袭击而一度关闭），有每年圣诞节期间被挤得水泄不通的洛克菲勒中心建筑群，有以光亮夺目的不锈钢尖顶为特色、在帝国大厦之前曾是世界最高建筑并被称作艺术装饰建筑典范的克莱斯勒大厦，有古老而宏大的纽约图书馆，有每隔半小时在拱形大屋顶上演示激光图画音乐的大中央火车站，还有数十家大型影剧院……

　　我乘坐地铁，在总长达390公里、被视为世界上最复杂地铁线路的黑色通道中穿行，直至时报广场站。十几路通往全市各地的列车在这里地下三层立体空间交汇，站内几乎任何时候都人流如潮，街头艺术家们在地下各个角落尽情表演，似乎并不介意你是否给钱。我随着人流涌入42大街，到达纽约时报社时正好下午2点，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半小时。我打电话给该报公关部主任托比·乌斯尼克（Toby Usnik），此次访问正得益于他的安排。对方婉转地要我“稍等”15分钟，于是我借此机会打量起这家闻名世界的报社的大楼。

　　纽约时报现在的大楼已不是1905年设在百老汇大街1475号的“时报大厦”了，外墙用大石块垒成，楼高虽仅14层，却占据近半个街区，一看就知至少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建筑（据后来介绍大约有七八十年历史）。大楼的中段稍稍缩进处有几扇一人多高的黑色大门，门边镶着金色铜条，门眉上书有金黄色“The New York Times”（纽约时报）字样。这几个字很小，竟于其上方“229”这个门牌号码字号差不多，给人一种深藏不露的感觉。字的下方，就是该报的正大门了，唯因其灰暗狭小，与这座庞大建筑显得有些不相称。除了缩进去的那几个字以外，大楼任何地方均看不到纽约时报招牌，若非大楼沿街墙上装有一排写着“Times”的乳白色路灯，人们很难将这座大楼与著名的《纽约时报》挂起钩来。这种不事张扬的做法，与《纽约时报》稳健持重的报纸风格倒是十分和谐的。

　　大门内是同样狭小的大厅，若按面积算，这个大厅最多相当于深圳特区报业大厦大厅的20分之一。大厅中央是来客登记和保安人员检查出入者证件的通道，右侧靠墙6部电话供来客与楼内职工联络，左侧一个圆柱上印着早期纽约时报的报纸图案，左侧唯一空着的墙上挂着一帧大幅黑白照片，十分醒目。照片上是该报记者对埃及木乃伊考古发现的报道，但具体来历我不清楚，于是拿起摄像机打算拍摄，却被刚才还在门外应我要求帮我留影的一位秃头穿制服的先生阻止了。他说：“在门外拍可以，楼内任何地方不得拍照或摄像，这是规定。”他这一阻拦，使我猛然想起炭疽病事件发生以来纽约各新闻单位所采取的严密的保安措施。当纽约首宗炭疽病信件在ABC广播公司总部被发现时，《纽约时报》也出现可疑信件，报社大楼一度被关闭检查。

　　我正胡思乱想着，一位小姐站在通道口叫我的名字，并自我介绍是公关部的职员，说乌斯尼克主任正在等我。我赶紧跟她上楼。经过安全通道时，保安朝我做个鬼脸，悄悄说：“不让你拍照的那人是我的老板。”我一笑，说“谢谢”。

　　乌斯尼克主任说话利落，走路匆匆，看上去很精干。我再次说明来意，他寒暄几句即领我来到三楼开放式的编辑部大厅，绕过许多电脑台，到达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外间，将我介绍给一位自称罗丝马丽·希尔兹（Rosmary Shields）的小姐。小姐正是雷恩斯总编辑的秘书，进去通报后即笑容可掬地带我往里走。未等我进房，雷恩斯先生已迎了出来。握手时我感到那手的肥厚和力度。然后我们坐在他那猩红色天鹅绒沙发上，开始了我的采访。谈话前，未等我将录音机取出，他出人意料地先拿出一部袖珍采访录音机置于茶几上，并笑着征询我的意见说：“可以录音吗？只是用作日后参考。”这话本该由我说的。我一边将自己的录音机置于他的录音机旁，一边也笑着表示完全可以，并也征得他的同意。

　　在对美国新闻界近40人的正式采访中，雷恩斯是唯一对访谈过程进行录音的美国人。

　　二、 新总编甫上任即遇天大事件

　　雷恩斯看上去个头约一米七五，头发灰白，两眼炯炯有神，身材敦实，说话略带鼻音。他不像保罗那样健谈，但态度和蔼，在温文尔雅中让你略微感觉出彼此间的距离。

　　雷恩斯当上美国最显赫报纸的总编辑，完全是历经37年奋斗，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底层爬上来的。他1964年开始其新闻生涯，起初是在其家乡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伯明翰先驱邮报》（The Birmingham Post-herald）当记者，同时也为该市的《塔斯卡卢萨新闻报》（The Tuscaloosa News）和一家电视台工作。一人打三份工，可见其年轻时之勤奋。1971年他实现第一次跨越，进入本州也是美国东南部各州最大的报纸《亚特兰大宪章报》（The Atlanta Constitution，该报2001年发行量31万多份，全国排第29），不久即升任政治部主编。1976年至1978年，他被邻近的佛罗里达州《圣彼德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挖去担任政治部主编。1978年他再次跳槽，终于鲤鱼跳进龙门，进入美国报界人人垂涎的《纽约时报》，成为该报驻亚特兰大记者站首席记者。1984年，在当了3年白宫记者后，雷恩斯被提升为该报驻华盛顿办事处首席政治记者，一年后又升任办事处副主编，然后当了一年驻伦敦记者站站长。1988年他一个回马枪又杀回华盛顿，任该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一干就是4年。1992年他的一篇特稿荣获普利策奖，成为他迄今最引以为荣的经历。1993年他被任命《纽约时报》社论版主编，坐上直接归发行人领导的编辑部高位。2001年5月21日他被任命为总编辑，但直至9月份前任总编辑退休后才正式履新。接替他担任社论版主编的是女评论家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在他正式上任前的2001年8月8日，他和该报发行人小阿瑟·苏兹贝格（Arthur Sulzberger, Jr.）前往中国北戴河采访了国家主席江泽民，成为当时世界一大新闻。

　　雷恩斯上任不久即遇震惊世界的9．11恐怖袭击事件，这对他来说既是一次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也是一次展示能力的难得机会。结果，他大获全胜，获得近乎完美的结果：该报因对9．11事件及反恐战争的出色报道而一举夺得6项普利策奖，加上另一项普利策奖，总共为7项，远远超过45年前 ？报一次独得3项普利策奖的历史纪录，在美国新闻界引起轰动。在6项与9．11事件有关的奖项中，包括普利策奖中份量最重的“公共服务贡献奖”。此次事件中，《纽约时报》将其“档案记录报纸”的特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连贯且全面地报道了9．11事件，阐述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对全球安全局势的影响，还对受害者的情况予以跟踪报道。第二天，报纸即将版面做大幅调整，将整个B板块约10页的篇幅辟为《国家面临挑战》特刊，连续刊登数月（直到我今年回国前还在刊登）。这是该报获得“公共服务贡献奖”的全部理由。其他5个奖是解释性报道奖、国际报道奖、新闻评论奖、独家报道奖和现场新闻照片奖和特写照片奖（一张照片独得双奖）。其中新闻评论奖被评价为“准确、全面，并深入分析了9．11事件对全球局势产生的恐怖威胁”。【1】

　　以上都是后话。我那天坐在雷恩斯办公室那猩红色天鹅绒沙发上时，《纽约时报》这位老总并未预知即将丰收的普利策奖。他闭口不谈自己当时的表现，尽管他是当时编辑部的最高指挥者和适时辟出《国家面临挑战》特刊的主要决策人，尽管在他的主持下该报用了96磅字号的特大主标题——“美国遇袭”（U.S. ATTACKED）。这个标题的字号比《纽约时报》的报头字还大近乎一倍，是该报有史以来第三次用96磅字号。第一次是上世纪60年代美国阿波罗号载人飞船登月，当时的标题为“人类漫步月球”（MAN WALKS ON MOON）；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尼克松下台，标题为“尼克松辞职”（NIXON RESIGNS）。看得出来，由于字号特大，标题用字也就特少，只有2至4个字。

　　他只是对编辑部员工的出色工作嘉勉有加。的确，《纽约时报》获得的这块“公共服务贡献奖”金牌，虽无任何人名字，却是很多人忘我劳动的结晶。据2001年9月17日出版的《总编辑与发行人》（Editor & Publisher）杂志报道，在9．11惨剧发生的当天，《纽约时报》至少有100名记者投入现场的采访报道活动，其中至少有24人于上午10时即到达世贸中心附近。该报大都市新闻部主编约翰·兰曼（John Landman）说：“当时所有人都行动起来，编辑部人手不够，行政经营方面的人员自觉前来帮忙。广告部的员工来帮助接听电话，财务人员来帮助记录前方记者的稿件，甚至保安人员也跑来尽力。”报道称，一位家住新泽西州的记者闻讯欲赶回报社，不料所有通过哈德逊河进入曼哈顿的桥梁、隧道和渡轮都封闭了，情急之下，他疯狂拦住一艘在河面巡逻的船只，终于渡过河赶到了报社，很快投入为前方记者改写稿件的紧张工作。当然，所有稿件都不会署他的名。【2】

　　在后来采访该报企业发展部主任约翰·戴利（John Daly）时，我进一步获悉：9月11日下午，当该报意识到曼哈顿下城的戒严将影响到次日报纸向这一地区的发送时，报社分管发行的副总裁立刻联合《华尔街日报》向纽约州长帕塔基求援。结果在州警察局警员的护送下，两报的运报卡车于次日下午3时进入被封锁的下城区，使这一地区的读者及时获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

　　这一天的《纽约时报》很快脱销。当天我接连三次到附近的超市购买《纽约时报》，每次都扑了空。后来还是戴利送给我一份9月12日的报纸，那是重新印刷的。戴利说：“袭击后的第二天，我们实际上将零售数量加印了一倍，即增加了50万份，因此那天报纸的发行量约为180万份。但还不够，我们又加印了10万份。后来我们不得不重新开机，再印10万份，以满足读者需要。所以，9月12日的报纸我们总共发行了200万份，这在我们报纸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新总编上任第一个月，《纽约时报》打了一场漂亮仗。

　　三、 与保姆一段情竟导致普利策奖

　　出我意料的是，雷恩斯获普利策奖的作品，不是他所擅长的社论和新闻评论，更不是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或摄影图片。他的作品软得不能再软，是一篇关于他与童年时家中保姆间个人友谊的自传体特稿。

　　这篇特稿发表于1991年12月1日的星期天版第六板块的《纽约时报杂志》，篇幅长达5335个字。文章表达了他少年时期对位于南方的家乡城市伯明翰市种族歧视的不满与无奈，而在他7岁时到他家当保姆的少女恰是一位黑人。他认为这位后来一度不知所终的黑女人对他一生有很大影响，他一直心存感激，谁知34年后雷恩斯一家与这位保姆又意外重聚，惊喜之情难以言表。文章也透露出雷恩斯本人也出身寒门，父辈均为穷苦劳工。

　　这篇文章既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美国南方种族歧视的某些特点，也透露出当今世界最著名报纸总编辑的少年经历，同时还依稀可见普利策奖的某种价值取向。应我要求，雷恩斯让秘书罗丝马丽小姐给我寄来了这篇作品，这里不妨节选部分内容，供读者欣赏：

　　格雷迪（Grady）有一天出现在伯明翰第五大道西1409号的我们家时，我才7岁。她渐渐改变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她为我们家熨衣、清洁和做饭，一干就是7年，我们每周付她18美金。她和我之间的谈话成为我们家在阿拉巴马州许多个炎热下午不可缺少的内容，家中每一个成员也逐渐接受了这一被我父亲称之为“伟大而冗长的谈话”。

　　一个业已消逝的时代是很难描述甚至也难以在记忆里保留的，如西部的拓荒时代就离我们很远了。但我却是在一个今天已经不复存在的世界长大，那个世界就在我们国家，也并非很久以前。那就是伯明翰，那里曾经盛行本世纪美洲大陆最典型的种族隔离制度！

　　我们在50年代那行将消失的世界长大，过着世俗的、无关紧要的日子，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警察局长T·尤金·康纳（T. Eugene Connor）正为其历史性的抗争做准备。多年来，在我的记忆里，我和格雷迪像孩子与成年人一样生活着。但现在看来，我们那时都是孩子，只不过一个是白人而年纪尚幼，另一个是黑人正步入青年；一个享受特权，另一个遭遇贫穷。

　　不久前我们在伯明翰郊外我姐姐家那所大房子相聚。现年已57岁的格雷迪是亚特兰大医院的厨师。我开租来的车将她接到姐姐家，正在停车时，现已退休而住在佛罗里达的我父母亲开着他们那灰色卡迪拉克也刚刚赶到。我父亲虽年近84岁却身材魁梧，精力充沛，停下车一言不发，径直走向格雷迪，一把将她拥在怀里。

　　过了好一会儿，格雷迪才说：“我从未想到过会再见到你们一家。我想这真是天意，是上帝要我们相见的。”

　　这时34年来我们大家第一次重聚。对我而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能够找到格雷迪显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我深感应当在我的那些启蒙老师们还健在的时候让其听到我的感谢话语。格雷迪一直是我们的“女仆”，但她给我上了作家应学到的最有价值的一课，那就是以诚实地且直逼要害的眼光去观察我们的世界。她走了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她是一个多么勇敢而慷慨的人，或者说，我竟欠了她那么多。

　　我们这次有缘相聚，是因为去年春天姐姐碰巧遇见格雷迪一位亲戚并得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我获悉后立即到亚特兰大拜访她，并助成数月后在伯明翰聚集，让大家共同回忆一同度过的岁月。我们再次体会到爱是如何持久的，她不仅绽放在丰饶之沃土，也会灿烂于贫瘠之沙丘。

　　旁观者通常以为，在整个南方，种族隔离的形式大体相仿。其实不然，这种隔离在某些地方尚存人性，而在某些地方却包含着不可宽恕的残忍。在伯明翰，可以发现种族隔离最残暴和最有组织的形式——由白人刺客夜间偷袭所造成的隔离；由合众钢铁公司老板所制造的隔离；由普遍缺乏道德的警察们强加的隔离。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伯明翰与整个南方的关系，有如约翰内斯堡与整个非洲的关系。他认为，伯明翰简直就像南非种族隔离的美国版，如果种族隔离能够在这座城市被打破，它就可以在美国任何地方被打破。这就是为什么1963年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在伯明翰爆发，为什么一旦其咽喉在伯明翰英格兰公园被切断，以合法形式存在的种族隔离这条巨龙也就倒地身亡。这便是“肮脏的伯明翰”的结局。

　　在伯明翰的全盛时期，一条由炼钢厂组成的巨大地带延伸达10英里长。像格雷迪父亲和我父亲那样的黑人和白人从南方各地蜂拥而来，干着炼钢、挖煤、采铁矿等各类工作。每到晚上，钢铁厂永不熄灭的红色光芒照耀着夜空，直到格雷迪·威廉斯出生的1933年。工种的分配遵循着简单的惯例：白人炼钢，黑人洗煤。

　　格雷迪的父亲亨利·威廉斯（Henrry Williams）来自奥克拉荷马。他身材矮小，只有5英尺3英寸，非洲和切诺基血统各占一半，却非常潇洒，但也有些偏执。当白人工头去世时，他相信自己会升上去，不料却由死去的白人的外甥招进来顶了缺，自己反倒要去教会新上司所有有关洗煤的知识。

　　他为此忿忿不平，抱怨自己被一个新手晾在一边。妻子伊丽萨白总是劝他：“算了吧，亨利，不和他们计较。”

　　一个星期六，亨利·威廉斯交给格雷迪一个任务说：“去那座小山告诉戴维斯先生，就说我向他要3颗可用在我那38型手枪上的子弹，我想去宰一条狗。”

　　同一天下午，他在自己的卧室开枪自杀。格雷迪发现了尸体，那年她才7岁。

　　多年来，伊丽萨白·威廉斯（Elizabethe Williams）支撑着全家。她当时是一名见习护士，若非当地医院的种族歧视，她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注册护士的。

　　格雷迪上了一个黑人高中学校，那时14岁，已经在白人家兼职干些零活了。16岁高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她在考试中不想过于突出，但最后的分数仍是很高。她原计划到新奥尔良一所黑人大学的医护分校读书，但她需要先靠一份全职的工作来挣学费，于是来到我们家。

　　在大萧条时期（指上世纪30年代——笔者）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我父亲和他两位兄弟从阿拉巴马山区迁移到伯明翰。他们是壮实、朴素的乡村小伙子，知道如何甩大锤。到1948年杜鲁门当选总统时，他们通过向A. &P公司贩卖木材和建筑架而腰包渐鼓，于是在海边买下房子，为他们的妻子们雇佣了女仆，共育有8个子女，并决心让他们上大学。我是最后一个出生的，前程灿烂。

　　这帮粗手笨脚的山民能够发达起来并宠爱子女，在他们来说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但那个时候我身边围绕的尽是女人：我妈妈；我姐姐，她大我12岁，把我当宠物般抱来抢去；我那鸡皮鹤发的老外婆，一位寡妇，除我之外她不喜欢任何人，因为我用了她丈夫的名字；还有我姑妈，一位红头发的老处女，她为我制作很多小吃，我父母不在家时我就睡在她房间里的小床上。其他还先后有3位黑人女仆，格雷迪是其中最后一位。

　　我们家的女人大都太过苗条瘦弱，唯格雷迪身材丰满，皮肤光鲜。她穿着蓝色制服，两只棕黑色的小腿胖鼓鼓的，门牙有一个缝（我也是）。依我的记忆，格雷迪告诉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旦她赚足了钱，她就为自己的牙齿镶上一个钻石套，那牙一定会让男人发狂的！

　　我14岁时，她就离开了。过了许多年，我才意识到，在那个充满暴力的年代里，在那座残酷无情的城市里，无论是处于偶然，抑或天意，格雷迪都以一种微妙的、轻柔的、充满爱意的方式，如同那座欢乐的庭院里胡桃树发芽落叶一般，馈赠给了我最珍贵的礼物，而这礼物为在彼时彼地长大的一名放纵的白人男孩所接受。据大我10岁的哥哥回忆，我那时一个劲地跟在格雷迪后面，不停地向她发问，要求和她闲扯。

　　我那时大约9岁或10岁。我们二人独处一室，她在熨衣。强烈的光线流水一般穿过窗户，盛暑像一张地毯，重重地笼罩着整个伯明翰。她讲起了从未告诉过我的秘密世界。她讲到警察用橡胶水龙头所实施的街头暴行，讲到黑人区以枪杀一名行动太迟缓的地板清洁工而闻名的副警官，讲到“狗日”，即一年一度黑人被允许参与国事的日子，还有全国有色人种协会。

　　1951年，带着在我家工作的积蓄，她终于上了那所大学的护理学校。她成绩优良，并热爱那所学校及其所在的新奥尔良城。可惜那笔钱仅支撑了一个学期，因此在夏季报名之际，她又来打扫我的房间了。从此，她打消了成为一名注册护士的梦想。几年之后，格雷迪出嫁了。1957年，她移居纽约，干的仍是女仆的工作，从此便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但我从未忘却她是如何向往获得教育的。

　　时间到了1991年4月23日。我走近亚特兰大一幢看上去不起眼的公寓那关闭了的安全门。门后，在阴影里等候着的是一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头上长着一圈白发，门牙上有着明显的裂缝——仍然没有镶上钻石。格雷迪打开门说：“我要拥抱你！”

　　格雷迪的公寓朴素简洁，最显著的特征是躺椅旁边一排排的书籍。中断了这么多年的谈话，我们没费力气就续上了。几分钟内，我们二人都在大笑我们回忆起的完全同样的事情。格雷迪早已知道当我接近青春期时对自己的相貌缺乏自信。她总是找机会来肯定我，且喜欢用最令人振奋的方式。有一天，我穿着硬挺挺的衬衣，头发向后梳得光溜溜的，准备去参加一个生日派对。格雷迪见了大叫道：“你看上去就像要去泡妞似的！”以至我妈妈听到从隔壁房间喊道：“格雷迪，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我对格雷迪说“是的”，我还想说“我是想去销魂啊”，但未说出口。

　　阅读已成为格雷迪生活中的一股激情，尽管她从未获得过更多的正统教育。当年正是格雷迪把海明威介绍给了我。在1952年那个秋天，我得了腮腺炎，而《老人与海》正在《生活》上刊出。格雷迪坐在我的床边，为我读完了整部小说。我们二人都冲着这句话咯咯地笑：“有一次他站起身来，就在小艇旁边撒尿……”

　　她后来解释说，部分是为了挣钱，部分是为了逃避那烦人的婚姻，她去纽约当女仆，每月挣125美元。她丈夫后来也去了。“雇佣我的那个家庭也给了他一份工作，”她回忆道，“我们住在一起，相处了31年，这31年太漫长了，毫无生气。”他们育有三个子女，最大的已37岁，在纽约地铁工作。

　　在南方的黑人中，格雷迪属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机遇被种族隔离最后的喘息所焚毁的那一代人。今天无论哪个种族的青年都很难理解这个正逐渐减少的一代人所遭遇的赤裸裸的不公正待遇。当你从华莱士（指当时阿拉巴马州州长——笔者）的言词中剥去有关宪法的废话后，实际上他正在告诉格雷迪的母亲，一位辛勤劳动并在阿拉巴马州付了40多年的财产税、消费税和收入税的母亲，她的孩子并不能去就读由这些税款所资助的学校！

　　所以，当我开玩笑问起在她身后是否会把骨灰带回伯明翰的普拉特城时，引起了她的不快。她坚决地回答：“不。我宁愿它被丢进纽约的东河（East River）。我从不喜欢阿拉巴马。你这样说，难道不太可怕了吗？你知道我多么恨那个城市。”

　　我们的团聚成为一个发现的日子，充满丰富的感情和特别的幽默。漫长的午餐快结束时，我的姐姐和我的嫂子开始伺候咖啡。格雷迪愉快地讲起我已去世的姑妈制作可可饼子的技艺。她又说：“我年轻时常常希望自己能买上一座大房子，然后让白人伺候我的咖啡，”格雷迪靠着座椅继续说，“我虽然没买上大房子，但是我现在已经喝上了咖啡。我曾经追逐过彩虹，我抓住了它。”

　　当然，她并没有追上彩虹。她永远也追不上了。在种族主义的牺牲品中，格雷迪就像战争结束时阵亡的士兵。就在她接受教育的梦想破灭后的几年内，地方大学便对黑人开放了。她的妹妹、侄子成了幸运儿。侄子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如今已是阿拉巴马立法会的成员。如果格雷迪再小上几岁的话，她就会走上她妹妹和侄子的道路。如果她是白人，阿拉巴马的公立教育体制也一定会保送她的，即使她家境贫寒。即使在1950年，凡是读完高中的，失去父亲的白人子弟都不允许在阿拉巴马耽误前程。但格雷迪时运不妙，既身为黑人又失去父亲，真是祸不单行。

　　就在我们午餐聚会的某个时刻，屋里每个人都意识到，在所有当格雷迪还是一名小女孩时就认识她的人中，有一群人本来可以送她上大学的——那就是我们家。

　　格雷迪告诉我，当她在一家图书馆看到我的书时，她非常感动。那是一部取名为《我心安息》（My Soul Is Rested）的关于民权运动的口述历史，在大学校园里作为有关南方以及有关我从事新闻工作经历的基本读物被广泛流传，我对此最引为豪。但当这本书在1977年首次刊行时，格雷迪并没有意识到，她正是这本书的灵感源泉。这是我的错。我等待了太久太久，才找到她并告诉她，这真正是她的书，是在那漫长酷热的下午，她在我心灵里写下的。（2）

　　雷恩斯的这篇作品写得很动情，篇幅也比上述文字长一倍多。他对幼时保姆的感情真挚可信，对当时的种族歧视深恶痛绝，文中没有丝毫造作。这使我对这位总编辑增添了不少敬意。

　　四、 “我最操心头版及头条”

　　美国报纸编辑部的工作流程与中国报纸有所不同，例如他们的采编合一体制、他们以编辑为中心的指挥管理体系、他们将新闻与评论严格区分的做法等等。于是我常想，这些报纸的总编辑们怎样去实施管理？他们日常最操心的问题是什么？过去在国内曾听原《人民日报》总编辑（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敬宜先生说过，总编辑的职责主要有两条，一是策划，二是把关。这一观点被国内业界高度认同，也具有很浓烈的中国特色。但从比较研究的角度考虑，我就更想知道美国总编辑们的想法。

　　于是，我第一次访问《纽约时报》时，就用“您在编辑部日常管理中最关心什么”这样的问题问了总编辑雷恩斯。他回答说：“作为编辑部的头，我最关注的是新闻既快又准地到达编辑部，即要求新闻既准确又是最先获得的。如果快速和准确二者不可兼得，则宁肯准确而不要快，尽管我本人更喜欢快，快了才有独家新闻。而我日常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决定每天报纸的头版新闻，特别是头条新闻。这件事很有挑战性，把它做好并不容易。”

　　在美期间，我用这类问题问了不下6位著名报社的总编辑，答案不尽相同。如长岛《新闻日报》总编辑马罗告诉我说：“我没有什么最头疼的事，我要操心的只是大量零碎的小事，如招聘新员工、解聘不称职员工、公平付酬、设法使员工专心工作等。我们不像《纽约时报》，那是份很特殊的报纸，每天有过多的人花费过多的精力去注意它。正因此，他的总编辑把很多功夫用在头版上。我们与其不同，我们在一版只有一篇稿件，编辑部的人已经熟悉自己报纸的风格，他们懂得一版需要什么稿件。我只需将一半的精力放在选头版稿件上。”

　　马罗的话说明，即使他自己认为不必过多操心头版，但这一决策行为仍然占据了他一半的精力。这代表了大多数美国报纸总编辑的日常关注重点。

　　马罗的话又点出了《纽约时报》“是份很特殊的报纸”。特殊在哪里呢？依我在美国的切身体验，《纽约时报》之特殊，主要在于其声名远播的“档案记录报”特征。该报有一句被浓缩了的编辑方针，即“一切适于刊印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这句话由该报早期发行人奥克斯推出并于1896年10月25日首次在社论版出现，又于1897年2月10日移至头版，置于报头左侧，至此每天与读者见面，成为一条永不改变的信条。这一编辑方针所强调的包容天下一切新闻的意图十分突出。正是在这一编辑方针的指导下，该报对国际国内大事，特别是包括纽约在内的美国国内重要新闻覆盖无余，疏而不漏，其完整和全面的程度，美国报纸无出其右者。《华尔街日报》和《今日美国》的发行量都比《纽约时报》大，但《华尔街日报》偏重财经，已经将许多综合新闻拱手让人，而人们从《今日美国》又很难读到详细深入的分析类报道。

　　更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容量比绝大多数竞争对手都大得多，页数一般相当于它们的两倍，平日刊一般都超过100页。如我第三次访问该报那天（2001年12月12日，星期三），其总页数为128页。若按该报每页平均7000个单词计算，总印刷单词量达64万个，超过900页厚的著名小说《飘》的单词量（注：英语以词为单位，每个词包含的信息总体上比汉语每个字要多，在印刷品上占的面积也比汉语每个字大，因此64万词的英语图书，翻译成汉语可能会接近100万字）。其星期天刊的报纸就更加庞大了，比平日刊要多近一倍。据说1983年11月13日的该报曾达到创纪录的1572页，重4．5公斤（关于该报的星期天刊，容后详述）。该报前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伯格（Arthur Ochs Sulzberger）曾宣称：“如果有谁说过他每天读完整个报纸（指《纽约时报》），那么他不是世界上读报最快的读者，就是天下头号撒谎者。”【3】

　　据有关资料，《纽约时报》从奥克斯时代起就用小号字刊登纽约发生的每一场火灾。迄今人们也可从该报了解到世界各地的天气情况及美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还能读到重要演讲的全文、白宫客人名单、长篇回忆录以及各地日出日落的准确时间等等。该报还以发表的消息多于世界任何其他报纸为荣，曾有一段时间报社每天都有人奉命查阅其他报纸，对体育比赛的积分报道和讣闻报道逐条加以统计，检查本报有无遗漏。

　　不仅容量大，该报在覆盖各类新闻事件时还尽量做到客观公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该报对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新闻也从不避讳。在纽约市，该报有若干竞争对手，如发行量全国排行第六（过去曾远远超过《纽约时报》）的纽约《每日新闻》和排行第十的《纽约邮报》。这两家报纸都两眼紧盯着发行量排行第三的《纽约时报》的广告客户和读者队伍，《纽约邮报》发行人接受我采访时更声称自己的读者层与《纽约时报》的读者层基本相同（据向美国同行核实，此话并非虚妄之语）。《纽约时报》对这两个本市小兄弟当然也不敢太掉以轻心。但在该报，却经常可以读到对两个对手的正面报道。如2001年4月24日《纽约邮报》刚宣布总编辑易人，次日的《纽约时报》立即刊出对此事件及新任总编辑的长达1000词的报道，并在文中借用他人之口对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新总编辑科尔·阿伦（Col Allan）赞誉有加：“科尔·阿伦是一位典型的、作风硬朗的澳大利亚总编辑。”“他对各种各样的政治冲突及与媒体大人物间的关系均应付自如。他并不倒向政界的某一边，但无论在悉尼还是在整个澳大利亚，权势人物们对他都很敬畏，甚至有几分恐惧。”这篇报道还评论说：“他在过去领导悉尼《每日电讯报》与对手大报《悉尼先驱早报》的恶战中表现强悍，此次加盟《邮报》必将在纽约业已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再掀大浪。”【4】其他如《新总编（指纽约邮报）解雇三名高级职员》、《报纸（指每日新闻）批评得罪广告大户》之类关于对手报纸的新闻均屡见不鲜。

　　对于《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全国性竞争对手，《纽约邮报》也摆出大报风范，以平常心对待其任何重要新闻，绝不遗漏。如前文所述，9．11事件发生仅三天，该报即以赞美的口吻详细报道了《华尔街日报》如何在灾祸临头时克服困难确保按时出报的事迹。此前，当《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于2001年7月17日突然去世时，《纽约时报》随即于第二天推出篇幅甚至超过《华盛顿邮报》本身的长篇报道，历数这位多年老对手的业绩及对美国乃至世界报业的影响，措辞热情洋溢，笔调凝重激越。

　　《纽约时报》档案记录报纸的特性及其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使得该报成为美国人日常资讯的重要资源之一。在纽约图书馆，我见到数十大本厚的《纽约时报》文章分类剪报本，供读者查询。在各区及街道的公共图书馆，也常见专设的电脑，通过馆内提供的光碟来检索历年《纽约时报》中的信息资料。在图书馆里检索着“大而全”的《纽约时报》，不禁对每日印在该报头版作上角的编辑方针有了更深的印象。该编辑方针为：“一切适于刊登的新闻”（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

　　在这样一个浩如烟海的信息时代，在这样一份企图包罗万象的大报，选择哪几条重要新闻上头版，特别是判断哪一件新闻具备资格上头条，确非易事。事实上，《纽约时报》一旦发行出去，其头版文章即广受关注，也成为引用者的首选目标，不少地方报纸甚至以《纽约时报》头版的选题来检讨自己的关注点是否正确。难怪雷恩斯自认平时最经常的“动作”是选择和判断头版及头条稿件。不仅雷恩斯，该报历届总编辑都在头版稿选择上掂量再三，不敢懈怠。我们从该报一位名叫阿贝·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的总编辑上世纪70年代初写给编辑部的备忘录中可以略窥端倪：“《时报》的头版也许是这张报纸最重要的单项资产和商标。头版呈现给读者的并非只是一些重要新闻，还包括本报编辑们对重要性的判别能力。头版不仅是新闻，而是新闻加时报声誉。正如你们所知，本报头版对其他报纸、对电视乃至对新闻事件本身都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因此，新闻在本报头版上的位置，其本身就构成一件新闻。”【5】这样的评价真是吓死人了，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家报纸将自己的头版看得如此重要。

　　说到这里，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纽约时报》的头版面孔。这张面孔乍一看，可用“四平八稳”、“正儿八经”、“有板有眼”之类词汇来描述。它虽然比《华尔街日报》好看多了，但与美国其他大型日报比依然稳健有余而活泼不足。这也是该报一贯的风格。据我仔细观察，它的头版特点主要有三：一是版式稳重，重点突出；二是选题精当，照顾周全；三是篇幅冗长，一律转版。

　　版式方面，它的头版与内页横排方式不同，其6栏设置基本上还是以垂直为主，且栏区清晰，标题、图片、文章都极少破栏。《纽约时报》的6栏制也是几经变革的结果：创刊时为6栏，1865年12月4日起改为7栏，1913年4月1日起为8栏，1976年9月7日起放弃坚持了64年的8栏设置而改回6栏，直至今日。据说，坚持用6栏的理由一是栏宽增加，便于阅读；二是容量增大，节省纸张。另外，它的标题喜用细体字，照片也很少像《今日美国》那样大。

　　《纽约时报》庄重稳健的版式风格由来已久。早在1851年的创刊号上，《纽约时报》创始人亨利·J·雷蒙德（Henry J. Raymond）就摒弃《纽约太阳报》和《纽约先驱报》的煽情手法，宣称：“我们的《纽约每日时报》将永远站在道德、工业、教育和宗教的立场上，报道世界各地新闻，成为纽约最好的报纸……我们不打算给人感觉是在感情冲动下写文章，除非有什么确使我们激动。但是我们尽量使自己不要感情冲动。”【6】这就奠定了该报不卑不亢的基调。拯救《纽约时报》于困境的老奥克斯，1896年接手该报时也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所谓通俗化特色，拒绝刊登玩弄“噱头”的消息和连环漫画，甚至忽略照片对读者的吸引力，提出“本报不会污染早餐桌布” 【7】的口号。

　　在创刊后的几十年里，《纽约时报》的头版一直保持小字号标题，头条稿件的标题一般也只用一栏，甚至在1865年4月10日和15日对南北战争结束和林肯总统遇刺身亡这样重大事件的处理，也都只用一栏标题字的头条。该报头版上也很少见到大幅照片。其中有一个例外是1912年4月16日。我查阅到的这天报纸，破天荒地用三行通栏标题及5栏宽（当时头版是7栏设置）的大幅照片报道了泰坦尼克号豪华客轮失事沉没的新闻，还附有殉职船长的肖像。但这一通栏题的字号仍然较小，不到报头字号的一半。1969年7月22日这一天，该报头版再次突破，历史上首次使用96磅字（比报头字号还大三分之一）的通栏标题，报道美国人登陆月球的人类创举。此后，《纽约时报》的头版渐呈活跃趋势，但当该报1973年用通栏标题报道尼尔森·洛克菲勒（Nilsen Rockefeller）副总统辞职的消息时，引起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Athur Ochs Sulzberger）的不满。他对编辑部说：“你们难道不觉得应该将这些大标题留给更重要的新闻吗？……我感到我们正越来越滥用大字标题或通栏标题。”【8】于是该报又归于中规中距的版式。

　　总之，在整个20世纪，《纽约时报》虽然多次改版，但一版的变化不大，甚至在国内很多报纸采用彩色新闻图片时，它还坚持用黑白照片。直到1993年，该报才在星期天刊中的“书评”板块首次采用彩色图片，到1997年9月15日该报再次全面改版，该报才顺应潮流，开始在周一至周五的版面先体育、后其他版地开始采用彩色版和彩色图片，版式也趋向活跃，内页的某些板块，如艺术类、家居类和体育类板块甚至十分花哨，特大图片随处可见。而该报真正开始在头版用彩，则始于1997年10月16日。

　　《纽约时报》一版的版式虽不太活泼，但常采用“突出右上角”的版式，使重要新闻较易抓住读者视线。和中国报纸不同的是，《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的位置不是左上角而是右上角，这也是美国很多报纸的做法（《华尔街日报》有所不同），理由是右上角是最早进入读者视线的部分。所谓“突出右上角”，即将头条连同配发的照片都集中在右上角，而将其他三个角刊发小字标题的新闻或干脆就是正文。笔者在美国时，就常见该报于右上角头条位置刊登三栏左右的黑体标题，其左下方和下方围绕着的是图片及配发的相关新闻，有时干脆将较大的图片置于右上角；而其他角则用细体标题。据说这样做还有一个考虑，即报摊卖报时，因为报纸多而只能将报纸重叠堆放，结果只露出报纸的右上角，照样可以吸引读者。因此美国有不少报纸采用这种版式。但《纽约时报》的“突出右上角”并不严格，一旦遇到重大突发新闻，重心就移到整个上半部。

　　在选题方面，该报头版坚持从全球范围掂量新闻的重要性，头条选择常与其他报纸不同。例如2001年12月我第三次访问该报当天晚上，电视新闻一连报道了四大重要新闻，一是美国炸弹杀死3名基地组织头目，是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以来最大胜利；二是巴勒斯坦自杀炸弹在以色列境内公共汽车上爆炸，炸死10名乘客，以色列对阿拉法特官邸附近进行报复袭击；三是政府首次披露军队研究机构近年研制出具强致死能力的炭疽病毒，这种病毒极有可能被恐怖分子用作杀人武器；四是阿富汗军队向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下达最后投降期限，否则将杀无赦。这几条新闻都是美国人当时高度关心的重大事件，如何选择确实很伤脑筋。看次日各报，多数选择美军炸死三恐怖组织头目为头条，唯《纽约时报》等少数报纸将公共汽车爆炸放头条。《纽约时报》用了3栏标题和3栏照片，另外还配发了新闻分析，指出中东危机一触即发。对于三基地组织头目被炸死和炭疽病新发现的消息，该报则将它们与头条并排置于报纸上端，其中基地组织头目被炸死的消息只占1栏宽。

　　事后证明，《纽约时报》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恰恰从那次汽车爆炸开始，巴以冲突越来越激烈，导致今年以色列攻占约旦河西岸多个巴勒斯坦城市并围困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阵线主席阿拉法特的中东30年来最大危机，这场危机已引起世界各国不安，谁都不怀疑这是目前（指2002年4月笔者撰写此稿时）全球最大的新闻。该报的照片选择也颇具慧眼。我不止一次见纽约市立大学新闻系老师带领学生分析，为何选择这样的（指当时）照片刊于一版。

　　另外，该报的头版稿件也尽量照应周全，对国际、国内及纽约本地的重要新闻都有所覆盖。如果头版的新闻因偏向某一方面而使部分读者感到不快，该报会轻易找到另一类新闻题材去平息他们的不满，这就是该报被业界人士所称的“平衡术”。不过，这个“平衡术”更多地被用于社论、评论版上。

　　稿件冗长与《纽约时报》那“档案记录报”特征有关。该报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总是唯恐不详，重要新闻常常不惜篇幅，而有幸刊于一版的稿件又都是重要新闻。长文的大兴其道，也使得该报一版面孔较为死板，而且转文极其普遍。我在美国时曾订阅2个月和零买数十份《纽约时报》，观察下来，该报头版文章百分之百需要转文。像《今日美国》那样数百字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头版是看不见的。这一点后面还会详述。

　　五、 铺天盖地的超长报道

　　如前所述，《纽约时报》长文多。头版如此，内页自不必说。这与中国新闻界多年来倡导的“短些，短些，再短些”的做法简直大相径庭，因此我在美国读《纽约时报》时，常常嫌文章太长。而超长报道，正是《纽约时报》追求完备详尽的重要体现，特别是遇有重大突发新闻时，该报的这一特长往往发挥到极致。

　　以9．11事件发生那天为例，该报在时间仓促的情况下，当晚即编排出28个整版的专题内容，整个A板块全部用来报道这一震惊世界的大事件，包括社论版的内容也全部与此有关。而且这一板块前所未有地将广告压缩到仅剩一页，将第二页“更正”、“导读”等常规栏目统统取消，将国内新闻、国际新闻、本地新闻的界线全部撤除。这仅存的一页广告还被安排在封底（第28页），前面图文并茂的27页让你完全陷入事件的报道中，连喘气的功夫都没有，报纸似乎刻意不希望任何外来因素打断报道的连续性。第二天见报的头版共有5幅图片和4篇文字新闻。这4篇文字新闻分别转至第四、第七、第十四和第二十四版，每篇长度大约在半版至整版之间。2、3、5、6、8、9等版面的主要独立新闻也都占半版以上篇幅。数了一下，2001年9月12日《纽约时报》对此事件的报道共有63幅图片和69篇文字。以这样巨大的篇幅报道突发事件，这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还从未有过。

　　为方便读者一睹这些文字报道题材的分布情况，这里不妨费些功夫，将这些文字的主标题按页码顺序翻译如下：

　　一版：被劫客机同时击中双塔楼和五角大楼，总统发誓要严惩恶魔；悄然而至的恐惧；布什说恐怖分子决不会得逞；拭目以待——政府和全国人民进入战争（新闻分析）。

　　二版：抢救人员纷纷拥入，多数有去无回；废墟中发现幸存者。

　　三版：专家称双塔楼倒塌源于飞机燃油的长时间剧烈燃烧（附倒塌过程示意图）。

　　四版：布什要求全国搜捕恐怖分子及其支持者；布什助手们谈袭击事件（包括国防部长、交通部长、总检察长、白宫发言人和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布什昨晚的讲话（根据本报记录）。

　　五版：被劫持的波音757客机杀入五角大楼袭击政府；联邦政府官员转入地下室坚持工作。

　　六版：整个城市（指纽约）陷入愤怒、沮丧和无助的氛围之中；市民转移至附近小城镇。

　　七版：新建的急救指挥中心灰飞烟灭（指政府于两年前在世贸中心建立紧急救援指挥中心，不料这中心未等发挥用场就遭此大难）。

　　八版：由于城市交通被关闭，纽约人只能在空荡荡的街头行走；潮水般急切呼叫阻塞电话线路；曼哈顿戒严将持续；帕塔基（纽约州长）命令全州基层选举暂停。

　　九版：各医院准备就绪随时接受伤者；在世贸大厦设有办公室的公司寻找幸存者未果；公司临时求助电话（供救援和被救援者使用）。

　　十版：目击者言（刊登16名现场目击者的描述）；面对恐怖袭击。

　　十一版：家属和亲友焦虑万分；人们蜂拥步行过桥逃出生死地；家长冲入学校欲领孩子回家。

　　十二版：美国穆斯林和犹太人爆发冲突；巴特里公园市民逃出险境（公园位于金融中心，紧挨双塔楼）。

　　十三版：恐怖分子精心策划高效配合；袭击者心智健全；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股市滑坡，其他地区股市关闭。

　　十四至十五版：杀戮之晨（配以图表、地图、照片等，再现11日早晨7时至下午2时事件演化进程及总统和政府反应）。

　　十六版：波士顿机场安全警戒正常（有两架被劫飞机从该机场起飞，人们怀疑机场安全工作疏漏）；宾州飞机坠毁前旅客报告劫案；著名女脱口秀演员和电视制作人随机遇难。

　　十七版：美国机场安全受到异常关注；其他高楼和著名建筑纷纷关闭；全国处于警戒状态。

　　十八版：近20年严重恐怖袭击事件（介绍自1983年至2001年世界造成100人以上死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并配图）；生理及心理专家投入安抚工作；旅行袭击渐成趋势，目标多指美国公民；一些使领馆今日关闭。

　　十九版：各类交通纷纷关闭，出游旅客无所适从；副司法部长接到妻子从被劫飞机上打来的两次电话；国家领空有史以来首次全部关闭。

　　二十版：国会议员表示不分党派坚决团结在布什总统周围；华盛顿旅游者惊吓奔逃；华盛顿老官员们忆及珍珠港事件。

　　二十一版：中央情报局官员称恐怖袭击无升级迹象；美国武装部队高度戒备以防新的袭击。

　　二十二版：阿拉伯国家政府谴责恐怖分子，但街头有人欢呼；塔利班谴责恐怖袭击，但称本·拉登未卷入；对遇难者的同情拉近巴以两国关系；原定到达美国的飞机改飞加拿大。

　　二十三版：面对冷酷敌人美国暴露脆弱；世界对事件的反应（列举欧、亚、美、非及中东等地国家及联合国的反应）；欧洲国家支持美国拟随时做出反应。

　　二十四版：布什助手称恐怖袭击不会改变导弹防御计划；当无辜平民被当作武器袭击他们自己的时候（新闻分析）。

　　二十五版：新闻网站提供新闻兼做安抚服务；各传媒打破常规全力提供资讯（指电视、电台、报纸的表现及20多家报纸的号外版）；数年前专家已发出警告；现场电视直播使亿万观众目睹灾难。

　　二十六版（社论和来信版）：向美国发动的战争（社论）；发自恐怖之日（来信专辑，当天收到的15篇读者来信，均与恐怖事件有关）。

　　二十七版（评论版）：不同的世界（评论）；耻辱的一天（评论）；死一般寂静（评论）；美国的急救电话：9．11（评论）。

　　我比较当日的《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华盛顿邮报》和《今日美国》这四大报纸，没有一家像《纽约时报》这样报道详细，内容如此周全。这也难怪第二天人们争相购买该报，弄得报社不得不重新印刷以满足供应。相信很多美国人知道，每逢大事，欲求信息之全，非买《纽约时报》不可。

　　《纽约时报》的超长报道是其长期形成的传统，这种超长报道并不滥用，一般只关注独家新闻和重大事件。只要是独家新闻，哪怕记者只得到原始材料，只要它是其他媒体搞不到的，该报也照搬不误。这一做法深受读者欢迎。如1908年6月独家发表引起激烈争议的共和党政纲，1919年6月以8个版篇幅刊登第一次世界大战合约的全文，1945年发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文件，1945年8月30日以15个版的篇幅刊登长达13万字的珍珠港事件调查报告全文，1947年披露马歇尔计划，1951年5月先后以32版的篇幅刊登“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所作的证词，1964年9月累计用48个版的篇幅刊登肯尼迪谋杀案调查报告，1971 年刊载五角大楼文件等。

　　在突发事件的超长报道方面，也有以下例证：1923年8月于头版以通栏标题刊登沃伦·甘梅利尔·哈丁（Warren Gamaliel Harding）总统中风去世及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继任总统的消息，内页又用6个版报道新老两位总统的生平，成为报界公认的最早的大型专题报道典范；1945年8月7日是星期二，该报当时总版数仅38版，却用了10个整版报道广岛原子弹爆炸的消息，稿件全部来自现场唯一目击记者、该报的威廉·劳伦斯（William Lawrence）；1963年11月23日，在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的第二天，该报推出16版的专题报道，详细记叙事件的始末及现场情况，还包括47幅照片。当然，该报也不是所有重大事件的报道都占尽先机，如对“水门事件”的报道就落在《华盛顿邮报》后面。

　　六、 千人编辑部与优厚的员工待遇

　　应我要求，雷恩斯介绍了该报编辑部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情况。不出我所料，支撑《纽约时报》每日沉甸甸内容的是一支专业性很强、人员众多的采编队伍。雷恩斯告诉我说，该报全班人马约5000人，其中编辑记者约1100人，包括60名普利策奖获得者。这些编辑记者60%在纽约市，40%在外地和国外。编辑部下面大大小小的部门有大约15个，另设11个驻外记者站或分社，其中的华盛顿分社最为庞大，约50人。据了解，尽管美国报纸的版面数量普遍很多，但编辑部人数超过1000人的只有两家报纸：一个是《纽约时报》，另一个是《洛杉矶时报》。列为全国第四大报的《洛杉矶时报》在很多方面似乎都向《纽约时报》看齐，这一点我们后面将专门谈到。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主要设在三楼宽敞的新闻室，总编辑的办公室也在这一层。副刊和星期天刊的部门大部分在八楼。在这两层楼里办公的1100人是在怎样一个架构下运作起来的呢？这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据观察，该报的编辑部实行的是以分类组合、采编合一为主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编辑部被分成新闻和副刊两大类，各大类下又按报道的内容分为部或组，如新闻类的本市新闻部、国内新闻部和财经部等，副刊类的科学部、星期天刊部等。在这些部门里，编辑和记者“合署办公”，主编相当于部主任。主编和编辑对记者有绝对指挥权，记者采访的稿件主要在本部门的版面落地生根，重要的可上要闻版，但也由本部主编或编辑审改签发。但在个别部门，也实行采编分开，如版面编辑部，其职责有点像中国报纸的总编室，专门负责稿件的文字修饰和版面的设计拼装，里面是清一色文字编辑，没有记者；还有一个特别报道部，由主编临时从各部调动记者投入重点报道，其职责类似中国一些报纸的机动记者部，除了主编，全是记者。另外，该报从事写作这一职业的人员分为三类，一类在新闻部门工作，被称作记者；一类在副刊部门工作，被称为作家（writer），还有一类在社论、评论等部门工作或在新闻部门从事评论写作，被称为专栏作家或评论员。

　　由于没有现成完整的资料，我只好反复询问，包括后来询问该报企业发展部高级主任约翰·戴利。最后，我终于基本弄清楚该报编辑部的人员编制和分布，尽管不一定十分准确：

　　新闻方面高层负责人依次为：总编辑（现为雷恩斯），执行总编（以上2人各设秘书或助理1人），副执行总编（编制2人，现为1人），助理执行总编（7人），协调副执行总编（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3人），高级新闻编辑，图片主编。

　　（需要说明的是，Associate managing editor这个头衔，如单独领会似应译为副执行总编，该排在助理执行总编之上，但雷恩斯却告诉我他们的地位在助理执行总编之下，故不能翻译成副职。这个职位可兼任部门实职，也有只负责各部门协调的，所以我试译为协调副执行总编。美国其他一些大报也设有此职。）

　　各部门：

　　图书信息中心，设主任1人，资料员及研究人员约30人；

　　新闻办公室，负责编辑部的总务、人事、办公用品供应、秘书的管理等，由一名协调执行总编负责，设高级经理、各部门事务经理、人事经理各1人；

　　社论版，设主编1人（直接归发行人领导，并配行政助理1人），副主编1人（配行政助理1人），助理副主编2人，社论委员8人；

　　评论版，归社论版主编领导，另设主编1人，来信编辑2人，国际事务评论家1人，其他专栏评论家5人，文化和社会专栏评论家1人，自由专栏评论家1人；

　　国内新闻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白班编辑、夜班编辑、周末版编辑各1人，助理编辑1人，宗教记者2人，社会政策记者1人，另设国内教育版（《纽约时报》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相应力量的配备也很强大），含正副主编各1人，记者6人；

　　国际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助理主编2人，另设驻联合国记者站，含首席记者和记者各1人；

　　大都市新闻部，设主编1人（配行政助理1人），副主编1人，地方版编辑2人，助理编辑2人，任务编辑1人（负责向记者分配任务），企业和周末版编辑各1人，专栏作家3人，记者23人，另设驻警察局、纽约州首府、市政厅、纽约市各区及附近重要城市记者站11个，各含首席记者1人，普通记者1~2人；

　　版面设计部（负责除头版以外的其他各版的设计组版），设主编1人，副主编1人，助理主编1人，拼版编辑及美术设计和图标设计员40余人）；

　　经济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任务编辑1人（主要负责向记者分配和下达采访任务），夜班编辑1人，其他编辑5人，分别负责世界经济、市场、媒体经济、劳务市场、网络等版面，专栏作家4人，记者19人，分别负责消费、经济、能源、食品、工业与环境、保险、媒体与娱乐、兼并、证券、税务、技术、电信、华尔街等领域新闻和调查性报道，另设技术版，含主编1人、技术版编辑1人及记者4人；

　　文化部，设正副主编及助理主编各1人，编辑2人，图书、艺术、音乐、舞蹈、建筑、电影、电视、剧院、儿童、餐馆等领域评论家25人（其中仅音乐评论家就有6人，分别负责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国内音乐），记者16人（有的兼专栏作家）；

　　科学与健康部，设科学主编1人，编辑2人，专栏作家2人，科学作家3人；

　　社会事务部，设主编1人，记者若干；

　　特别报道部，负责调查性报道，设主编1人，记者可从各部临时借调；

　　体育部，设主编1人（配秘书1人），副主编2人，图片编辑3人，助理编辑2人，企业编辑1人，专栏作家11人，记者24人；

　　副刊部，设正副主编各1人，时尚、人物等评论家、专栏作家、记者共6人；另设饮食版，含正副主编各1人、专栏作家及记者6人；设房地产版，主编由副刊部主编兼任，副主编和助理主编、编辑各1人，记者5人；设星期天时尚版，副刊部副主编兼该版主编，副主编1人，专栏作家和摄影记者各1人；设电子科技版，负责消费类科技，含正副主编各人，专栏作家及记者5人；设劳务市场版，含主编1人，专栏作家和记者各1人；

　　摄影部，设主编1人，副主编1人，摄影记者29人；

　　网络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网站，设正副总经理及助理总经理各1人，主编1人，执行主编1人，编辑5人，各领域制作人24人；另设《今日纽约》组，负责在网上发布关于纽约市艺术、娱乐、餐饮、购物、运动、休闲、事件等指南性资料，设经理和编辑各1人，制作人3人；

　　星期天刊部，负责编辑出版星期天刊除新闻以外的各种内容，设14个小组（版），含各组正副主编及采编人员共84人；

　　国内各地分社或记者站，共11个，其中以华盛顿分社最为庞大：设主任1人，主编1人，副主编1人，白班编辑、夜班编辑、周末编辑、国际编辑各1人，经理1人，首席记者4人，任务记者1人（负责值班并分配采访任务），普通记者35人。国外分社或记者站，共24个，约50多人。

　　另外，《纽约时报》编辑部员工的待遇十分优厚，居全国各报之首。在我的要求下，雷恩斯透露（很多报纸不愿透露员工收入情况）说，该报记者的底薪是每年75,000美元，同样资历的编辑比记者略高。这是相当高的待遇了，比同处一城的老牌报纸《纽约邮报》记者收入高一倍，相当于美国收入最高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的3倍，是《侨报》等其他大部分华文报纸记者收入的5倍（均与新记者相比）。在美国，家庭年收入达5万美元，即列入中产阶级，而美国能拿到年薪5万元的个人不到10%。刚被聘为正教授的大学教师，收入也仅5万元左右，在不少公立大学还不到这个数。换句话说，家中只要有一人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即可保持富裕生活水准，包括可买下30万美元左右的独立别墅（当然是分期付款）和到任何地方度假。

　　但招聘采编人员的条件很苛刻，其中一条是在新闻岗位上工作过5年以上。这一规定，客观上形成了该报在全国范围层层选拔人才的机制。现在美国很多大报或著名报纸的编辑部都不从高校直接聘人，哪怕你有博士头衔。一般来说，像《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这类全国一流大报，都要求有5年以上新闻经验，而像纽约《每日新闻》、《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波士顿环球报》、《费城问讯报》（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巴尔迪摩太阳报》（The Baltimore Sun）等大城市主要报纸，也要求3年以上新闻工作经历。新闻学院的学生无论怎么热爱《纽约时报》，也只得从最基层的报纸做起。

　　据说，很多美国地方报纸的记者甚至将进入《纽约时报》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不过，对特殊人才的争夺，也常使报纸打破常规。一些干将，特别是在著名大报工作的骨干，常成为各报争夺的对象，因而流动性也较大，这些骨干有的也往往恃才傲物，对自己的身价了如指掌，动辄以跳槽吓人。《华尔街日报》前总裁基尔格在任该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时，与纽约总部的主编格里木关系不和，认为他总是无端为华盛顿的稿件设置障碍。有一次，基尔格手下一位记者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罗斯福要扩大最高法庭？》的专栏稿件，基尔格审改完稿件正满心欢喜地打算回家，谁知电报机响了，纸带上出现“你的稿件退回。太过松散。纽约格里木。”基尔格尔马上拨电话找他理论，但格里木拒不接听。一怒之下，基尔格直接打电话给总裁何格特：“何格特，我是基尔格。很对不起，我没时间解释，不过，除非我的社论稿明天在第六栏见报，否则下星期一到《纽约时报》来找我。”【9】总裁不愿为此丧失一员大将，只好说服格里木将这篇稿件按时在指定位置刊登，并让他们二人取得协议，由华盛顿办事处派一位专人在纽约编辑文稿。

　　七、“我们并不总支持民主党”

　　在上述部门里，社论部是一个特殊的部门。这个部门的主编，从地位上讲与总编辑相当，他不受总编辑节制而直接归发行人领导。但从权力来看，他就比总编辑小得多，仅管辖数十人和几个版。这种将新闻与评论严格分开的做法，在美国被很多报纸采用，如《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据介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新闻更加客观公正，使评论更加独立自主。根据美国报纸通行的游戏规则，新闻是客观的，由客观世界决定，而社论是主观的，必须体现报纸的立场。将两者分开，有助于更好地划清客观与主观的界限。

　　因此，在《纽约时报》，总编辑不过问社论部的事，也不参加社论委员会的会议，而社论版主编也不参加新闻部门的编前会，更不会对新闻采访指手划脚。不过，两边的人员流动却是经常的，该报不少评论员就曾经是资深记者，获得过普利策奖的名记者也大有人在。雷恩斯在当总编辑之前，就是社论版主编。由社论版主编调任总编辑的，雷恩斯并非第一人。美国著名报纸的社论和评论版还强调与各类利益集团划清界线，具体表现就是社论版和评论版绝不刊登任何广告。

　　在我看来，《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与该报其他版庄重而不温不火的基调有所不同。它所刊登的社论常常对时事政治进行尖刻的点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我第一次访问该报前不久，布什总统在阿富汗战火正酣时，突然于某日下午发表谈话透露，将考虑对伊拉克动武，因为有迹象表明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与本·拉登的恐怖组织有联系。后来人们可以看出，小布什与当初发动海湾战争的老布什总统一样，始终将萨达姆政权视为眼中钉，意欲尽早拔除而后快。谁知，就在小布什总统发表这番语气暧昧的讲话后的第二天，《纽约时报》立即在社论版头条位置刊出社论，题为《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出的不适当的决定》（英文标题已记不准确），严斥布什讲话。社论第一段即语出惊人，大意为：布什政府若在眼下打击恐怖组织的关键时刻扩大范围去攻打伊拉克，将犯下严重错误。此时考虑这一问题，既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对象，云云。文章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并论述了攻打伊拉克之谬误，言辞犀利，毫不含糊。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纽约时报》的观点是正确的：直至今年4月阿富汗战争告一段落后，美国正式联络欧洲盟国表示要对伊拉克动武，却仍未得到阿拉伯国家的支持（没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美国决不敢对伊拉克轻举妄动），以至副总统切尼中东之行的重点不得不从说服阿拉伯国家支持打击伊拉克转移到调停巴以冲突上来。换句话说，即使在布什当初发表那番谈话后的半年，打击伊拉克的时机仍未成熟。

　　后来我在其他社论中也多次感受到《纽约时报》社论版咄咄逼人的口气。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核态势评估”的秘密报告刚刚被舆论披露时。这份报告将一些国家列入危险国家，将包括中国在内的主权国家置于导弹瞄准范围，并声称必要时可实施先发制人的核袭击，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报告披露后不久，即2002年3月12日，《纽约时报》刊出社论，强烈谴责国防部的这一做法，指出报告“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其降低美国使用核武器限制条件的做法是“不顾后果的愚蠢”行为。社论说，如果别的国家计划发展新型核武器，并考虑对一些无核国家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华盛顿就会将该国列为危险的“无赖国家”。但上周末公开的五角大楼评估报告却建议美国自己这样做。社论继续说，五角大楼的评估报告降低了美国使用核武器的条件，破坏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是错误的。在美国的核武器库中增添新型核武器需要恢复核试验，这就意味着美国要放弃自愿暂停核试验的承诺。【10】

　　据了解，该报早期的社论原是相当温和的。老发行人奥克斯反对社论对时局说三道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该报在一篇语气温和的社论中主张接受奥地利人的和平建议，不料第二天报社即收到3000封抗议电报，称该报向敌人举起了白旗，讥讽报纸拿了奥地利金币（奥地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国和战败国，是美英法等国的进攻对象——笔者）。奥克斯在压力下甚至想辞职，并一度打算取消社论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在发行人苏兹贝格的主持下一改社论的中庸平和，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政治，报纸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舆论中心。此后，该报社论版就愈发放言无忌，甚至被人指责为傲慢自负。

　　面对雷恩斯这位前社论版主编，我有意提到这个问题，并阐述了自己对前述关于攻打伊拉克那篇社论的看法。于是我们之间有如下对话：

　　 笔者：“你们的社论很厉害，听说白宫官员都不得不每天读你们的文章，并受你们的影响。是这样吗？”

　　 雷恩斯：“我想我们的社论对政策会有一些影响，官员们也会注意我们的社论。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并不理会我们的意见。让我来举一个例子。例如在越战期间，我们的社论早在政府做出决策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提出美军是否应该撤离越南并结束战争的问题。我们主张撤，因为这个仗打下去没有意义。但政府不听我们的劝告。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而政府是错误的。不过，有时候政府也听我们的，这样给人的印象就是我们的社论影响了政府决策。”

　　 笔者：“像你们前几天的社论批评布什总统那样，白宫政府会不会不高兴？如果不高兴，你们报纸会遇到麻烦吗？”

　　 雷恩斯：“我们从来没有因发表社论而遇到什么麻烦。从法律上讲，他们（指白宫政府）无权采取任何行动。当然，他们会不高兴，因此他们会很有礼貌地打电话或写信来表示不满。我们呢，会认真而有礼貌地倾听——请注意，要很有礼貌。听完电话或看完来信后，我们依然我行我素，我们的评论方针不会做任何改变。”

　　 笔者：“我注意到贵报的社论有支持民主党的倾向。早在我来美国之前，我就在美国大选尚未结束时读到贵报支持戈尔并预测戈尔先生将在选举中胜出的大块文章。你们果然有这个党派倾向吗？”

　　 雷恩斯：“你说的不错，在戈尔与布什的竞选中，我们的社论立场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支持民主党候选人，但不是全部。有时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例如在1952年，《纽约时报》的社论就支持共和党代表艾森豪威尔取代民主党总统。在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时常支持共和党。例如，在上次纽约州的选举中，我们支持共和党人帕塔基连任州长；在纽约市的地方选举中，我们也支持共和党人朱利亚尼再度当选市长。我们并不陷入党派之争，我们这样做（指支持州长和市长连任）的原因，是对他们在第一个任期内的民主政策表示满意。但总体上说，我们更满意民主党的政策，包括其在文明进程、社会福利、医疗保健、国民自由、经济改革、特别是税收方面的政策。”

　　在访问美国各报之前，我是拿定主意不涉及政治话题的。但和雷恩斯的谈话，一不小心就沾了政治的边。好在这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无伤大雅。我们的政治话题就此打住后，雷恩斯又介绍了该报社论版的其他情况。

　　他说：“我们的社论版主编直接向发行人报告，她负责社论版和评论版。你说得不错，这是我的前任工作，我从1993年到2001年当社论版主编。总编辑负责除社论版以外新闻方面的一切事务，也向发行人报告工作。《纽约时报》社论部现有45人，新闻编辑部有1100人。社论委员会每周开3次会，讨论和确定社论选题。社论版一般每日刊发3篇社论，一篇关于国际政策，一篇关于华盛顿或国内事务，一篇关于地方事务。如遇重大国际新闻，则有可能一次发2至3篇国际社论，而将其他的减掉。例如布什总统访问中国的当天，我们发表了2篇关于这一新闻的社论。这些社论只占该版一半的面积，另一半留给来信。在社论与来信的下方，有时会有一篇“观察家”文章，这也出自本报社论委员之手。我们共有15名社论委员会成员，包括评论员和编辑。‘社论版对页’（Op-Ed），即在社论版右边的评论版，主要由社外作者撰写，来信也是这样。”

　　据了解，该报读者来信很踊跃，一年可达数万封，但实际上按一天刊用十多封计算，也仅四千来封。该报评论版的设置则是1970年代以后的事。关于这个版的诞生，还有一段故事。

　　1960年的一天，当时为社论委员会委员、一年后升为社论版主编的约翰·欧克斯（John Oakes）收到朋友一篇来稿。他非常喜欢这篇东西，但觉得它“在来信栏用太长，在杂志上（指随报附送的每周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用又太短”，遂劝他另投别处。“令我感到沮丧的是，这篇稿件很快在《先驱论坛报》上刊出了——这家报纸竟可以刊登这样长的评论文章！”【11】他对偌大一份《纽约时报》无处刊登这样一篇好文章而感到愧疚。于是，他在执掌社论版主编大权后立即向当时的发行人奥维尔·L·德赖富斯（Orvil E. Dryfoos）建议开辟一个评论版，专门刊登社外作者写的时事评论。他进而建议将该版放在社论版的对面（即社论版的下一页，过去这一页用来刊登死亡报道），其名称也建议定为“Op-Ed”（即“面对”“社论版”两个英语的缩略形式，可译为“社论版对页”或“评论版”）。老板很赞赏这个建议，但要“放放再说”，因为死亡报道版现在的位置是老奥克斯的主意，他不愿轻易挪到别处。庞奇（阿瑟·奥克斯的别名——笔者）·苏兹贝格当上发行人后也认为欧克斯的建议不错，曾组织过几次高层讨论会，但新闻部门的头担心增加评论版后编辑部的阵地会减少，因而投了反对票。就这样，直到1970年9月21日，该报的评论版才正式出笼。最初的评论版不像社论版，它是可以等广告的。首次出版的评论版就有一则美国钢铁公司的形象广告，而这一天的社论版上恰恰发表了一篇严厉批评钢铁企业的社论，形成有趣的对照。后来，评论版不得刊登广告了，但发表的社外评论时常与社论版的观点相左，进而成为《纽约时报》用以平衡舆论的手段。

　　在《纽约时报》社论版上，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即报社高层领导名单。美国很多报纸也都将高层领导名单列在自己的社论版。以最近的《纽约时报》社论版为例，在该版的左上角3栏宽8．5公分高的位置，左侧印有该报名称、地址、创刊年及自1896年以来历任发行人名单；右侧则依次为现任发行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执行总编、副执行总编、助理执行总编（7人）、社论版主编（盖尔·柯林斯）、社论版副主编、总裁兼总经理（珍妮特·L·鲁宾逊，Janet L. Robinson）、发行高级副总裁、广告高级副总裁、印刷及劳工关系高级副总裁、计划高级副总裁、财务副总裁、市场服务副总裁、人事副总裁、信息副总裁、新闻社总裁。社论版的右下角还有火柴盒大小的本集团主要负责人名单，依次为主席（兼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仍是苏兹贝格）、副主席兼高级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兼财务总监、高级副总裁（2人）、秘书。

　　将所有重要人物置于社论版，大概也是出于只有这一版才能表达报纸自己的声音的考虑吧。

　　八、录音事件及后果

　　第一次采访雷恩斯后的当晚8时，我像往常一样坐到电脑前，取出我那小巧玲珑的黑色数码录音机，开始记录整理白天的谈话录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但也颇耗精力的工作。录音机的正常容量是2小时，超长容量可达近4个小时，但我担心影响质量，一般不用超长模式。这个录音机十分灵敏，使用方便，还原声音质量也不错，但致命缺陷是在电脑里存储后音色就含混不清。于是，我只好在每次采访后将采访录音详细记录整理，以文字形式存储在电脑里，绝不放过一切有用的信息，然后将录音抹去，留待下次采访时用。记录整理的时间通常是谈话时间的4倍以上，因此在外出长途采访期间，我常常是白天采访，晚上连夜整理录音，第二天又要驾车赶路，弄得十分疲劳。我对录音十分依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的英语并不过硬，采访时在本子上只能记些重要数据，我也不想因记录而耽误宝贵的谈话时间，何况有的单词一时并未听懂，需要回去对照录音反复听才能理解。由此可见我对录音依赖之大。为防不测，我任何时候都在包里装着崭新的电池，并将录音机小心置于上衣口袋，以防它与包里其他硬物磕碰。

　　这次打开录音机，没料到居然没有声音！赶紧查看小屏幕上的记录，一片空白。我脑子“嗡”的一下，顿时傻了眼。这种事以前采访从未发生过，这次偏偏发生在最重要的报纸的最重要的人物身上！和《纽约时报》总编辑当面交谈一小时，世界上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机会？中国新闻界又有几人如此幸运？我为采访他又花了多少功夫？就这样白干一场？说来可怜，当时谁要看到我，一定会得出“两眼直勾勾”的印象。

　　是忘了按录音键钮？但我清楚记得那红色信号灯明明亮着，这说明当时录音机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是录音机出了故障？我立即试录几次，一切正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在拥挤的地铁里，我置于大衣口袋的录音机被人压迫而碰巧触发了某个键钮，无意中将信息删除了。但这需要压住那微小的键钮持续2秒钟，才能达到删除的效果。为防止与包里摄像机、照相机等其他物品相碰，我从来都将录音机放在上衣口袋。不料这次还是出了问题，只能怪运气不佳。此后，我更加小心了。

　　我突然又心里一暖：这次谈话，雷恩斯总编辑不也录了音吗？此次访美，唯一一次录音事故出在与他的谈话上，他也是唯一一位同时使用自己的录音机的被访者。这样想着，我赶紧向雷恩斯先生、他的秘书罗丝马丽小姐以及该报公关部主任乌斯尼克先生发E-mail。我在信中表达了此刻的沮丧心情，希望总编辑保留好那份录音，将录音带借我一用，或干脆帮我复制一份。“如果方便的话，就请放在罗丝马丽小姐处，我本月26日去贵报采访高级副总裁斯科特·H·希金—卡尼迪（Scott H. Heekin-Canedy）时，顺便来取，”我在信中说。我担心，若不立刻给他们发信，很可能总编辑会觉得录音无保留价值而将其抹去，那就惨了。

　　信发出后，心里踏实许多，便开始回忆白天采访的情景，尽量将想到的内容记录下来，当晚折腾到夜里1时许。第二天又给乌斯尼克打电话，他倒挺同情我的遭遇，表示会帮我办妥此事，下周去总编秘书那里取即可。

　　11月26日，我按早先的约定，二赴《纽约时报》采访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斯柯特·H·希金—卡尼迪先生，然后就赶到罗丝马丽小姐那儿。但秘书告诉我，总编最近很忙，她竟无机会跟他说起这事。她又说：“雷恩斯先生总是很忙，平时也不太喜欢与外界接触，特别是外国朋友，您能采访他那么长时间，真不容易。”我又打电话问乌斯尼克，回答说他见老总也很难，容他再努力。秘书很负责，让我写下纽约市的住址，说一旦从老总手里拿到磁带，即邮寄给我，省得我再跑一趟。我连连称谢。

　　不料一周后，乌斯尼克打来电话，说雷恩斯总编不愿将磁带借给我或复制给我，“他说他从来不与别人分享自己的记录”。这句话一下把我给说愣了。但一个大喘气后他又说：“雷恩斯先生表示，如果觉得和他的谈话十分重要，他愿意再和我谈一次。”听到这里，我几乎乐得笑出声来，忙说“当然愿意再谈”。几天后，我们约定了下次采访的时间：12月12日。

　　不过，我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这么个大忙人，宁肯花时间与我再谈一次，却不愿付举手之劳让秘书将磁带复制给我。后来我与纽约市立大学斯塔藤岛学院主持英语口语教学的罗达（Rhoda）女士谈及此事，请她分析个中缘由。这位81岁高龄的犹太裔教授也觉得奇怪，然后说：“这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对这类谈话也有兴趣。否则他不会再费功夫与你交谈。”

　　对这样的解释，我也只能将信将疑。不过我还有另外一种猜测：根据我的接触，雷恩斯性格严谨而内向，他之所以要对我们的谈话录音，极有可能是为留存一个证据，一旦我今后借他之口发表什么不利于他本人或他所在的报纸乃至所在的国家的言论，可用来证明他的清白。以他这样在一家举世瞩目的大报担任老总的身份和地位，与我这素昧平生的来自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编辑交谈，留此一手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偏偏我的录音就丢失了，现在要借他的录音，而他的磁带里或许还有其他连秘书都不愿让其知晓的内容，或许因此而心存疑虑。

　　不管怎么说，雷恩斯是位非常好的总编辑，他愿意冒风险（假如有任何风险的话）再次接受我，真令我感动。我在此妄加猜测，未免辜负了人家一番好意，若今后雷恩斯先生碰巧有机会读到此书的英译本（如果有的话），还望老先生海涵。

　　九、 6点钟报纸送到，年广告额全国称冠

　　在当初与雷恩斯联系采访的同时，我知道我还得向另外的老总了解该报广告、发行等经营方面的业务。在美国，编辑部和经营业务是截然分开、互不联系的。很多总编辑说不出确切的发行量及广告额，或者他们即便知道也不愿随意说，因为那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同样，经营部门也弄不清编辑部的具体事务，采访时也同样会一问三不知。所以，我早早地开始与该报的business side（经营方面）联系，线索是在访问《波士顿环球报》时从副总裁娜米尼处获得的。她让我去找《纽约时报》分管发行的高级副总裁希金—卡尼迪，他们一起共过事。但她当时一时找不到他的电话号码，只把名字写了给我。后来我多次打电话向时报总机询问，才获得他的电话和电子信箱地址。

　　亮出娜米尼的牌子，联系果然顺利。我们约定11月26日上午10：00在报社见面。不料我到达该报从大厅打电话给他时，他抱歉地说，“真对不起，有个临时紧急会议我必须参加，我已安排企业发展部高级主任约翰·戴利（John Daly）和你谈，他将全权代表我回答你的一切问题。你如果同意，他马上来接你。”我表示感谢，心想这样可能更好，可以谈得更细。不一会儿，一位肥胖的汉子走下楼来，自我介绍说“我是约翰”。

　　我很快对这位大胖子产生了好感。他热情，诚恳，有耐心，说话嗓音洪亮。他的话清晰而有条理，直接记录下来即可了解《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大概情况。

　　他先说到该报的发行和印刷，称“目前报纸的销量，平日刊为120万份，星期天刊为180万份，星期六刊为110万份，星期六刊销量最低”。他说：“我现在所说的包括了两大基本区域。一个是NDN（疑为NCN之误——笔者）区，是我们的主要核心地区，即纽约市（New York City），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和新泽西州（New Jersey）（这三个地区紧密相连，也被称为大纽约地区——笔者）。所有这一地区的发行范围，就是我们所谓本地市场。另一个就是全国区，即在上述范围之外的广大范围。在本地，我们有两个印刷厂，分别位于纽约市立大学的皇后区学院和新泽西州的爱迪生城。过去我们是在皇后区印刷本地的平日刊报纸，而在爱迪生印刷星期天刊。但随着报纸扩版增页，我们在两地都印刷平日刊和星期天刊。本地之外，我们在全国有18个分印点，所有版面都经卫星传递，各地同步进行。在本地我们采取双保险，既通过卫星传版，同时也用光纤传输。相对来说，光纤传输更可靠些。”

　　他将该报的本地发行确定在上述两州一市范围内，而该报的本市新闻也指这一“大纽约”地区。“我们无须和地方报纸竞争，”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是国际大报。我们不觉得有必要像《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那样，成为真正的纽约市的报纸。我们只关注重大的本地新闻。” 以下都是他的原话：

　　“我们的发行有两种形式：零售和家庭订阅。零售占我们总发行量的40%，家庭投递占60%。这与20年前比有很大变化。那时零售占90%，家庭投递仅10%。其实，零售是永远也得不到保证的销售，你只能希望人们到商店去购买报纸，却不能确定最终能卖掉多少。而家庭订阅就好得多，一旦订阅，你就将订户锁定在一个时期内，无需每天去吆喝。所以多年来我们的经营方向就是尽可能多地将零售读者转变为家庭订户。遇到下雪或其他原因导致街头零售受阻，庞大的家庭订户可以保证报纸的基本发行量，订户也不必冒雪上街买报纸。家庭订阅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让订户预先付款，报款落袋为安。我们现在星期天和平日的家庭订户分别有100万户和70万户，遍及全国。我们有8000个独立签约人（指签约的非本报编制的投递员——笔者），负责将报纸投递到户。

　　“在零售方面，我们与各分销商签订协议，他们（部分也由我们直接）销售给各报摊及其他零售点，报摊再出售给公众。在本地我们有大约9000个报摊，全国有15000个报摊，总共24000至25000个报摊。分销商的数量为300多个。

　　“在本报的发行部，我们仅有约150名员工，比其他报纸少得多。原因是把很多发行工作都签约出去了。你知道，所有上述发行员和投递员都不是我们的员工，所有读者服务工作也签约由其他公司承担。这150名员工只是经理人员、市场营销人员和财会人员。大量摆放街头的售报机也由其他公司去做。我们将绝大部分发行工作让给别人去做，是因为工会的存在，它总是为员工要求高工资。因此站在经营的角度，把发行工作尽可能多地承包出去是最合算、最经济的做法。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包含1000多名卡车司机的运输部门，那是我们的员工，他们负责包裹和运送报纸。我们每天有两个不同版本，一个是早版，向全国发行，另一个是晚版，在本地发行。投递到户的最后截止时间是早晨的6：30, 不论本地还是全国。在你们国家看到的《纽约时报》应是纽约版，即晚版。”

　　说到投递到户的时间，我颇有感触。美国报纸（主要指晨报）的发行之早很令人佩服。我在美国相当长一段时间曾同时订阅三份日报，它们被送上门的时间都很早，一般在清晨6时即已到达。我有时起得很早，天麻麻亮一推门，报纸已躺在门前。对比国内报纸的发行，邮局投递大约在上午10：00才到，自办发行的报纸也要在8时以后，且限于范围狭小的市区。最近深圳特区报业集团提出早晨7时将报纸发到特区内家庭，这将在全国创下发行早报之最。

　　美国同行们有很明确的观念，即在订户出门前拿不到的报纸，等于废报。美国人中午没有午休时间，早晨出门中午一般不会回家，若等到下班回来再看你的报纸，不如看晚报了。所以，报纸若有几次迟送，即有丧失读者的危险。这种迟送的责任也是很容易查实的，责任人稍稍大意，即可能丢掉饭碗。美国报纸投递早的另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早晨车少人稀，送报车不会耽搁。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行员也希望越早越好。

　　不过，在收款方面《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不同。大多数美国报纸的家庭订户款是由社外投递员代收的，但《纽约时报》在把发行工作的诸环节尽量多地承包出去的同时，却将收款这一项工作牢牢抓在自己手里。该报通过在纽约总部的计算机将所有订报款直接收回（以支票或信用卡），投递员只负责送报纸。我在美国订阅的《纽约时报》，就是在网上确认后收到帐单的，然后我按帐单地址将支票寄去即可。

　　戴利说：“我们现在每年的发行收入大约5亿美元，包括零售和家庭订户。报纸订价本地与全国不同。全国（外地）的价格是星期天刊每份4．75美元，平日刊每份1美元，全年订价（含平日刊、星期六刊和星期天刊）是559美元。本地的星期天刊为3美元，平日刊0．75美元，全年订价390美元。绝大多数美国报纸在发行上都是亏损的。我们呢？在纽约，平日刊是亏损的，星期天刊略赚。在外地，平日刊和星期天刊都能赚不少。我们能赚，原因就在于我们很多工作让别人去做而没有工会的制约，成本大大降低了。你说想知道确切的成本？不妨告诉你，我们平日刊的成本是每份0．65美元，星期天刊是每份2．75~3美元，本地外地一样。这个成本是变化的，因为新闻纸的价格在变化。以上成本再加上发行成本，便是报纸到达读者手中的成本。”

　　关于广告，戴利说：“我们去年的广告额达到13亿美元。大约3年前首次突破10亿美元大关，当时在国内也是唯一达到这个数的报纸。如今我们在广告收入方面仍然是全国第一。”我问：“为何《华尔街日报》单版广告价格比贵报高，总收入却不如你们？”他回答道：“我们的广告额比《华尔街日报》高得多，是因为有庞大的星期天刊而他们没有。我们的星期天刊遍及全国各地。读者无论在洛杉矶、波士顿还是芝加哥，都和纽约人一样获得厚厚一大摞星期天报纸。美国人个个都爱赶在周末购物，所以星期天刊的广告很多。”

　　接着，他介绍了该报广告运作的基本情况。他说：“我们的广告部有400多人。我们主要和广告代理商打交道。全国广告（即来自外地的广告）是我们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与其他大多数报纸恰恰相反——笔者），约占70%；本地和零售广告占30%。我们的分类广告不太多，只是在星期天刊稍多些，因为我们不是地方报纸。你不可能只买纽约市的广告，你一买就买成了全国广告，这是很贵的。因此我们尽量扩大全国广告，降低纽约本地广告的比重。但自从那场灾难发生后（指9．11事件——笔者），我们的广告下跌了20%。通常我们的广告价格为3万美元一个版，彩色版加价40%，黑白版是最便宜的，一般2万美元一个版。但星期天刊的广告价格往往高出一倍。”当听我说中国报纸星期天的广告一般只相当于平时的20%左右时，他惊得瞪大了眼睛，连说“哇，那太有意思了！”

　　十、 A、B版释疑与更正制度

　　第三次造访《纽约时报》为的是重见雷恩斯。乌斯尼克安排我们于12月12日下午2：15分见面。在该报繁忙的三楼编辑部，我终于再次见到总编辑豪厄尔·雷恩斯先生。我们还是坐在那猩红色天鹅绒沙发上。和上次一样，就在我拿出录音机的同时，他也取出那架袖珍采访录音机，并和我的放在一起，嘴里说着诸如上次“这录音只为留作参考”的话。于是我开了句玩笑，说：“这回我可不能把录音机放在你的机器旁边，因为你的录音机太厉害了，竟然能将我的录音消灭掉。”他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让我把录音机放在另一边。

　　虽然他同意再次见我的原因是录音丢失，但我不愿重复同样的话题，因为我担心这会令他兴味索然，而我也不想将这宝贵的时间花在相同的话题上。果然，当我建议谈些别的什么时，他高兴地说：“那好啊。”

　　我首先拿出两份同日同版的《纽约时报》。它们是2001年9月24日B板块的第一版“国家面临挑战”。在该版右下方有两幅并列的彩色照片，分别表现准备赴阿富汗参战的美国士兵正在试用防毒面具和被注射乙肝疫苗，图片说明的标题是《抵御生化武器威胁》。不同寻常的是，这两份报纸所有内容都一样，唯独这两幅图片的位置有所不同：一份在右侧中下部（为叙述方便，称为A版），另一份则位于右侧底端（称为B版）。我当时是在斯塔藤岛买的报纸，碰巧那天上课时身边一位美国女同学也买了一份《纽约时报》。课间翻阅报纸时，我注意到这两份报纸的区别，便在下课分手前向她索要了这份报纸。

　　我们知道，报纸同一时间发往同一地区的本版，肯定是同时开机印刷的。这一印刷期间如要改动，必须停机和重新制版，这会拖延时间并造成经济损失。因此，除非有特别重大的差错，报社不会轻易做这样的改动。中国的报纸大都有停机改版的经历，那都是在印刷过程中发现了错误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但这两份报纸并无任何内容上的调整，只是改变了图片位置。我仔细对照研究两个版，觉得只有一种可能，即为求得版面更加美观。这两个版上方都有4栏大幅照片（全版为5栏），A版将第二组照片置于右侧中间偏下，与这幅大图片距离太近，有不相干的照片过于集中之嫌；而B版将这组照片移至右侧底端，拉大了两组图片的距离，布局显得更加匀称美观，版面也更加平衡稳定。

　　但我仍不太相信《纽约时报》会为这一点改进而不惜大动干戈，便趁这次采访请教雷恩斯。谁知我的猜测还真对了。雷恩斯对我的提问给予了最简单的回答：“我们的报纸总是追求尽善尽美。”见我满脸疑惑，他又解释说，这个版是由版面部设计的，可能在印刷过程中有人觉得不够漂亮。这一改动很简单，无须编辑参与，印刷厂的技术人员就可以将其调整。他说：“报纸的任何差错或不妥一旦被发现，只要不影响最后出报时间，我们都会去修改。”

　　由此，我也联想到《纽约时报》第二版那庞大的“更正”栏。《纽约时报》是美国传媒中地位最高的报纸，其优良的品质也体现在差错率低这一硬指标上。然而，这家报纸却每天将自己前日的差错收集归拢，在第二版这么重要的版面的中间位置开辟宽达4栏的专栏，予以集中刊出，每次多达10多条。应该说，报纸的容量越来越大，错误是难免的。按中国印刷行业万分之二的允许差错率，一份50万字的报纸就可以有100处差错。世界上没有不出差错的报纸，但如何对待自己的差错却千差万别。像《纽约时报》这样向读者集中展示自己“阴暗面”的做法，在中国是绝对没有的，在美国也并不多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衬出《纽约时报》的严谨作风和对读者高度负责的态度，它们与上述对版面质量近乎苛刻的要求，如出一辙。

　　据了解，该报过去也和其他报纸一样，对错误的更正散见于各相关版面，而且置于不起眼的角落，尽量不让读者注意。或者，当记者接到差错投诉时，会向对方保证在下次的相关报道中予以纠正——这样做比专设“更正”栏要体面得多（依据我的经验，中国报纸的同行也最喜欢用后一种方式）。1970年，该报总编辑阿贝·罗森塔尔（Abe Rosenthal）认为报纸的更正方式不妥，读者很难发现它们，很多更正很不及时，希望引起编辑部的注意。二年后，他告诉编辑们：“我觉得我们在刊登更正方面太吝啬了，我们似乎喜欢将它们埋藏起来而让人捕捉不到。”【12】他建议确定一种方式以便读者容易找到所有更正。到1972年6月2日，该报终于在第二版的“新闻提要”下方开辟“更正”专栏，并延续至今。

　　《纽约时报》的“更正”起初的确让记者们感到难堪。一位名叫理查德·F·谢泼德（Richard F. Shepard）的老记者在一篇回忆文字中说：“这种更正方式无疑方便了读者并引起他们的兴趣，但对记者来说却是既羞且恼。我和其他记者一样，不仅恨自己出错，更恨这些错误被张扬在醒目的位置。事实上只有那些从来不写报道的人才有可能不出差错。可惜当医生们可以通过花言巧语掩盖他们的错误时，我们却要将自己的错误挂起来给所有人看。”但是罗森塔尔一再强调：“这种勇于认错的原则应当成为我们一般性的原则。”【13】后来，该报对更正的文字不断规范化，使之更加清晰准确。直到1993年7月，该报一位副总编还在电脑备忘录中，专门对以前更正稿件的写作模式进行修订。他指出，为了帮助一般读者了解更正项目新闻内容的错失，应在此项目中扼要地先写出错误人名、日期、数字或事实，接着说明正确的部分，并重复说明并非所刊出的事实。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实现“更正”的意义。

　　《纽约时报》的更正项目可长可短，视其重要性而定，有时并不限于第二版，必要时可上一版显要位置。如1987年7月13日一则更正就不同寻常：它是一篇长长的需要转版的文章，刊于头版正上方顶部位置，占据两栏，题为《更正：本报关于秘密基金证词的报道有误 / 上校未在听证会上说总统想把项目掩藏起来》。这是该报迄今最显要的更正。7年后，1994年10月15日，该报再次在一版用两栏标题刊出更正，但位置在左下方，篇幅也较上次短多了。该报发行人庞奇·苏兹贝格有一次在写给编辑部的备忘录中说：“我不认为我们会因为承认错误而失去什么，相反，我们这样做只会进一步加强我们的地位。”【14】《纽约时报》的做法在美国新闻界引起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一些严肃的大型报纸也开始效仿该报，每天在固定位置刊登更正记录，以方便读者查找。美国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夜间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曾说：“凡是固定刊登‘更正’新闻栏的报纸，便是最负责的报纸。”【15】

　　下面让我们以2001年12月13日（即笔者第三次访问该报的第二天）的报纸为例，看看《纽约时报》的“更正”究竟包含哪些内容。这一天该报共有9条更正，第一条全文如下：

　　“昨天头版一篇关于首宗与9月11日袭击事件有关的罪案诉讼的文章中，部分报纸（指已发出去而未得到改正的部分报纸——笔者）遗漏了一个人的名字，而在23位嫌疑犯名单中将一位男士的名字重复了一次，只是在姓氏拼写上略有不同。Ramzi bin al-Shibh这位也门人被有关部门指称为未遂的劫机犯，应当列入这个23人名单中。一位被指控为开设银行帐户参与袭击阴谋的男士名为Mustafa Ahmed al Hawsawi，不是al-Hisawi。”【16】

　　其他8条更正的大致内容分别是：昨天一则图片说明地址有错；前天一幅图片用错，应以今天的图片为准；报道残骸辨认时将一位遇难者的姓氏拼写及与一位亲人的关系弄错；昨天一则消息遗漏了公司负责人的姓名，此人与一起案件有关；一则图片说明的陈述有误；4日财经版一则消息事实有误；两位曲棍球运动员在全国的排名不是第一和第二，应是第三和第四；上周五一则影评涉及的电影名称有误。

　　在9条更正之后，还有如下字样：

　　“本报欢迎各类批评、建议以及对错误的举报。来稿可用电子邮件寄至nytnews@nytimes.com 或者通过免费电话1-888-NYT-NEWS与本报联系。”

　　十一、 大受欢迎的讣闻报道

　　接着，我和雷恩斯谈起了《纽约时报》的教育工程，前面已有涉及，这里不再赘述。然后，我们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即《纽约时报》的“死亡报道”，或曰“讣闻报道”（obituaries）。

　　这类报道实际上是美国几乎所有报纸的家常菜。在中国，只有那些名人或有一定级别的领导去世，才有可能见诸报端。上世纪80年代《光明日报》曾作出副高职称以上人员逝世才可见报的规定。即使有资格见报的人，除去那些名人，也按官阶大小给予不同的篇幅，大多数也只是简单的生平介绍，千篇一律，枯燥而单调。而美国却不同，报纸对一个人的过世，不论是名家显贵还是平民百姓，只要他或她的一生有特色、有亮点，都可成为报道的对象。这样算来，每天可见诸报端的人物就很可观了，因此每天耗费一二个版报道已故人物，是很多报纸的通常做法。但当获悉《纽约时报》有5个讣闻记者时，我还是觉得稀奇。于是我问雷恩斯：“贵报为什么安排这样强大的‘死亡报道’阵容？”

　　他回答说，死亡报道读者很爱读，平时的工作量也很大，有些报道可立刻见诸报端，有些则需要预先写好放在那里，并不断更新内容，如最近去世的斯特恩（美国著名小提琴家，多次来中国，于2001年去世，享年82岁——笔者注），我们很快可以推出8个版的报道，就是因为早有准备。他认为，讣闻是十分重要的新闻，很多人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但直到去世仍知者甚少，其经历也湮没不彰，这对死者本人和读者来说都是不公平的。读者从这些有趣的人生经历读到的并不仅仅是眼泪，更多的是欢乐，他们为自己身边曾经有过如此动人的生命而感到欣慰。

　　后来，在阅读了许多讣闻报道后，我完全赞成雷恩斯的观点。事实上，《纽约时报》在讣闻报道方面有着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悠久历史，在报道的采编上也做得十分出色。

　　理查德·F·谢泼德在《报纸档案》（Paper’s Papers）中说：“讣闻报道是《纽约时报》最重要的报道内容之一，公众对这类报道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因此编辑们对此高度重视，有时连发行人也会亲自过问。讣闻报道的写作，或长或短，实际上都是对死者生平及形象的描述，它们所组成的版面往往是《时报》中最引人入胜的。”他接着说：“《纽约时报》所储备的讣闻报道超过美国任何一家报纸。我在数十年漫长的记者生涯中就曾作过讣闻记者，1986年还当过一年讣闻编辑。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Max Frankel）和执行总编阿瑟·盖尔布（Arthur Gelb）将这一我并不想要的‘荣耀’交给我时解释说，本报需要一位有着良好记忆并在社会新闻组工作过多年的资深记者担任此职。”【17】

　　据他回忆，他当讣闻编辑时，有3位优秀记者负责预写重要人物的讣闻报道（即在这些人物的有生之年为其准备后事报道——笔者），另有3至4位记者负责日常的讣闻报道。讣闻记者要求很高，必须有开阔的眼界，敏锐的洞察力，善于捕捉细节，且文笔优美。讣闻预写有时会耗费数月时间用于查阅资料和档案。有的人直到自己退休后多年，当年预写的讣闻报道还存储在一版稿库里，未曾派上用场。该报的讣闻预稿库由警卫把守，一般人员不得入内。库内通常存储有近2000人的稿件，其中大多数需经常更新。这些报道的主人公包括国内外的国家元首、重要政治家、工商巨头、文化名人。

　　按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你在别人还活着时就写下他们的死亡报道，岂不是诅咒人家吗？那是很不道德的。但美国报人的思维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预写的讣闻看上去总是在祈祷被报道者长寿。谢泼德1981年得知一位名人生病后即预写了他的报道，结果这位名人到1987年才去世。另一位名人病情严重住院开刀时他写了报道，但“幸亏我的预写报道，他多活了好多年”。《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Athur Hays Sulzberger）1962年卸任后曾对一位朋友说起早已被预写过讣闻报道的格林鲍姆将军：“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正处于最健康状态。预写讣闻对他而言是促使他长寿的最佳途径！”【18】

　　《纽约时报》的讣闻报道也有很多规矩，有的规矩执行时间很长，有的没多久就消失或被修改了。保留下来的规矩包括：不在讣闻报道中提及葬礼的细节，除非死者知名度很高，葬礼细节建议在付费的讣闻广告中刊登；自杀身亡和死于突发事故者一般不在讣闻报道之列——他们可以包容在其他突发新闻报道中；预写新闻绝对不得向外界透露（由此可见美国人对预写的死亡报道还是有所顾忌的），内部人士未经许可也不得查阅这些报道。罗森塔尔总编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朋友说：“如果你不可避免地要死去的话，最好死在本报，而且，你应当意识到时间十分重要。我曾劝告我的所有朋友，最好死在星期一至星期五之间，在一天当中的时间越早越好，中午之前最为完美。”【19】他这番话的意思是便于讣闻及时见报，以便为大众所周知。

　　《纽约时报》最著名的讣闻记者当属罗伯特·麦吉·托马斯（Robert McG. Thomas）。他在2000年之前的5年间写了大量脍炙人口的死亡报道，并因此获得普利策奖提名。在他的笔下，有肥皂剧的创始人，有活到82岁的美国邮政编码的实行者，还有一生酷爱猫的六合彩大奖得主。可惜托马斯也于2000年1月8日撒手人寰，享年仅60岁，迄今还有不少读者因不能再读到他的讣闻报道而遗憾。去年我在纽约时，《纽约时报》的编辑为他出了一本书，从他发表的大量讣闻报道中精选52篇辑纳出版。编者在序言中说：“他（指托马斯）的作品在其拥趸中广泛流传，人们对‘麦吉’（McG，托马斯常用这个署名——笔者）这样的名字已经耳熟能详。这些作品将生命中哪怕是昙花一现的绚丽火花以天才的笔法摘取给了读者，无意中也为那些寻常或不寻常的生命注入了托马斯的印记。《纽约时报》这些年来收到无数读者来信，信中表达了他们在读到各种‘麦吉’文章时或感动落泪或会心一笑的心情。”【20】《纽约时报》也报道说，他在自己家乡度过生命中最后一个新年时，镇上百分之五的居民约12000人出席了当晚和他的聚会。这位讣闻记者之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为使读者对美国的讣闻报道有个直观印象，这里选录一篇托马斯于1998年3月29日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讣闻报道。这篇报道的主人公正是那幅很多中国人熟悉的越战照片上的主人公。照片上一位将军于众目睽睽之下当街用手枪指着脑门枪毙一位越共狱囚。照片刊登于美国几乎所有大报的头版，引起轰动，摄影者也因此获得了普利策奖：

　　枪毙越共狱囚的阮武龙去世，享年67岁

　　脾气暴躁的前南越警察总长阮武龙（Nguyen Ngoc Loan）周二在弗吉尼亚州伯克镇自己的家中去世，享年67岁，之前他在附近的戴尔市经营一间比萨饼店。1968年发动泰德攻势期间，阮在西贡当街处决了一名越共俘虏，此举激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战情绪。

　　阮武龙死于癌症，他的儿子拉瑞说。

　　共有两百万人死于那场漫长的战争，尤其在发动泰德攻势期间，短短一周内就有数千名起义军丧身，西贡的妇女儿童也难逃厄运，本来很少有人会关注区区一名越共军官的生死。

　　可是，1968年2月1日，阮武龙准将拿起手枪对准双手背缚的越共俘虏的太阳穴，抠动扳机的时候，他们正面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摄像机和美联社记者的镜头。

　　当这一幕在全世界的电视屏幕和各大报纸的头版重现时，立刻引起了人们对这种似乎毫无道理的野蛮的反感，这一幕也被广泛看作越战的象征——一场似乎没有任何意义的战争。

　　埃迪·亚当斯的相片尤其生动，对战争的恐惧那一刻凝固在战俘畏缩的脸上。快门几乎与扳机同时按下，相片中，子弹正穿过身着格子衬衫和黑色短裤的无名战俘的大脑，留下他最后痛苦扭曲的面容。仔细研究这幅1969年获普利策奖的照片，你会看到子弹从他头颅的另一侧穿出。

　　尽管在人们的情感上掀起轩然大波，这一事件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美国继续卷入长达7年的战争，直到1975年从西贡撤军。事实上，是枪决事件4年之后的另一张照片激起了人们新一轮的反战情绪。画面中一个9岁的越南小姑娘被南越的汽油弹烧光了衣服赤身裸体尖叫着跑在路上，给人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但枪决事件却完全改变了阮武龙的生活。

　　出生于越南顺化一个富裕的机械工程师家庭，阮武龙有兄弟姐妹10人。以优异成绩从顺化大学毕业后，阮开始了他在南越空军的飞行员生涯。阮寇戚，一个虚张声势的飞行员，1965年当选总理，是他的密友。阮武龙当时的军衔是上校，任警察总长，西方记者中盛传他每次见到越共攻击平民目标时都大发脾气。

　　了解阮武龙的人说，如果不是记者在场，他可能不会当街处决那个俘虏。

　　阮坚持认为他的举动是正当的，因为被处决的俘虏是一个恐怖主义小分队的头目，杀害了他一个副官的亲眷。尽管如此，这次以及在泰德攻势期间南越其他的临时枪决俘虏事件立刻遭到了美方军官的谴责。事件发生几天后，阮寇戚（已是南越“副总统”）承认该俘虏并未在越共军中任职，只是一名“级别非常高”的政府官员。

　　阮武龙后来暗示说亲手处决俘虏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是他一时冲动，而是因为手下的一名副官接到命令后犹豫着不开枪。“我想，那么我必须开枪，”他说，“如果你缺乏果断，不尽职，手下人就不再听从你的指挥。”

　　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摄像记者弗苏回忆，阮武龙开枪后随即走到一个记者面前说：“他们杀了很多我们的人，我想佛会原谅我的。”

　　三个月后，阮武龙在一次对越共的进攻中负重伤被送往澳大利亚治疗。在澳大利亚，对他的抗议呼声如此强烈以至于阮武龙被迫离开，前往华盛顿的华特里德军医院继续治疗。在华盛顿的国会里，他也一再遭到谴责。

　　阮在负伤后已卸任警察总长一职。伤愈后回到西贡，他似乎完全变了个人，将大量时间花在孤儿院的孩子身上，给他们送礼物。西贡被越共占领后，他请求美国帮助逃离而美方未予理睬。但他终于带着家人搭上了一架南越的飞机。

　　在美国发现了他的行踪后，有人试图以战犯的身份将阮武龙遣返，但后来不了了之。他在弗吉尼亚州北部定居下来，当时右腿已经截肢。后来他开了比萨饼店。然而，他的过去被公开后，生意急转直下，饼店在1991年关门了。洗手间的墙上还留着鄙夷他的人潦草的字迹，写着“我们知道你是什么货色”。

　　他的儿子和他住在同一座城市。死前，他儿子和一些亲友守在身边。【21】

　　十二、 庞大的星期天版

　　美国报纸最令中国同行羡慕的景象之一，就是那内容繁多、广告丰富、发行量巨大的星期天刊。中国报纸的星期天版或周末版（独立发行的周末版不在此列，如《南方周末》）却是读者大量流失、广告大幅减少、版面不断萎缩、收入亏多盈少。相形之下，我在美国看到的报纸星期天刊，却是内容极其丰富，较平日刊多2到3倍，因而很受读者欢迎，尽管价格是平日刊的3至4倍, 发行量仍普遍比平日版多，有的多1倍以上；广告价格上涨约三成至1倍，广告本身也成为吸引读者的第二热点。

　　在所有美国报纸中，《纽约时报》的星期天刊内容最为丰富，页数最多，发行量也最大。该报星期天刊2001年平均发行1668650份，而平日刊平均发行1109371份，前者比后者多出约五成。

　　美国报纸的出现迟于欧洲，但星期天刊却流行较早。据史料记载，1809年出版的纽约《观察家报》是美国最早连续出版星期天刊的报纸。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后10天，即1861年4月22日，问世不到10年的《纽约时报》开始出版星期天刊。到1880年美国已有113家日报开辟了星期天刊。而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出现星期日刊。1923年，《纽约时报》星期天刊开始改版，逐渐增加文学、休闲等内容及各类图片。1935年1月25日，星期天刊一个重要板块“一周新闻述评”诞生。该板块主要用来评述上周发生的重要新闻，其中某些新闻样式发展成为后来风靡美国报界的“解释性报道”（有点像我们所说的深度报道）。在电视迅猛发展的年代，这类报道被认为是报纸与电视竞争的有力武器。随着星期天刊的不断膨胀，该刊的专职采编人员数量也迅速增多，由1923年的3名编辑（当时无记者）发展到如今的近百人队伍。

　　星期天刊大受欢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报纸内容的极大丰富，这一点仅从其页数就可看出。以下是笔者统计的六家主要报纸星期天刊与平日刊的比较（日期随机选取笔者采访有关报社的那个周）：

　　美国6家日报星期天版与平时版页数比较

　　（广告插页不计在内）

　　日报名称 星期天刊 售价 日期 平日刊 售价 日期

　　纽约时报 458页 3.00 2001 / 11 / 25 128页 0.75 2001 / 12 / 13

　　洛杉矶时报 408页 1.50 2002 / 01 / 13 158页 0.50 2002 / 01 / 17

　　华盛顿邮报 260页 1.50 2001 / 10 / 21 82页 0.25 2001 / 10 / 23

　　芝加哥论坛报 330页 1.75 2001 / 08 / 05 76页 0.50 2001 / 08 / 14

　　波士顿环球报 344页 2.00 2001 / 08 / 19 100页 0.50 2001 / 08 / 24

　　斯坦顿岛前进报 246页 1.50 2001 / 04 / 29 40页 0.50 2002 / 01 / 26

　　那么多版刊登哪些内容呢？美国日报的新闻版平日就够多的了，通常在40页以上（含经济新闻和体育新闻），星期天刊也保持这个水平，多出的部分主要是各类特稿专版和副刊。有的报社设有星期天刊部，该部主要也是对这些增加的部分负责，与前面的新闻版无涉。在增加的特稿专版和副刊中，主要有以下四大类：一是深度报道和特稿类专版，是对上周社会现象或重要事件的特写和评论；二是生活方式类副刊，包括时尚、饮食、家居、保健、服饰等内容；三是文化娱乐类副刊，以书评和电影电视的详细节目预告为主，兼顾美术、文艺等活动；四是消费类副刊，包括房地产、汽车、家用电器、旅游等项目。从形式上看，很多大型日报都在星期天出版印刷精美的《电视周刊》（通常大16开）和《广场》杂志（通常8开，且全部用铜版纸，内容大都为散文化的纪实作品）。

　　下面我们来看看《纽约时报》星期天刊的内容，以笔者第二次访问该报前一天即2001年11月25日（星期天）为例，扣除新闻部分，有以下板块：

　　“艺术与休闲”——40页，依次有头版特写、来信、剧院、舞蹈、电影、音乐、绘画与建筑、电视与广播、艺术与休闲指南，广告；

　　“一周新闻述评”——12页，依次有上周大事、观点与趋势、国际回顾、名词话语、社论与评论，广告；

　　“旅游”——16页，依次有旅行向导、交易与折扣、旅行实践、自选餐桌、游记与观感，广告；

　　“纽约时报杂志”——大16开，全铜版纸，102页，包括各类杂志化文章及广告；

　　“书评”——8开，36页，这是该报的名牌专版之一，有图书介绍、图书目录、新书摘要、本周畅销榜（美国书商都以列入该榜为荣耀，并在图书再版时将列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字样印在图书封面上，促销作用明显），广告；

　　“周末时尚”——14页，有时装、婚嫁等内容，广告居多；

　　“城市”——16页，依次有城市特写（本期特写题为《逃入纽约》，占2个版）、市民、邻里报告、各区话题、吃与玩等，广告；

　　“电视杂志”——16开，64页，一周电影电视的详细预告，广告；

　　“房地产”——30页，依次有房地产市场分析、购房租房指南等，广告居多；

　　“汽车”——20页，广告居多；

　　“连环漫画”（也称卡通画）——8页，这也是美国大多数日报的家常菜，每天都有，但星期天为彩色。

　　其他一些大型日报在星期天刊还辟有“健康与家庭”、“家居与园艺”、“就业”、“工作空间”等专版。再加上200多页的广告插页，家庭主妇们多喜从中寻找优惠、降价、折扣商品，并按图索骥地外出采购。由此可见，美国报纸星期天版所提供的，恰是名副其实的信息大餐，大受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