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经营着一家企业，每天操心的事情无数。搞定内部一切的同时，你必须对外界保持灵敏嗅觉，因为你的企业随时会受环境左右。

　　在北京市产权交易中心9月份主办的一次国有企业并购重组推介会上，天津一家民营公司——天狮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焦文军对推介的20个产权并购转让项目都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兴趣。像这位受老板之命而来的副总裁一样，在“国退民进”这一被各地政府如火如荼推进的风潮之下，很少有民营企业能对这样的机会视而不见。就连目前还没有看出落实迹象的“开发东北”，也吸引了段永基等一拨中关村企业老板专程前去考察。

　　大到地区新政，小到行业放开，投资者们总要闻风而动，至少得思量一下可能有怎样的作为、需规避怎样的风险。大环境的变化，往往意味着打破已有平衡，产生新的缝隙。在学者眼中，这将导致经济要素的流动。而在投资者眼中，流动的正是他们要追逐的财富。“顺势而动”是做企业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但结果是“借势而起”还是空忙活一场，就看各自的功力了。

　　已经热炒了数月的“深港一体化”，就是这样一个还处于不确定之中的机会。

　　一个深圳商人的CEPA生活

　　许亚青/文

　　CEPA=小WTO？

　　CEPA是什么

　　2001年11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赴京述职时正式向中央领导人提出内地与香港建立“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3年6月29日，《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简称CEPA）正式签署。9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在港签署CEPA的6项附件。

　　在CEPA协议文本中，内地与香港双方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和第16条（内容为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以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工作组报告书》第242段（内容为纺织品和服装产品贸易的具体规定）的内容不再适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贸易。

　　香港受益多少

　　“CEPA的整体内容——包括关税的减免范围和服务业开放的速度都比我们预计的更加慷慨大方。”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马骏

　　关税 内地将自2004年1月1日起，对原产香港进口金额较大的273个税目的产品实行零关税；不迟于2006年1月1日对以上273种以外的原产香港的进口货物实行零关税。

　　零售 允许香港投资者以独资形式在内地设立零售商业企业；降低香港投资者在内地设立零售商业企业的准入条件；允许香港公司在内地设立零售企业的地域范围扩大到地级市，在广东省扩大到县级市；允许香港公司在内地设立独资零售企业经营汽车销售，但超过30家分店的连锁店仍按内地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承诺处理。

　　物流 允许香港公司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提供相关的货运分拨和物流服务。

　　银行业 降低香港银行和财务公司进入内地市场的资产规模要求；香港银行在内地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中外合资财务公司，或香港财务公司在内地设立中外合资财务公司无需先设立代表机构；降低香港银行内地分行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格条件。

　　证券业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香港证券专业人员可依据相关程序在内地申请从业资格。

　　保险业 香港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取得中国精算师资格后，无须获得预先批准，可在内地执业； 对香港保险公司经过整合或战略合并组成的集团，可以按照市场准入的申请条件批准其进入内地保险市场；将香港保险公司参股内地保险公司的最高股比限制从现行的10%提高到15%。

　　金融合作 内地支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将其国际资金外汇交易中心移至香港；支持内地银行在香港以收购方式发展网络和业务活动；内地支持符合条件的内地保险企业以及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其他企业到香港上市。

　　电信服务业 自10月1日起，香港电信公司可以与内地电讯公司合作，且无地域限制，涉及业务范围为电信增值服务。但香港电信公司若与内地电信公司组建合资公司，港资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0%。香港可赶在明年1月1日WTO对外开放电信增值服务之前，得以较之外国投资者提早3个月进入内地电信增值服务市场。

　　房地产 允许香港公司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提供涉及自有或租赁资产的高标准房地产项目服务； 允许香港公司以独资形式在内地提供以收费或合同为基础的房地产服务。

　　9月中旬的一天，深圳宝德科技公司董 事长李瑞杰接到一个约他见面的电话。他随口答道：“我在深圳啊。”对方又问他在深圳哪里，他回答：“在香港啊。”对方笑问：“怎么把两个地方混为一谈？”李瑞杰轻松地说：“在我看来，不就是‘香港区’和‘深圳区’的区别嘛！”

　　谁能受益

　　“非典”造成的短暂萧条期一过，李瑞杰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卷入了一个正在快速变化和运动着的漩涡中。这个漩涡的起始点就是6月29日签定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刚开始时，李瑞杰并没有很在意，因为照以往的经验，一个政策从制订、下达到真正实施并显示出效果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但这一次却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

　　李瑞杰惊觉，尽管相关政策细则并没有最终尘埃落定，种种悬疑问题也还没有解决方案，但CEPA条款一经签署就有了效果，他身处的这个城市的生活似乎很快就被CEPA渗透了。每天一早打开本地的报纸，与CEPA相关的新闻即刻整版整版地扑面而来：“自由行”（内地居民个人身份游香港）开通后罗湖关口过关人数急剧增长，如何把香港建成新的现代化物流中心，等等。

　　主营服务器制造和销售的宝德科技是香港创业板的上市公司，李瑞杰往返深港之间自然是家常便饭。他发现，这种往返游弋忽然间就变得便利而且会越来越便利了：皇岗口岸实现24小时不间断通关，深港大桥已经破土动工，深圳的地铁也将直接通往香港。原先从深圳去香港，尽管也就2个小时时间，但李瑞杰老觉得不舒服、不方便，甚至有点怵头：“总是有乱七八糟的事卡着你，让你觉得很难受。”在海关，要想进货场，随便一个理由就能让你多出个几千块一万块钱。再加上什么过夜费、查货费，拖你几天就受不了，想快点出来就得赶紧给钱。现在有CEPA这个大政策在上边罩着，李瑞杰觉得，小的政策很快就会灵活起来，上述的麻烦会越来越少。

　　CEPA签定之后，中央政府又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内两次派来调查组，深入到深圳各个层面，包括企业界，对深圳与香港未来发展的模式做调研。盛传政府将制订“深港一体化”或“港粤一体化”的政策，各研究机构和学者参与的相关研讨会活跃异常，他们已经开始为港珠澳（香港－珠海－澳门）大桥是否经由深圳这种细节问题而争论不休。

　　李瑞杰注意到，自己那个圈子里的人们开始频频去香港，或开设账户，或捣腾股票，或购买公司，早早地“圈地”去了。他有点惊讶地审视着深圳的这些变化，努力地观察、思索，又有一些困惑。同时，他也急急地动起来了。虽然很多事情并不明朗，所发生的一切还仅仅只是个引子，但他坚信，这是意味深长的。

　　“CEPA这东西，表面上看刺激了旅游业和商业，实际上会改变经济活动中的很多要素。这些要素的改变会引起这个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动，这个变动整体看上去是好的。而具体落到某个城市、某个行业、某个企业头上，会有多种可能。总有一些企业会因此受益，但谁最终会大大受益？”李瑞杰相信，他周围很多企业的管理者都在思考这件事情，但大都懵懵懂懂。 就像他一样，开始觉着和自己没什么关系，细想想，关系还不小！

　　无论如何，他必须先动起来，未雨绸缪。

　　先看头两步路

　　9月初，李瑞杰发现自己的宝德科技股票市值竟比一个月前涨了一倍。再一看，红筹股中的深高速，原来一直被低估得很厉害，9月初的几天竟也疯长得不得了。

　　根据李瑞杰的分析，在CEPA以及“深港一体化”的可能前景之下，珠三角最有可能受益的一拨企业，当属那些基地在珠三角，同时又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如自己的宝德科技、做电池的比亚迪及深高速等。他的判断是：“这些企业的各种资源包括资本资源在深港之间的交换，将会因深港越来越紧密的关系而越来越充分。”空间好像一下子开阔了许多！

　　这之前，李瑞杰一度动过心，想把宝德科技的总部从深圳挪到上海。就在今年上半年，“珠三角落伍、长三角领先”的说法似乎已成了主流。但现在，李瑞杰已经十分笃定了：如果香港能成为南中国经济圈的龙头，他有什么必要往上海跑？现在哪儿都不用去，就应该在这儿！他的心态，以及他周围很多企业的心态似乎一下子就摆正了。

　　李瑞杰接下来做的就是在香港设立分公司，香港分公司下面又设立了几家子公司。他决定，公司未来业务的重心和新的增长点就放在香港了。以前总觉得没有这种必要，现在李瑞杰突然觉得，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通过香港进入亚洲市场也变得顺理成章起来。

　　把新的公司设在香港，最直接的好处来自香港的税收制度。其实内地的税收在全球也算是中等税制，但有的企业会觉得很重。李瑞杰经常感叹说，公司小的时候，赚点钱好像很容易。一旦大了，发现很难获得稍高的净资产回报率，常常是你赚了1元钱，七交八交要交掉8毛多，真正剩在手里的只有1毛多钱。而香港没有营业税，只收取15%的所得税，税制总的来说很低，加上消费税也只会增加几个点。

　　9月8日，李瑞杰去自己在香港一家银行的账户签字，顺手又在香港购买了两个BVI（英属维京群岛）公司。这种离岸公司有独立、保密、避税的好处，李瑞杰觉得，他以后在香港做事就“好玩”得多了，也许这两个BVI公司在宝德未来的业务发展中会发挥很大的作用呢。

　　宝德科技主营服务器制造和销售，与竞争对手的战争已进入胶着状态。李瑞杰如今一心想要在主营业务趋于稳定的情况下，寻找到新的业务增长点。CEPA条款所涉及的17个行业（10月初发布的细则中又增加了电信业）中，金融、物流等高端服务行业，李瑞杰没什么兴趣。而涉及制造业的一个规定，给了李瑞杰很大的启发：怎样才能利用“香港制造”的好处？

　　CEPA规定，“香港制造”的产品进入内地可提早享受零关税。这对IT产品制造商来说没什么意义，因为IT产品早就享受零关税的待遇了。但其他一些行业却并非如此，按照WTO规定必须在5年后才变成零关税的产品，在CEPA下经由香港即可摇身一变成为“香港制造”，符合“香港制造”的条款要求后，就可提早享受零关税而进入内地市场。这势必会促使大量国外企业考虑把最后的制造工序转移到香港。而这些企业肯定会在香港和内地寻找合作者。有学者预测，单凭这一点，就有可能在香港掀起一轮兼并收购的风潮。显然，香港一些壳公司升值，就是拜那些希望能拥有“香港出生证”的公司所赐。李瑞杰自然不会坐视这个大好时机从眼前溜过，在新业务的选择上，他会充分考虑并好好利用这个新政策，而他的香港公司正好可以承担这一使命。

　　做了这几件事情之后，李瑞杰心里踏实多了。“深圳的企业总是星星点点的，长不了多大。这和深圳或者说珠三角地区的大环境和政策不无关系。”而CEPA是一个转折点，李瑞杰模糊地觉得，在外部经营环境转好的情况下，像宝德这样的企业可能会长得很大。但是，目前他只能看到眼下的两三步路。再远一点的事情，他还需观察。

　　观望者

　　CEPA还没有让所有的人兴奋起来。

　　李瑞杰是一个敢于冒险又在资本市场上历练过的人，以冒险家灵敏的鼻子，他嗅到的都是弥漫在深圳上空新的机遇和财富的诱惑气息。而同在深圳的赵佳兴与李瑞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赵佳兴是年销售额6亿元的网络制造和销售商TP-Link的领导者。他熟悉香港的大街小巷，他和太太基本都在香港购物。他也承认，香港与深圳相比，有很多东西很正宗也很便宜。但他的公司的产品却很少销往香港市场，因为那里不景气。TP-Link主要面向内地市场，和香港唯一的业务来往就是出口的货物从香港走。但一来走香港的货物数量不多，二来一旦深圳的盐田港建设完成，他就再找不出什么理由一定要经由香港。除非CEPA之后，从香港走能够便宜点。他甚至想不出有什么理由在香港设立分公司。IT产品早就实现了零关税，关税这一吸引力就与他无关了。他关心的是除了关税之外必须交纳的那17%增值税，那对他的公司是个沉重的负担，但CEPA中并没有涉及。再加上他一直就是个谨慎的管理者，对自己至今尚不熟悉的资本市场还不想轻易涉足，更看不出CEPA中还有什么其他的机会。

　　“我更关注台湾公司的举动。”竞争对手、合作伙伴、供应商大多来自台湾的TP-Link董事长赵佳兴说。

　　深圳综合研究院副秘书长郭万达最近邂逅了康佳手机的管理者，两人聊起了CEPA和深港关系。郭万达告诉那位管理者：CEPA说白了就三个内容，一是针对制造业的零关税政策；二是针对服务业17个行业（增加电信业后为18个）的市场准入；三是针对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不同的企业会受到不同的影响。就制造业而言，很明显，“香港制造”享受零关税的政策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一部分高附加值的工序可能转回到香港，或者新增加的投资不再直接放到珠三角地区而是放到香港。“原产地和附加值的规则已经出来，国内的一些企业也许就可以动动脑筋了！”郭万达说。

　　康佳的那位老兄听罢一拍脑袋，恍然大悟。在此之前，他们还真没有花心思好好琢磨这事，只觉得CEPA是个单边协议，会给香港企业带来诸多好处。不料对内地制造企业而言，其中也有良机可寻。手机配件一直以来多从韩国和日本直接采购，如今是否可以把一部分工序放到香港进行？手机制造企业是继续直接采购好，还是与其上下游企业合作，在香港进行一部分工序的制造，尤其是在采购量很大的时候？两人分手时，康佳的这位管理者表示，回去后要把这看起来和自己不相关的CEPA文件好好研究一番。

　　“先于WTO规定放开的CEPA，其实就是对香港营造一个小的‘WTO后’环境！”有评价认为。机会，还是风险，就要靠企业自己去把握了。■

　　资本在流动

　　许亚青/文

　　深港之间的资金原本就有地下流动的。

　　渠道。CEPA签定后，赴香港旅游“自由行”，再加上允许每人可以一次带出境的现金额度从原来的2000美元提升到5000美元，国内最大的投资主体——储蓄“老虎”被撕开了一个小口。就是这一个小口，让香港一下子活了起来。

　　“自由行”表面上刺激了香港的旅游业和零售业，但这被认为不是最重要的。“香港这个地方，所谓的‘活水’就是钱。只要钱过去了，香港就会繁荣。”有人说。“自由行” 可以让人们很方便地去香港，开一个账户，把一部分资产转过去，或者注册一家公司，在国内和香港分别拥有一家公司，这是一般的公司管理者马上就能想到的。一次只能带5000美元，多跑几次总可以吧？况且，拥有一笔钱，在国内可能会觉得真的没什么地方可用。但在香港就可以买楼、炒股票或者进行其他形式的投资，因为香港毕竟一直是自由经济体系，资产的安全性和流动性要高得多。

　　一改前一段时间的萧条，内地的“水鱼”一游过来，香港的楼市和股市立马就有了感觉，香港“自由行”刺激内地资金流入，“内地豪客狂购本土楼盘以期未来用于出租”的消息见诸香港报端。恒生指数也一路攀升。有人分析说，香港股市的这番表现，肯定是因为有人在国内A股没得运作了，开始跑到香港股市来。香港这边察觉到一帮“水鱼”游过来高位接货，只剩下偷笑。按照李瑞杰的分析，内地的投资者到香港，一般不会直接就瞄准如香港恒隆之类的企业，因为他们对这类企业不大了解，而像宝德科技这样基于国内市场运营又在香港上市的企业，将变成投资的主体对象。这样一来，香港未来的投资主体、市场声音甚至股票名次都可能受到影响。

　　按照李瑞杰的理想，深圳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之间的关系最好也朝着对他们这类企业有利的方向走。李瑞杰梦寐以求的是香港联交所继续管主板，而把萎靡不振的创业板干脆交给深交所，在香港挂牌的企业都可到深交所挂牌交易，这样一来，基于国内市场又在香港上市的企业立刻活力无限。

　　深交所一直对这个问题讳莫如深。但在10月12日开幕的深圳高交会上，深圳代市长李弘忠在致辞中说了两句话，一句是深圳资本市场获得中央支持，另一句是将于高交会结束之前公布市场定位。此言一出，如同重磅炸弹，普遍预测科技板将推出，而这不仅意味着深圳将恢复新股发行，高新企业的资本激励也将能实现。

　　9月13日，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商报社联合主办了“大珠三角经济整合与前瞻”研讨会，来自香港、澳门、深圳、广州、上海和北京的诸多学者齐聚深圳。讨论的焦点是资本层面的整合。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秘书长郭万达认为，港粤一体化最基本的是人才流和物流一体化，最高级的则是资金流一体化。香港有很多钱是从深圳的“地下钱庄”暗渡陈仓过去的，去年央行发现，人民币在深圳的投放量竟占全国的42%，大量人民币在港流通，有人估计得有500亿元左右，很大原因就是由于地下经济存在。同时，深圳14%的房子卖给了香港人，港币最起码有1/3在珠三角地区流通。香港和深圳经济往来如此密切，但人民币却无法自由兑换。

　　郭万达认为，经济一体化有个进程，有三个因素在影响这个进程，一是基础设施的衔接；二是通关的便利化，人、货畅通；第三就涉及资金流。欧盟在发行欧元后才真正实现经济一体化。而CEPA后，第一、二个层面已经在运作，第三个层面仍未有定论。一旦香港真正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香港的银行可进行人民币业务，必将对股票市场和企业外部环境产生很大的影响。■

　　CEPA 加速H股上涨

　　王琦/文

　　H股在今年10月9日创下1998。

　　 年来的新高3615点，涨幅达到95.19％。2002年11月初，H股还在1852点的地位徘徊，而11月16日起开始升势如虹至今，其中马鞍山钢铁（0323）同期涨幅高达222.81％。而内地A股市场则形成巨大反差，上证指数跌幅为9.07％。

　　从较长时期看，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连年高速增长，而在香港发行H股的企业相当一部分是国内支柱产业的龙头企业，它们作为分享中国经济高速成长最好的投资品种，自然吸引了众多投资者的注意。统计表明，本轮上涨前，在香港主板上市的H股40％以上市盈率低于10倍，25％以上年息率超过5％，约80％的H股价格低于每股净资产，在内地与香港两地上市的公司有一半以上H股股价不到A股的20％。这样，在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因素的支持下，投资者选择H股也不足为奇了。

　　在需求方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QDII及CEPA带来的经贸往来进一步密切，显著促进了资金向香港证券市场特别是H股的进入。H股上市公司的业务和注册地以及核算币种都是人民币，而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以港币标价的H股股票显得“便宜”起来，因为假定港币兑美元汇率不变，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等价于兑港币升值，这样H股公司的收益水平并没有变化，但以港币计算则增长了20％到30％（国外机构普遍认为人民币比“合理”汇率水平贬值20%到30％），造成众多投机性资金涌向H股市场。同时，境内外的有关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也都认为面向香港证券市场的QDII迟早会推出。而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关系日趋紧密，CEPA的出台无疑加速了这种趋势，因此两地各种形式甚至是“地下半地下”的资金流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在比价效应和升值预期的投机冲动下，内地有为数不少的资金涌向香港市场，而投资的重点就是H股，这是近一年来H股市场涨势如潮的直接原因。

　　怎样从CEPA引发的要素流动中寻到商机？

　　CEPA架构下的要素流动。

　　代明/文

　　引发独立要素流动的主要原因是“位差”。像水总要往低处流一样，生产要素也会从丰裕地区自然流向稀缺地区，直至最终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这一资源配置的最优状态。由于土地要素不具空间上的流动性，劳动力要素流动受到移民法等的限制（高级人才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不受流入限制），受限相对较少而流动较多的主要是资本，其次是以技术专利、许可证等形式流动的无形资产。

　　促进组合要素——企业直接投资或FDI（外国直接投资）流动的，主要是目标地区的市场和资源吸引力。企业赴任何外地外国投资兴办从属或关联经济实体，要么是为就地利用那里的资源，要么是为就近利用那里的市场。

　　CEPA的要义有三：一是原产地条款，旨在利用港产品进入内地市场的“零关税”政策吸纳制造商进港，借以振兴香港已经衰落的制造业；二是市场准入条款——内地对香港18个服务行业开放，旨在利用广阔的内地服务市场做强做大香港的优势产业；三是贸易投资人员等往来的便利化安排，旨在推动两地间的经济合作与交流，激活和繁荣香港市场。这三项措施会对两地间的要素流动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位差”看，香港什么要素相对稀缺？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和土地。问题是这两种要素不能或不便流动，香港除了开放内地专才入港外不可能做得更多。与内地相比，香港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却并不稀缺，而且多年来这些要素还一直在向内地流动。CEPA的实施并不能改变这种“位差”及要素的上述流向。换句话说，引导要素回流的条件在中短期内很难出现。

　　从市场和资源看，香港也远不如内地那样具有对厂商尤其是制造商的投资吸引力。输往内地的港产品享受零关税的确大大增强了香港的市场吸引力，但那主要是内地庞大市场产生的间接吸引力。若香港的劳动力、土地等资源成本仍高于内地且又无就地利用特殊自然资源（如矿产）的需要与可能，在内地并无投资壁垒的情况下，厂商何不直接赴内地投资设厂？那里不仅直接贴近市场，还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可供利用。

　　可以做出的基本判断是：CEPA引发的两地间要素流动是有限的，两地间要素流动的原有格局不会因CEPA而发生大的变化。

　　CEPA引发的要素流动有限不等于绝对不引发新的要素流动。可以感到的要素流动迹象或可以预期的相关趋势有：

　　制造业：墨西哥曾因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而引致外来直接投资的较快增加。因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相互之间实行零关税，进入墨西哥的厂商一来可以以此为跳板让其产品无障碍进入广阔的美、加市场（这对于来自与美国无正常贸易待遇安排国家的厂商尤其重要）；二来也可利用墨西哥的劳动力、土地等相对廉价的资源（比在美国生产成本低）。CEPA作为香港与内地间的一种贸易自由化安排，在制造商看来也是进入广阔的中国内地市场的一块极佳跳板。但香港与内地之间的“要素位差”却与墨－美间相反，厂商在香港生产并无在墨西哥生产所具有的那种相对于在目标市场生产的成本吸引力，还不如一步到位直接进入内地设厂。但鉴于劳动力与土地资源对高端制造业的成本影响相对较小，因此仍不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部分技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入驻香港的可能。不过吸引内地制造业回流香港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服务业：内地对香港服务业扩大准入，会刺激香港品牌实力服务商北上拓展市场，从而引起相关要素包括知识要素的流动。但香港服务业的优势主要在于国际化服务，以及包括律师事务、会计师事务等在内的各种中介服务等。而内地经济的国际化程度目前并不高，因此香港服务商在内地的优势暂时还不明显，其客户将主要集中在外来跨国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及国内部分国际化企业的商圈内。当然，抢占高端服务市场是一种影响全局和长远的战略安排，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和国内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国际化服务提供商将逐步引领整个服务业市场。

　　商机：两地间贸易投资人员往来的便利化，一方面会便利内地廉价产品入港（这是产品流动而非要素流动），这势必进一步冲击和削弱香港的本土制造业。另一方面会便利内地客访港和旅游，从而繁荣香港当地的旅游业与零售业。这些趋势对内地业者尤其是毗邻香港的内地相关业者来说，也许是一种商机，可借此向香港拓展旅游业、零售业与物流配送业（采购或组织内地产品输港）等。此外，香港作为国际化都市及国际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通信中心和物流中心等的地位可能因其与内地往来的便利化而进一步加强，准备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经营的内地企业在港设立窗口甚至总部的必要性也将增加。

　　上面述及的“要素位差”问题其实早已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比如香港方面就提出在深港毗邻的中间地带（香港地价最低的地方）辟建工业园区，既可利用南面的资本优势，又可利用北面的劳动力优势。园区实行跟保税区类似的全封闭管理。“劳工”从北口进出，享受“一日两制”——8小时以内在资本主义香港的工厂打工，8小时以外回到社会主义的内地休闲，岂不快哉！这也许是香港吸引制造业的一种最佳安排：在这里投资的厂商既能享受到香港完备的法制和优惠的税赋，又能得到进入广阔内地市场的便利，还能利用到香港相对最便宜的土地，并能雇到内地廉价的劳动力，岂不痛哉！

　　还有一个与要素流动相关的创意：香港创业板的“一板两市”，既有望重振深圳股市，又可望拯救气息奄奄的香港创业板，更有利于香港与内地间的要素流动及资源配置，实为企业界翘首以待的美事，作为“微量要素”拥有者的广大股民们也当乐观其成。

　　（作者为深圳市社科院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主任）

　　服务业相互进入

　　许亚青/文

　　场景一：香港零售商来了

　　国庆节之前，国美在香港的分店抢先开张营业了。但离香港最近的深圳家电零售企业，目前还没有明确动作。

　　顺电是深圳最有实力的家电连锁销售企业，成立于1992年，当时的名字叫“顺德家电总汇”。强大而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为顺电的最大特色，其“家电医院”独树一帜。

　　顺电瞄准的是中高收入人群，客户中工作或居住在深圳的香港人占了很大一部分。很多客人也会把一些小型家电带回香港，但顺电的“家电医院”——配送和安装维修服务还没有涵盖香港。尽管顺电短期内还不打算在香港设立分店，他们仍期待在CEPA之后，内地物流公司可方便地与香港物流公司合作，以实现与香港市场的对接。至于是否扩张到香港，顺电认为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还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CEPA给顺电带来的最大的改变，目前在人才的流动上得到了体现。尽管毗邻香港，顺电此前从来没请过香港的经理人，反倒是在1998年公司迅速扩张时，就聘请过美国和德国的经理人。后来在项目的操作过程中，顺电接触了一些香港公司。如今，他们已经开始委托有接触的香港公司在香港帮他们招聘一批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顺电说，这也和CEPA之后，香港经理人纷纷前来内地寻找机会且身价降低有很大关系。

　　顺电进军香港尚需时日，但香港最大的家电销售企业丰泽电器已经把店面开到了顺电华强北路总店的对面。顺电位于华强北路的店面是国内迄今为止单店面积最大、营业效率最高的家电销售店面，去年销售额超过5亿元。而马路对面新开张的丰泽电器的店铺与之相比就成了小虾米。但丰泽走的显然是精品高档的路子。顺电认为，香港电器店里现代、时尚的数码相机、摄相机、录音设备等新潮家电很具吸引力，因此他们也想仿效丰泽电器，尽可能开一些销售数码产品的精品店铺，再利用顺电在深圳本地的品牌优势，应对可能在深圳市场逐渐出现的香港电器公司的冲击。

　　深圳的连锁零售超市也做得很红火。其中的新一佳超市曾一度在广东的零售业中排名老大。华润收购万佳后，新一佳的名次才落在了第二位，但去年的销售额仍超过40亿元，在深圳本地的销售收入超过了沃尔玛。

　　CEPA签定之后，新一佳的日子依旧红红火火。根据以往的经验，香港的连锁零售超市在深圳一直就没能成功立足。早先香港的百佳超市在深圳短暂地红火了一阵，后来关门大吉。CEPA之后，百佳又卷土重来，走得仍然是大型超市的老路子，新店如今正在装修。有人分析说，香港人在深圳甚至国内运作大型超市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香港地方小，一向以社区店为主。乘CEPA东风进来的应该是一些经营高档品牌的店铺。

　　现在的新一佳还没有去香港开店的想法，因为内地的市场就够大了。

　　场景二：金融悬案

　　9月8日，招商银行和美国信诺保险公司合作成立招商信诺保险公司，招商银行出面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让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是，竟然没有一个记者提出那个会令他们感觉难以回答的问题：这个新成立的保险公司和招商银行是什么关系？

　　但在深圳的金融圈子里，这个消息却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在很多人眼中成了一个信号：在深圳，“金融超市”已经不再停留在概念和隐蔽的行为上。

　　CEPA就像在内地金融业的坚固壁垒上去掉了一块砖，金融业将逐渐开放并需要面对境外金融机构的强力冲击，CEPA让其先同香港的金融机构短兵相接地演练一番。显然，内地的金融机构首先要取得同国际金融机构运作形式上一致，混业经营已经公然露出端倪。

　　招商银行在香港的营业网点早已经在去年8月份就建立了，主要做港币业务。因其大股东招商局总部在香港，就试图把其香港的客户资源调动起来。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业务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而招商银行的总部在深圳，与“银行多过米铺”的香港咫尺之遥，如果香港金融机构进入，一旦形成冲击，招商银行难免首当其冲。在招商银行的布局中，信用卡中心是在浦东。现在是否需要把业务进一步向上海转移？情况仍很不明了，据说招商银行研究部已经着手进行分析了。

　　事实上，从9月8日招商信诺保险公司的成立就可看出，招商银行已经布好了三个棋子，来应对可能的冲击，这三个棋子就是招商证券、招商基金和招商信诺。由于政策规定不能混业经营，招商银行把招商证券给了招商局，二者协议，一旦国家允许混业经营，招商银行即刻收回招商证券。这样的布局，无疑可以大大增强招商银行应对冲击的能力。

　　至于进入香港，如果正在热切讨论中的“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人民币在香港实现自由兑换成为现实，招商银行的“一卡两地、一网两地”业务便可在香港开展起来，香港将成为招商银行的一个大市场。

　　场景三：律师业通婚

　　从9月11日开始，金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立新和其他的合伙人一起连续开了两天的会，会议主要讨论进入香港市场的业务定位等问题。今年年初，政策批准符合要求的内地律师事务所可在香港设立分所，金杜律师事务所成为内地律师事务所在香港获得营业执照的第一家。

　　金杜律师事务所可以算是内地规模最大的律师事务所，在全国有7家分支机构，拥有400多名律师，70多个合伙人。其业务主要有三大类，一是外商投资业务，如沃尔玛在中国的投资；二是境内企业在海外的上市业务，如中海油和新浪；三是其他的外资银行业务，如承担花旗银行在中国的法律业务。

　　CEPA之后，高端服务业可以说几乎全部对香港开放。香港律师业开始流传一句话：“怎样赚内地的钱。”但王立新却一点不发愁，他看到的反而是机会。

　　王立新的自信很有理由。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香港的律师事务所仍然仅限于做香港本土的那部分业务，近三年来业务急剧下滑。另外，香港律师业尽管成熟度很高，但香港一直采用英美法系，和内地法系不同。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原先在内地一直很不活跃，1999年香港创业板开设以后，情况稍稍好了一些，因为根据上市要求，国内企业到香港上市需要香港当地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香港的律师行一部分是全球性的世界大行，很多香港本地业务被他们拿走；另一部分是香港本土律师行，这些律师行过去和内地的联系是靠内地律师行拿内地企业到香港上市的单子，然后把根据规定必须由香港律师行承办的那部分业务转交到香港合作伙伴手中。很多香港律师行开展内地业务时，聘请的都是内地律师，因为还是这些人熟悉内地的法律环境。但当客户发现在香港律师行花了大价钱请的竟然还是内地律师时，心里多少有点不平衡。于是，香港律师行的收费被迫压低。王立新发现，香港同侪们的收费有时还不如他们。

　　王立新认为，CEPA对内地规模较大、走国际化路线的律师事务所来说是有好处的。金杜的业务重点一直是高端的面向资本市场的法律服务，而非一般的诉讼和经济纠纷。从现在开始，他们还可以直接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并聘请香港当地的律师为自己服务。■

　　激活香港

　　许亚青/文

　　9月29日，人称“东南亚水产大王”的。

　　 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带领“香港资讯科技界国庆访京团”到达北京。CEPA的签定令蔡冠深由衷地感到喜悦，尽管他自己还没有任何受益。香港新华集团当前的六大业务——水产、房地产、基础设施（桥梁和高速路）、教育、传媒和软件业——看上去都无法和CEPA所涉及的条款直接对接，但这丝毫不影响蔡冠深的心情。

　　“经济最重要就是有信心！” 蔡冠深说。而今，香港的气氛已经被点燃了，以前萧条的街道又挤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饭店里又需要排队候位了。尽管“自由行”带来的GDP增长也就“一点点”，但市面上人气旺盛，大家又开始拼命做事了。蔡冠深在香港的社交圈中，所有人都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再次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9月中旬，科技部副部长马颂德在香港出席一个论坛时说，香港与内地签订CEPA后，有望在年内成立专门联络机构，共同发展高科技业务。由于CEPA中关于IT行业并没有具体的安排，蔡冠深他们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希望能跟内地相关部门商谈，看具体可以给香港IT业什么样的优惠政策，譬如说香港法制体系比较完善，尤其在IT的知识产权方面，是否可以在香港设立一个知识产权交易中心？

　　目前，蔡冠深的香港新华集团正在和印度公司合作，力图成为印度公司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桥梁，以避免印度公司和内地公司直接合作可能会产生的语言、法律和管理等方面的障碍。蔡冠深认为，CEPA除了为香港打开了内地市场的大门，增加香港产品在内地销售的竞争力外，更会吸引外商通过香港进入内地市场，加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商业中心以及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地位。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香港公司合伙人谢英峰近期也密切关注CEPA给香港企业带来的机会。按照他的分析，CEPA中关于“香港制造”的产品进入国内市场享受零关税的规定，给了香港的一个直接的刺激。但香港产品的生产基地已基本转移到珠三角地区，本地留下的制造企业已很少，如何利用这个优惠政策，还是一个比较难把握的问题。

　　他判断说，CEPA的主要精神是协助香港经济转型。经过东南亚金融风暴和香港经济的一连串下滑，香港对经济发展的着重点有模糊感。CEPA给了大家一个重聚焦点的机会。谢英峰提醒说，香港应该向以下几个服务行业去发展：

　　首先是物流业和物流相关行业，如展览中心、运输公司、贸易公司、海空运代理公司等，这是香港几十年来主要的产业；

　　第二个焦点是金融业。CEPA提供的做法是以内地和香港两股力量同时推动香港金融业。譬如说降低香港的一些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市场的门槛，让香港金融业较之WTO的开放有时间优势；将内地商业银行的外汇调汇中心转移到香港来，或让其通过香港当地的一些金融机构来港建立其营业网络。这种措施会对香港的金融业注射一剂强心针，给香港中小银行发出信号，可稳定香港的金融业。

　　第三是包括会计、法律、工程设计等专业在内的服务行业，这些都是香港发展非常成熟的行业。

　　谢英峰认为， CEPA中内地对香港开放的18个行业，2/3以上和以上三个方面有关。如果香港继续朝转型方向走、以上三个方面发展成功的话，内地其他地方也很容易进行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