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乡村到城市，从一名记者到能够控制娄底部分官员的“地下组织部长”，他的发家轨迹折射地方权力运作规律。

　　在一些人眼中，他只不过是政坛上的一个“小丑”，但在另一些人的眼里，他却是个善于创造并把握机会的“高手”，伍新勇就是这样矛盾的结合体。然而无论对他评价的分歧有多大，绝大多数人认为：这是一个聪明人。

　　伍新勇，原《娄底日报》记者，他被控在过去的７年中，以绑架、诈骗、挪用公款方式敛财１６０多万元，同时还非法持有钢珠手枪。“如果这些罪名全部成立，至少要判１５年以上。”关心此案的一名娄底律师说。

　　从一名没有任何背景的镇供销社采购员，变成在娄底呼风唤雨的“地下组织部长”，伍新勇确实掌握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技巧”。

　　从乡镇走向城市

　　靠着向报社投稿，他成为一个手眼通到城里的人，成为镇里敬畏的人。

　　照片上的伍新勇中等身材，微胖，腰板总是挺得笔直，嘴角微微向上翘起，呈现出克制、谦恭但彬彬有礼的微笑。“这是伍和领导合影时的典型形象。”一位熟悉伍的娄底市官员说。

　　１９６２年，伍新勇出生在湖南新化县白溪镇一个山村，白溪镇地处山区，至今也只有两条土路通往外界，一条通县城，一条通娄底。

　　伍家三兄弟，家境贫寒，１９７７年伍新勇高中辍学后招工到镇供销社做采购、推销工作。在供销社，伍新勇初显身手。白溪镇供销社的工作人员仍然清晰地记得，伍“性格活泼，讲起话来眉飞色舞，见面就能熟，有活跃气氛的特长”。伍不仅灵活，胆子也大，“能哄得人家高高兴兴把劣质毛巾、搓衣板以高价买回去”。

　　但伍的志向远不是当一个购销员。他的同事回忆，伍经常说，呆在偏僻、贫穷的白溪镇没什么意思。他想进城。

　　一次偶然的机会，伍新勇在新化县报上发表了一篇歌颂好人好事的“豆腐块”。这件事对伍新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从报道对象那里得到了额外关照，推销工作也就特别顺利。伍开始热衷于向报社投稿，供销社的同事分析说：“他也许把投稿当成了唯一向上发展的机会。”

　　伍的文章频频见诸报端。有传言说，伍写稿水平并不高，但在物资还相对匮乏的当时，伍能搞到不少紧俏商品，从而与报社某些人建立起了亲密关系。

　　白溪镇一名姓庄的副书记回忆，到（上世纪）８０年代末，伍新勇在镇里已经小有名气，经常听他说与娄底日报的人相熟，甚至还和市里的领导认识。虽然大家没怎么当真，但也不敢得罪他，镇里的干部遇见他，有时还会主动给他发烟。伍进入娄底日报社后，镇里听说伍和省里的干部也搭上了关系。

　　１９９１年，伍新勇借调到娄底日报社做经营工作。１９９３年娄底日报社创办了一家资源开发总公司，伍被聘为总经理。根据协议，伍新勇当年如能向报社上交１０万元纯利润，便可调入该报。据湖南本地媒体报道，所谓的资源开发公司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业务，报社当时仅给了伍新勇一块牌子和一枚公章。伍发迹的钱大部分是其假借承包装修工程名义骗来的。

　　到１９９５年６月，伍新勇从娄底日报“经营人员”变成了要闻记者。对这个转变的原因，娄底日报社有关部门的回答是“不大清楚，因为时间隔得太久了”，而知情者介绍，伍这时已经和当时娄底地区（后改为市）的一位专员成了好朋友，这名专员上调进省之前，专门给有关部门打了招呼，把伍新勇正式调入娄底日报。

　　伍新勇如何与这名专员成了好朋友？记者无法得知，但据娄底一位熟悉这名专员的官员介绍，这名专员人品不错，是个好人，他当时是从中央挂职到娄底锻炼，缺少基层工作的经验，被伍新勇热情的假象蒙蔽了。“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热情的人产生好感，在这一点上，领导也不能避免。不少人都想和领导拉关系，伍新勇这一点确实是做得最成功的。”

　　进报社获得生存基础

　　尽管业务能力不强，但他有本事使自己在报社立于不败之地并逐渐呼风唤雨。

　　伍新勇一进报社就做了头版要闻记者，这让同事们吃了一惊。伍的一些同事回忆说，在当时体制下，地方党报对要闻的定义是地方主要领导的工作动态，这样重要的工作应交给报社最优秀的同志。

　　时任娄底日报社副总编辑的朱某极力反对伍的调入，然而到当年１０月份，朱某就被调到地方志办公室当主任，而这个调动结果，伍新勇在两个月前就当着朱某的面做了预言。“这一下，我们知道伍新勇可是个惹不起的人物。”伍的同事说。

　　让同事们吃惊的事接踵而至。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１９９５年，伍新勇花２５万元买了一台日本原装凌志车，挂了交警牌照，旁贴新闻采访的字样。“伍哪来的钱买车呢？”很多同事对此表示怀疑，但这并不影响伍在报社的地位，报社某主要领导在一次活动中甚至突发感慨：“论能力、论水平，报社５０多人加起来还不及伍新勇一个人。”

　　１９９９年初，伍新勇被安排为娄底地区行署专员（地区改市后称市长）的专职记者。“如果伍当时是党员的话，他甚至会做一把手的专职记者。”伍的同事们说，当时很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伍的素质太差，人品有问题”，但无效。同年３月，伍因为私自带着专员的司机外出，误了领导公事，领导很恼火，指示换了伍新勇，伍便转向做政法新闻记者。

　　２００１年，伍新勇被提拔为娄底日报社广告中心副主任兼广告二部主任，管５个副科级干部。２００２年初，伍新勇升任娄底日报社政治新闻部副主任。

　　关于伍新勇的业务能力，在他的同事中间流传着如下的故事：伍经常写错别字，譬如把派出所的“派”字右半边写成“瓜”字，把娄底行署的“署”写成“暑”。一天，伍新勇突然来了兴致，在办公室读报纸展示他的普通话，却多次把“截止”的“截”念成“载”，办公室的人笑成一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伍新勇很少单独一个人写稿，总是拉上报社的同事一起写，同事写完后，他再署上自己的名字。

　　强认领导为干爹

　　这是他用得最熟稔的一招，也是很有效的一招。靠干爹的名衔他获利颇丰。

　　与供销员相比，成为党报记者的伍新勇结识了大批三教九流的“朋友”，其中不乏“重量级”的领导。

　　曾任长沙市市长、现为湖南省政协常委的杜远明，曾在新化县做县委书记，伍新勇到《娄底日报》前，就非常希望和他搭上关系。“他经常以老乡的名义来找我吃饭，每次见面都非常亲热的样子，但是我从侧面打听到这个人心术不正，所以只是表面应酬一下。”杜远明现在回忆起与伍新勇的交往，仍然有些后怕，“幸好没有替他办任何事，否则现在真是说不清了”。

　　杜远明回忆，伍新勇有一次带了一个客人找他吃饭，在向客人介绍杜远明时，“伍新勇突然说我是他干爹，让我吃了一惊，但是由于在饭桌上不好直接指出来，我就没有吭声。”杜远明说，接下来伍新勇并没有介绍客人的身份。直到几年后，杜远明收到一封信，才明白这是伍新勇苦心布的一个局。

　　写信的人正是伍新勇那天带去的客人，他是长沙市黄花建筑公司项目经理殷建兵。１９９８年５月的一天，殷建兵与伍新勇相识，伍新勇当即就给了殷一单“大生意”：“长沙市市长杜远明是我干爹，我可以帮你包到长沙公交公司的停车坪工程，还有新化交警和新化运输公司的基建工程。”

　　伍新勇带殷建兵找杜远明吃饭，只给殷建兵介绍了杜远明，却没有把殷建兵的真实身份捅破，“就是怕我起疑心。”杜远明说。

　　据娄底市检察院调查，伍新勇先后４次以要活动经费为由，从殷建兵处骗得２０万元现金和４０００多元的手机。此外，殷建兵还花了１４万元的招待费。

　　几年时间里，殷建兵没有从伍新勇那里接到一单工程，遂起了疑心，就给杜远明写了一封信。杜远明立即给殷建兵回了电话，“我告诉他他上当了，我根本没有答应过给伍新勇承包工程。”杜远明说，“我还建议他赶快报案。”２００２年起，殷建兵开始不断向娄底市各有关部门举报伍新勇骗取钱财的事。同年４月２７日，伍新勇被批捕。

　　让杜远明更气愤的是，伍新勇不断向外宣扬，宣称掌握了他的“私短”，并以此获取受骗人的信任。１９９５年２月，伍新勇认识了包工头黄东连，除了伍所声称的他与杜远明的亲密关系，黄东连还在伍新勇的新化老家见识了“真家伙”——伍保存的一份材料和一盒与杜远明的谈话录音磁带。这些“证据”证明杜远明曾经和一个女孩发生了两性关系。

　　伍新勇把复制的磁带交给了黄东连，黄东连如获至宝，他相信伍新勇给这盒磁带开出的价码——“值２００万”。据娄底市检察院调查，之后伍新勇以要活动经费为由，先后多次从黄东连处骗取价值相当于人民币９８万元的美金和人民币。

　　与殷建兵一样，黄东连没有受到任何“照顾”。为了要回被骗的钱，他也给杜远明写了一封信。

　　“信里附着一叠借条，大部分都是写在烟盒纸那么大的纸片上，而且借的大多是美金。我一看就吃了一惊。”杜远明说，“信里说伍把这些钱给了我和省里的另一位领导，还隐约透露出掌握了我的隐私，要我帮他要回给伍新勇的钱。”

　　说到伍新勇掌握的“私短”，杜远明忍不住连说几次“伍新勇这个家伙实在太坏了”。杜说，１９９４年底在娄底宾馆，杜碰到他的一个老熟人——某公司经理，与这名经理结伴的有一名女子，介绍后他们互相交换了名片，仅此而已。后来伍新勇主动打电话给他，说掌握了杜与那女子的不正当关系。杜后又给伍新勇打电话，要求伍不要造谣。“没想到伍新勇把电话都录了音，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了一番，就成了他所掌握的我的把柄。”

　　“伍新勇案发后，公安机关也找我调查过，现在已经查清楚了。”杜远明说。

　　成了副市长敛财的中介人

　　伍新勇找到了更强大的一张网，为领导受贿服务的同时自己也获得了“活动经费”。

　　在苦心编织自己关系网的同时，伍新勇也成了另一张关系网的一个“中介人”。

　　娄底市前副市长赵更效倒台前人称“赵千万”，倒台后人称“娄底第一贪”。娄底市一名检察官说，赵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只能用”病态“二字来形容。伍新勇正是赵这条“大鱼”倒台后牵出的一条“小鱼”而已。

　　赵更效被控受贿、挪用公款、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四宗罪。案发时查获其拥有财产１８１２多万元，加之自１９９０年以来支出的２１３多万元总计２０２６多万元。

　　赵案涉案人员上百，组成了一张腐败网。这张网中有“中介人”这种角色，“中介人”可截留送给赵更效的一部分贿金。“擅长”承包工程的伍新勇在１９９７年成了赵更效的一个“中介人”。

　　娄底市检察院指控，伍新勇以合伙承包长沙松桂园宾馆的装修工程为由，要求时任娄底市财政局行财科科长的朱同球从财政局挪用公款用于工程投资。朱同球不敢做主，拉伍新勇直接找到时任财政局局长的赵更效和预算科科长张永东商量，决定从市财政局借款２００万元，由朱同球的妻弟代表４人去长沙搞工程。朱的妻弟先后两次从市财政局行财科借款２３８万元，伍新勇从中拿走２３万作“活动经费”，将其中１７万元全部挥霍完。

　　正是“松桂园案”，牵出了赵更效。２００２年５月，纪检部门在清查湖南省物资集团松桂园宾馆工程的问题时，发觉赵更效与之有着重要的利害关系。２００２年６月３日，湖南省纪委在赵从长沙回娄底市的路上对其拦截并实施“双规”。

　　与警察成为兄弟

　　作为一个政法记者，他熟悉自己的领域并能轻松驾驭，他可以对公安局领导颐指气使。

　　伍新勇１９９９年因犯错从要闻记者转做政法记者后，伍新勇又给自己的关系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娄底市政法委书记胡旭曦在任检察长时，就察觉伍品行不端，１９９８年初就在全市检察系统下了一条命令——不允许伍进检察院采访报道。

　　但与警察打交道，却是伍的所长。伍与原娄底市公安局一张姓领导私交颇深，并从该局治安大队弄到了两支钢珠手枪，枪套上配有５发六四式手枪子弹。在庭审中，伍辩称“政法记者有权配枪”。

　　在伍新勇三本剪报集中，超过一半的稿件是颂扬公安的，而他所收藏着的一批贺年明信片中，署名为“新化县刑侦大队”的“兄弟们”则盛赞伍新勇“既是大记者，又是断案的老公安”。

　　娄底中院执行庭工作人员透露说，１９９６年娄底公安局的那位张姓领导还曾为伍的一件事情，“屈驾”到法院帮伍说情。伍的一位同事也证实说，一次他随伍出去，娄底有两个县的公安局局长等在路上接伍过去。办案人员说，娄底市娄星区一梁姓民警送伍３万元，请其帮忙解决副科级问题。一次新化县一个民警工作调动没让伍知道，伍就在该县街头对县公安局某领导发飙：“你想造反是不是？”

　　据湖南媒体报道，娄底市政法委一位负责人在某县一次全县政法工作会议上，对伍在政法系统的声望作了权威描述：“伍新勇要我们政法系统某些局的局长５分钟到，他们不敢花６分钟！”

　　与黑帮成为朋友

　　黑白道皆通，他拥有为自己效命的“死士”，他成了黑老大的“老大”。

　　与此同时，伍新勇与新化县的黑社会头子刘利文（已被判死缓）也成了“兄弟”。

　　自１９９７年以来，刘纠集１０余人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多次进行抢劫、敲诈、绑架等犯罪活动，并非法持有枪支６把、子弹１１０发。新化县一度“闻刘色变”。

　　刘在接受审查时说：“你们说我是黑社会的老大，我的老大实际上是政法记者伍新勇，没有伍新勇就没有我的今天！”伍新勇通过公安方面的关系，多次为刘利文团伙打招呼，曾从新化县公安局“捞”出刘的手下。

　　据办案人员调查，伍新勇还有自己的“兄弟”，常伴左右的就有三四个。一次“兄弟”申某因放高利贷被抓，伍到派出所与所长大吵了一架，最后申还是被放出。由此，申对伍死心塌地。

　　伍的手下已经熟悉了相关操作——他们开典当行、开按摩院、开赌场、强揽工程、帮伍介绍漂亮女人、物色诈骗对象……伍新勇案发之前，一个“红黑”合作的典型事件是：娄底市药材厂工地淹死两个小孩，伍一边作报道，一边指使手下以暴力迫使药材厂支付巨额赔偿，然后和死者家属分成。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伍新勇与广东籍人何木松、莫庆合伙在新化县金穗大厦二楼经营娱乐城，用游戏机聚赌。娄底市检察院指控，开业十多天后，伍新勇为了将利润据为己有，派人将何、莫两人挟持到一工地上，以砍手、剁脚筋相胁迫，逼何交出１０万元。何用手机向伍新勇苦苦哀求，伍才同意交８万元放人。当夜，何等人逃到２００多公里外的株洲市。

　　小记者的生存技巧

　　一些传言虽然无法证实，但伍在娄底的呼风唤雨却是人所共知，他为何频频得逞？

　　伍新勇与官员们打交道的本领在娄底广为流传。

　　一些与伍相熟的人说，伍曾把一些官员带到他的按摩店里，然后叮嘱卖淫女设法将盛装了官员精液的避孕套带出，到他那里领取奖金，然后编上号，存放在冰箱里。

　　虽然娄底市检察院向记者表示，目前他们掌握的情况并不能证明有官员掉进这个陷阱，但娄底市委办公室一名副主任对湖南一媒体记者说：“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伍控制一些官员的手段极其卑劣。”

　　办案人员在伍家搜出了一些发票，一些官员们在他那里报销，每张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伍的同事也曾听到伍挂了电话就骂娘：“他娘的，老子又不是开银行的。”

　　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说，伍表现出的活泼和热情也让和他接触的官员们放松了警惕。伍特别会讲荤段子，餐桌上、车上一个接一个，讲的、听的一起笑成一片。

　　伍新勇和领导没有直接的血亲关系，便虚构出“干爹”、“干儿子”的类血缘关系。

　　１９９８年７月，伍的一位同事因患肾结石与患有鼻结石的伍新勇一同到长沙某医院治病。一进医院，伍便给自己包了一间带会客室的大病房。一天早上，该同事去伍的病房，看到的情形让他目瞪口呆：病房会客室里摆着３个一人高的花篮，湖南省委某分管党群的副书记、湖南省某副省长、长沙市市长的三张名片插在花篮里。

　　伍正兴致勃勃地向医院领导介绍这些花篮的来历。他说义父——长沙市市长杜远明知道他得病后，很着急，特地从深圳赶回，在副省长家逗留时，副省长和一位在场的副书记也要来看他，最后被义父劝住，改由他们的秘书送来花篮表示慰问。

　　同事偷笑，因为他亲眼看见花篮是伍的弟弟从外面买回来的。尽管如此，那３个花篮产生了巨大的效应，带着礼物的陌生探望者络绎不绝。这样的笑话传出去，伍新勇并不掩饰，相反，“他一脸得意，把那些事情讲得更详细，更绘声绘色”。

　　伍新勇熟谙与领导“私人关系”的用场，他甚至把与某些领导的合影挂在自己所开赌场的墙上，以致很长一段时间谁也不敢去动他。

　　伍新勇被抓后，警察从他的住处搜走了他与领导的大部分合影，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遗留了一本，这本厚厚的影集里，绝大部分是伍与领导的合影。在一张照片中，娄底市的一名主要领导和从北京来的两个人站在第一排，这名领导的妻子和秘书站在第二排，伍新勇脸上挂着卑谦的微笑，一个人紧紧地跟在第三排。

　　“扩展关系增加活动能量——骗钱——行乐及维护关系网络。”办案人员归纳出伍这些年的生活轨迹。

　　伍新勇案发后，娄底市一方面进行了多次整顿作风的行动，另一方面对外封锁消息。记者到娄底检察院、公安局都被告知，市里的有关部门已经打过招呼，不准接受记者采访。甚至伍新勇的代理律师方继红也被司法局要求“与市委、市政府保持一致”。

　　９月４日，伍新勇在法庭上以受到刑讯逼供为由，推翻了此前自己所做的所有供述，目前案件处于休庭状态。（记者王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