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相互比较是国与国之间永不厌倦的游戏，我们通过理解或者误解他人，来寻求向上的动力，或是满足自我安慰的心理。在亚洲范围内，日本与印度这两个国家的成长是中国发展的最佳镜像，它们在敌人与朋友的定义内左右摇摆。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日本看起来仍像是中国最佳的学习楷模。这两个典型拥有类似传统束缚的国家，在面临共同的西方压力时，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反应。日本现代化的成功，使它在20世纪初成为中国热血青年最为钦佩的国家；而改革开放的80年代，日本在战后的崛起激起了我们热心地追赶；伴随着金融泡沫的破灭，日本失落的90年代又使国人略显得意，一些人甚至刻意忽略日本人均收入已达3万美元的基本事实，转而相信“中国奇迹”正在战胜“滞后的日本”。

　　当这种比较落到中印两国时，一种更为强烈的自豪感抓住了我们。两国在面积与人口上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都拥有漫长的历史传统；它们在差不多的时刻（1947年与1949年）获得民族独立，新的国家性格由各自的伟人缔造（毛泽东与尼赫鲁）；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们都是第三世界的领袖，但是1962年的那场战争使他们步入敌对状态；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两个国家都逐渐意识到经济改革的重要性；比起中国1978年的改革，印度在更晚的1991年才真正开始大胆的市场化行动。毫无疑问，以2003年经济指标衡量，中国已经在比赛中获得了领先。20年前中国与印度的人均收入还处于类似的水准，但今天中国已是印度的两倍，中国只有5％的人生活于贫困线以下，而印度的这个数字是29％。在过去10年中，尽管印度以6％的增长率同样跻身于增长最快国家的行列，但人人都在谈论“中国奇迹”。尽管1998年的核试验提升了印度的国际地位，但中国却拥有它所羡慕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身份。

　　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为期5天的访华，开启了双方关系的一个新时代，不仅是因为对西藏问题的清晰立场与军事、贸易领域内的全面合作，更重要的是，双方有可能开始逐渐清除对对方过分意识形态化的理解，相似的传统背景，可能使它们成为彼此最好的学习伙伴。

　　印度在逐渐扩大的印中贸易中，可能发现“中国威胁论”并非真实，它会从中国经验中了解到国家能力的重要性及政治上的有效行动会如何促进经济发展。但对于我们自己而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了解印度的民主制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样无效。用20年的时间观察一个国家的成长仍显得过分短暂，甚至缺乏足够的意义。印度不成熟的民主制妨碍了经济改革的迅速成功，就像一些分析家所说，如果邓小平面对的是印度式的议会，他很可能不能在1978年即展开改革开放。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在50年的范畴中，就不得不承认，印度看似分散的行政权力既阻碍了改革，也同样阻碍了大规模灾难的爆发。根据阿马蒂亚·森的研究，对于民主社会而言，即使严重的饥荒，也不会造成大批人口的死亡。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时，ＧＤＰ是否应该成为惟一的坐标？我们看到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好的高等教育、出产过三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拥有亚洲最自由的新闻业、是亚洲最大的电影生产基地，而印度傲人的高科技成就与真正的自由精神不可分割。宗教信仰尽管牵制了印度人追逐财富的热情，却同样给予他们某种更为平和的心态……我们应该适时地停止在国家间进行琐细的比较，因为你总是能够找出各自不同的优势。但是，我们需要重申的是，仅仅以20年的长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发展有欠公允，今日的中国与印度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检验自己的成功与失败。在这种情况下，耐心地理解他人，成为了一种根本性的挑战与要求。当我们指责“中国威胁论”这种过分符号化的标签时，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思考，我们是否对其他国家同样充满了偏见。瓦杰帕伊的访华再次提供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机会，它将考验我们是否能够真正理解一个庞大的邻国。很显然，印度并非如我们40年前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敌人，但它不断加深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也同样不可能让它迅速成为我们完全的朋友。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崛起中的大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可能成为盟友，它们仍会彼此紧张地打量对方。一方面，我们需要在加深关系的同时习惯于彼此深层的不信任，但更为迫切的是，我们必须迅速学习印度国家制度上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这种学习是确保我们保持前进的最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