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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帮助张丽玲拍摄《我们的留学生活》的日本著名电视人横山隆晴这样谈他的观感“在中国，电视的地位太高了。在日本，我们去采访的时候，从来就不认为，因为我是电视台的人，被采访的人就必须接受采访……在中国，对一般老百姓来说则是一种权威的象征，我们都处在畸形的电视社会。我很少拿出我的名片，但是在中国的电视台工作的人都带着一些特权意识。”

　　事实上，在传媒文化水平越低的背景下，从业人员的特权心理就越明显，我们经历过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通常只有一张报纸，一个电台的时代，那时候的记者就等同于政府的高级特派员，尽管市场化的进程使媒体学会了为生存而打拼，但在重大新闻事件，在非生活类“硬新闻”传播方面，特别是电视媒体，仍然认为自己是“枪弹”，是神器，可以轻视受众，践踏新闻真实。

　　太强的特权意识和太弱的行规意识总是形影相随的伙伴。特权下无规则，特权只服从于更高的特权，对传媒而言，只要不犯政治错误，不违反上级的政策、口径、指示，似乎就可以万事大吉。而新闻的客观、真实、中立等原则，则实际上被认为是次一等的价值标准。因此，新闻发布会不派红包就不出席、不发稿、电视新闻的采访每每是记者一遍一遍地教受访者按记者的意图说话。“娱记”、“体记”这些不涉及政治的传媒领域谣言、流言等小报作风盛行，甚至打官司也不怕，把官司当成“炒作”来消受，还洋洋得意……在这种畸形而低水平的传媒文化的背景下。作为强势媒体的代表，伟大的电视台为什么不可以要求几万人为配合它的“直播秀”而翩翩起舞呢？

　　1999年的最后一个夜晚，重庆市照例举行了迎接新千年的庆祝活动。

　　当少女的火炬和摩托方队驶出的时候，大桥上“2000”字样的火焰被点燃，他们欢呼着一路奔驰而去……

　　唯一的遗憾是，他们“穿越时空隧道”的时候仍然是晚上20点50分，1999年12月31日的20点50分，离真正的2000年依旧还差3小时10分。他们什么也没有“穿越”。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电视“直播”。

　　“直播”是什么？

　　前述的在朝天门广场的活动实际上在9点左右就已结束，真正与回归同步进行的，是在重庆大学风雨操场搞的大学师生庆回归活动。于是，朝天门甫结束，我们又驱车几十里，赶到重大。

　　到12点正，重大的万余师生望着大屏幕，与20点50分在朝天门的倒计时“同时”高呼，其魔幻现实主义的效果，只有像我这样两头跑过的“老记”们才能体会！

　　那么，这就是“直播”？有人告诉过我，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也是这样“直播”出来的。我不知道。倘若是，除了对此不敢苟同以外，我还会觉得，一台电视文艺晚会和一条社会新闻有很大的不同。

　　电视是伟大的，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它决不能代替我们生活，它决不是生活本身。类似重庆市的这两次庆祝活动的“电视直播”也许很难给电视传媒的从业者们带来任何不适之感。这种预录后再“直播’的技术革新我们也实在是见的不少。对此，电视台方面不仅不会觉得有半点不安，甚至还颇为洋洋得意。

　　什么是“实时直播”？那么，“虚实直播”又是什么呢？就是”采用直播和录播相结合，力求直播节目一张一弛‘吗？如果我说“以真相和假相相结合，力求真实新闻半真半假”。你会说什么呢？如果我说“张就是做得到时直播，弛就是做不到时就做假的‘直播'”你能接受吗？

　　但是电视人能够接受，他们接受了你就不得不接受。这就是电视媒体的霸权地位，因为我们离开了电视就不能生活。这很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新闻界流行的“枪弹论”观点，这种观点相信受众的绝对被动性，相信传播是子弹，受众只是没有抵抗能力和判断力的活靶子。这也就是搞出“实时直播”与“虚时直播”这种美丽概念来的电视人所具有的媒体文化认知水平。在一个资讯发达丰富，人性和文化差异精彩多元、自主精神如此健全活跃的时代，人们难道不会问：我们该不该无条件地落入某种以传媒特权为代表的虚拟生活之中？公众的知情权是不是真的可以在这种生活场景中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