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来，《人民日报》因报道江西省定南县违法拆迁侵害公民权益而遭当地宣传部门非法扣押一事，在社会上和舆论界激起了强烈反应。广播电视、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纷纷对此不遗余力地报道追踪，与此同时，评论家们抓住此事猛烈抨击有关部门压制言论、拒绝舆论监督的错误做法。在这种人人喊打的声势中，有一句比较经典的话——连中央党报都敢压，定南县的胆子太大了！

　　随着事态的发展，外界的压力开始发挥作用。有报道说，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于日前对定南县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批评，孟说这“是违背党性原则的，也是愚蠢的，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对新闻媒体刊登的人民群众的批评意见应该‘闻过则喜’，并切实纠正工作中的不足，绝不允许采取压制的做法。”中共江西省委已责成赣州市委督促定南县委自觉认识错误，并作出深刻检讨。

　　以笔者有限的经验判断，一个地方党委因为采取扣押报刊的方式抵制舆论监督而遭到省委书记的批评，这样的事情在新中国舆论史上还是第一次。作为一个封疆大吏，能够对这样的“小事”给予关注，确属不易。尽管定南县委至今未就此事表态和动作，我有理由相信，在高官的严责下，事件的结局应该是比较乐观的。

　　扣押报刊是何种性质的行为，其危害何在，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有很多文章论及，在此不赘述。本文想说的是，纵观近些年来的舆论监督历程，地方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为了抵制舆论监督而扣押报刊的事件时有发生，媒体对此的揭露也不时可见，但为什么只有《人民日报》被扣押才会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应？

　　回想起来，那些曾经以舆论监督闻名的“有良知的”媒体，以《南方周末》为代表，曾多次因刊登批评报道而遭受恶意收购、扣押甚至查封，但这些事情最终都不了了之。对比之下，《人民日报》这次的遭遇其实算不得最严重。

　　为什么不算最严重的扣押事件能够激起最强烈的反应呢？除了其他因素，《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恐怕是不可或缺的原因。

　　诚如一些批评家所言：“连中央党报都敢压，定南县的胆子太大了！”“中央党报”的地位，决定了这次扣押报刊事件的结果。

　　众所周知，中国的报刊有党报党刊和非党报党刊的区分。按照有关部门的定位，《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10多家报刊属于中央级媒体，是“党的喉舌”，而《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在所有报刊中处于最高地位。这种级别和地位区分的意义，不仅在于相关媒体负责人的行政级别，更在于这些媒体在平常采访报道中所拥有的特权，比如向中央决策层递送内参、在对同一事件的采访中有优先于其他媒体的权利。

　　相对而言，《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虽然影响大，敢说真话，但其天生的非党报性质，决定了它发出的声音永远是“民间的”，且很难受到决策层的重视。

　　媒体的级别和地位，特别是其“官报”和“民报”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报刊被扣押时所能激起反应的程度。显然，定南县这次扣押了中国最高级别的党报，这无异于封锁“党的喉舌”，因此，有关部门尤其是一个省委书记对此表示重视就不足为奇了。

　　假如这次封锁的是一家民间媒体或者级别不够高的党报党刊，定南县所面临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了，甚至没什么压力了。

　　由此可见，与其说这次扣押报刊事件的后续反应是舆论监督的结果，不如说这是体制内的级别所决定的；与其说是定南县因为压制舆论而遭受省委书记批评，不如说是因为这个县得罪了上级而遭非议。（作者 陈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