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航天事业起步较晚，很多相关技术转化到产业的收益，现时还不能完全量化。

　　据官方数字，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十多年的时间里，总共投入约180亿人民币，其中约60%的资金是在科研、实验过程中，包括人才培养中消耗掉了。另外40%多，形成了将来继续发展的技术基础设施。而神舟5号的飞行实验，大约费用是10亿元人民币。

　　价格不菲的飞天

　　这远远低于美国航天局平均每年150亿美元的预算。对于这样的成绩，有人为之骄傲，但也有人抱以怀疑的态度。美国全球安全公司（Global Security）的高级研究员、空间政策分析家查理斯·魏克(Charles Vick)博士对此就持保留态度。在他看来，中国政府每年对此领域的投入应该更多，否则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样的成绩。他认为有些边际成本并没有计算在内。

　　从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起，就一直关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英国空间政策分析家菲利普.克拉克（Phillip Clark）认为，谈成本往往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项目该计算进来。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计算机技术在航天科技领域里非常重要，但是如何计算计算机技术的成本呢？是计算那些被应用在项目里的技术呢？还是那些推动技术产生的其他计算机技术？神舟5号的发射火箭——长征2F是早在1990年就成功发射的长征2E的改进版，那长征2E是否也该算在神舟的成本里呢？”

　　在菲利普看来，要计算出一个精确的数字说明神舟载人飞船工程的花费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很多的边际成本是否应该算入总成本，可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争议，而且中国并不像美国宇航局（NASA）那样明确地公布每年的预算——这不太现实，因为中国的航天工程涉及的方面太多，比如迄今为止中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包括宇航员、应用、飞船、运载火箭、发射场、测控和回收场七大系统，一共动用了100多个单位、3000多个厂家的数以万计的科研、制造、统筹人员，而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与贡献居功至伟。如此看来，要把这样浩大的工程费用精确计算出来，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于中国政府公布的费用，他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因为如果考虑到和美国相比，中国有相对便宜很多的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比如说美国宇航局的宇航员年薪约为10万美元，而飞上天之后的工资更是以分钟计算。而中国的宇航员，“我估计是远远拿不到这个数的。”菲利普说。

　　此外，在基础设施费用方面，由于中国政府较强的“分配、调动”能力，无论是在物力还是人力上，都会节省很大一笔钱。

　　待转化的催化剂

　　航天事业是一项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的事业。数以亿计的巨额发射费用，在中国GDP中的比重虽不算大，但是比在别的科技领域内投入的费用要多得多，这就更让人关心它的回报。

　　众所周知，航天技术本身蕴含着无限的经济价值。在航天技术的发展过程中，已逐步形成了空间资源利用、运载器与天地往返运输器，以及应用卫星和卫星应用等方面组成的航天产业群体。

　　美国宇航局专家曾在今年年初计算，美国在载人航天上的每1美元投资都能收到9美元效益，有3万多种民用产品得益于研制航天飞机发展出的技术，更不用说航天飞机100多次飞行所带来的科学成果。

　　资料表明，美国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已经为美国增加了2万亿美元的巨额利润。在本世纪头十年，预期的高额利润将吸引6500亿～80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到全球空间工业。到2010年，美国在空间的资产将达到5000亿～6000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美国在欧洲的资产。

　　那么中国的载人航天是否会因此而成为中国经济的催化剂？国内一些专家认为，此次成功，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但肯定会推动中国科技的发展，并借此拉动一批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当然中国的航天事业起步较晚，很多相关技术转化到产业的收益现时还不能完全量化。它对GDP的推动在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而它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更多会表现为渐进式、渗透式带动。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应该把这次成功看成一个“起点”。GDP的指标只是一个表象，而如何把相关的科学技术转化成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才是提高核心竞争力、推动国力发展的关键。

　　卫星发射：蛋糕不会很大

　　不少国内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载人飞船的成功可能还会为中国在航天技术商用领域带来更多的国际合作机会和商机，这会为中国赚来大笔外汇。

　　就运载火箭而言，中国目前已独立自主地研制了12种不同型号的“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适用于发射近地轨道、地球静止轨道和太阳同步轨道卫星。“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达到9200千克，地球同步转移轨道最大运载能力达到5100千克，基本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自1985年以来，中国已将27颗外国制造的卫星成功地送入太空，在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而此次载人飞船的成功，专家预计会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发射订单。

　　但是菲利普对此持有异议。在他看来，虽然中国有非常优秀的发射工具可以用作商业发射，目前能否实现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商业价值还要看美国政治这个风向标。美国目前正在禁止向中国“转让”其高科技技术，这意味着美国的人造卫星不会运到国外去发射。而在欧洲制造的人造卫星通常包含有美国的计算机技术，“以此看来也不会把它们运到中国去发射。”他说。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市场上，能发射卫星的火箭要比寻求发射的卫星要多。根据资料，在2000年到2010年间，会有85种LEO(低地球轨道)火箭，其中已经投入发射的48种，正在研制的37种，运载能力超过长征二号捆绑式火箭的有29种。

　　这期间还会有48种太阳同步轨道运载火箭，其中投入发射的32种，运载能力达到或超过长征四号火箭的有26种。

　　GTO(地球同步轨道)运载火箭共有57种，其中已经投入发射的28种，运载能力达到和超过长征三号乙火箭的有23种。

　　此外，上世纪末进入国际发射服务市场的有美国、欧洲、中国、俄国和乌克兰，本世纪将有日本和印度进入市场。中国不得不在正使用着美国、俄国、乌克兰和欧洲发射工具的西方商业市场寻求客户，能在多大程度上分到期望获取的蛋糕份额还很难说。

　　不过，正如美国一份官方报告所说，中国载人航天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仍对当今世界格局和中国国际地位产生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种变化也许会慢慢消解美国对中国在卫星发射领域的相关限制，正如菲利普所言，“(美国的限制)不会变得更糟糕，因为也没法再糟糕了，只能向好的方面去转化。”（文/冯亦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