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传播学学者或新闻学教授，请允许我用自己习惯的方式和语言来表达我的观点。

　　我想我渐渐看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互联网－－也就是人们一度热衷鼓吹的第四媒体，它与前三种传统媒体在传播特点上究竟有什么区别。人们已经熟悉了它的快捷，但实际上它肯定没有现场直播的广播和电视更快。因此我认为，快速不是它的独门标志。至于以网络为传播手段，以此区别于纸张、电波、电视信号，那只是外在特征，而不是精神。我们知道，报纸或者电视，都有其独特的精神。例如当报纸发现无法与电视在时效性上竞争的时候，它开始转向评论和解释性报道。可能这符合人们的行为习惯，当眼睛停留在字句上的时候，大脑更趋向理性思维；而当眼睛面对电视画面，无疑更容易诉诸情感。举个例子，那么理性的焦点访谈，却往往激发那么感性的愤怒，这种效果是报纸很难达到的。

　　那么，网络媒体的精神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共有和共享。这不错，但似乎还不足以使网络与传统媒体区分开。

　　我们知道，现有的大多数新闻网站，基本上都是打着共有和共享的旗号，依靠剽窃传统媒体的内容起家。甚至，很多传统媒体的网络伸延，只是自称“电子版”而已。现在新浪和搜狐正在互诉剽窃官司，但如果各传统媒体联合起诉它们，估计它们至少要被迫删除相当一部分内容。而新浪、搜狐的官司不论结果如何，在中国，也许都将意味着互联网的浪漫乌托邦时代，即共有和共享时代的结束。

　　如果没有一种独特的精神，网络媒体很难与传统媒体区分开来。事实上，似乎也正是因为缺乏一种精神或曰气质，使得网络在成长为第四媒体的道路上并不一定顺风满帆。早在前年，台湾一家号称完全电子化的网络媒体宣布倒闭，而在起事之初，它雄心勃勃地招聘了大量记者，配备了大量新闻采访设备，准备在传统新闻领域与传统媒体一决高下。大陆这边并没有赋予网站独立的采访资格，除了像人民网等传统媒体的电子延伸。现在看来，这倒未必是桎梏。那些缺乏传统媒体背景的独立网站，如果鼓励它们与传统媒体一样进行新闻运作，我想，它们只能比台湾那家网站死得更惨。原因就在于，这种思路只重视往传统媒体的特征上靠，而不是寻找与传统媒体的分工在哪里。

　　狗仔队精神曾经激励了网络媒体的灵感。换句话说，网络媒体曾经梦想自己比狗仔队还狗仔队，因为传统媒体的狗仔队毕竟还要遵守很多规矩，而网络似乎可以不必遵守。成功的例子自然是美国那个靠揭批克林顿性丑闻起家的网站，具体名字我忘了。但根据我不大可靠的记忆，那家网站最后的下场并不好。狗仔队，实际上还是在传统媒体的手掌心里翻跟头。世界第一本杂志，英国的《绅士杂志》，其主笔约翰逊就曾化装混入英国下议院，以探听内幕消息招徕读者。而揭露克林顿的那家网站，根本还做不到这个程度。

　　更多的人认识到，即时互动才是网络媒体的真正精神所在。我认为这是不错的，以我有限的眼界，至少在中国是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外惊讶于超过八成的中国网民热衷于网上聊天的原因。由于传统媒体的诸多限制存在，使得网络通过其互动性具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可以说是一种全新媒体的雏形。

　　但是，对于互动的理解，必须超越网络聊天的层次，甚至超越网络论坛的层次。否则，如果真有一位上帝，它只能从网上听见嘈杂的次声波，进而与许多网民一样陷入迷惘。也许像论坛这种相对高级的互动形式，可以由胸怀大志的网民向理性和学术的方向引导，但问题是，你再理性再学术，也终于无法达到传统媒体已经达到的高度。至于这种意义上的互动，传统媒体固然要慢得多，但只要去做，还是可以达到相似的效果。

　　互动精神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互动所期望的效果，是要通过无障碍地表达最终达到民意的有效整合。而这是传统媒体根本无法做到的。传统媒体固然也有整合民意的功能，但民意必须首先被编辑记者所整合，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新闻炒作。甚至，这里边还有所谓导向的影响。因此，传统媒体所整合的民意，只能是二手货的民意，往往与真实的民意相去甚远。这种传播效果，并不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新闻体制而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读过《纽约时报的风格》这本书的人，应该对该报强烈的导向意识印象深刻。

　　因此，无障碍就成为网络媒体精神的核心。也就是说，作为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它的价值并不在于与传统媒体拼新闻，甚至不在于比传统媒体新闻吞吐量更大或者更快捷，而根本在于无障碍地表达民意。

　　当然，任何一种精神，都不可能是由某个人定义出来的，而只能在参与和摸索中渐渐形成。随着公众对网络媒体参与的深入，现在我想我看明白了，一种清晰的前景正在展现出来。

　　作为传统媒体的从业人员，最近我不止听见一个同行惊呼：传统媒体引导网上发言的时代可能过去了；相反，现在是网络开始牵着传统媒体的鼻子走。以去年的热点而论，如果说“某歌星”是谁的争论，传统媒体基于法理的考虑而没有大举参与，还不足为训的话，那么年底赵薇事件和杨澜吴征事件所掀起的巨浪，实在为传统媒体始料不及。在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传统媒体终于甘心成为网上大合唱的一个声部，而以往它们所标榜的独立性则丧失殆尽。试想，如果没有网络，这两个事件也许根本不可能成为热点中的热点，因为它们与传统媒体所固守的价值判断存在差距。价值判断也许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但它必须通过操作者以形而下的方式表现出来。就传统媒体而言，操作者就是编辑记者，他们负责收集和反馈来自公众的声音，而我在前边说过了，这种收集和反馈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信息的衰减或变形，不可能达到完全的真实。因此，当传统媒体从业者面对网上大出他们意料的声浪时，其内心的惊异是不言而喻的。

　　有一个声音，它像一头猛兽，冲破了牢笼。它超越了我们的经验。

　　今年初北大教授王铭铭的剽窃风波，也可以说是上述传播效果的继续。如果没有网络，也许这个事件的争吵范围将仅仅局限于学术圈内，也许根本引不起公众的兴趣，就像两年前的长江读书奖风波那样。当时，固然网络已经开始参与，但它还只是传统媒体的小跟班，并不能形成主导性的声音。

　　如果庸俗地套用量变和质变的理论，两年前，中国只有不到一千万网民，而今天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三千万。数量的堆积，终于引发了传播方式的重大改变。当你只有几百万网民的时候，网络肯定还缺乏成为媒体的基础，尽管当时已经有人在大声鼓吹；而当你有了几千万人，你想不当媒体也不可能了。我认为这就叫水到渠成，或者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也许，网络媒体主导舆论（目前主要指舆论热点）的时代已经来临。

　　当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网上的声音，例如对赵薇的万炮齐轰，是不是一定比如果把这件事交给传统媒体去做就更真实？至少在我，当然有理由怀疑，因为它超出我的经验之外。我想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答案，也不要急于寻找答案，我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候，答案一定会自动摆在我们面前。这也叫水到渠成。

　　但是我不否认，它对我观念的冲击是非常强烈的。知识分子鼓吹的理性，以及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思维方式，在网上汹涌的声音面前显得那么弱小，以至于我有理由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错了，怀疑自己有没有能力像以往自认为的那样更接近于真理。我想，这个问题也不忙下结论。但有一个结论还是可以反思的：知识分子以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因为他们把持了传播工具的缘故。首先是把持了文字；当文字惠及大众的时候，他们又把持了媒体。而现在的情形，是他们不可能再像以往把持传统媒体那样把持互联网了。换句话说，他们第一次发现自己失去了话语权，或者说失去了主导舆论的地位。

　　也许，当你失去了对工具的主导，你就什么也不是。至少，以往的理性、民主、公正、良知等知识分子概念，现在也许已经可以看清楚它们的本质，不过是附丽于媒体这种工具之上的一层覆盖物。如果看到这一点，那么它们是不是还那么崇高就值得思考了。甚至，这些概念还是不是人性的必然组成部分（这是它们崇高的逻辑基础），我想也不忙下结论，因为巧克力外表的那层糖衣已经剥去，我们不妨继续往下吃两口。尽管这是一件非常冒险的事，但我想我们只能冒险了。

　　可以肯定，传统媒体将努力收复渐渐失去的话语主导权，但我想趋势也许已经不可逆转，因为人群的量级每天都在向有利于网络媒体的方向倾斜，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那么从另一个思路来看，传统媒体有没有可能把它固守的价值观念嫁接到网络媒体身上呢？我的回答还是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当公众习惯了他们的声音不再被“筛选”之后，他们会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传统媒体，无疑是以筛选功能为特征。从接受信息的角度来看，筛选是绝对必要的。关键是由谁来筛选，是由某些职业人来筛选，还是各种声音经过竞争而自动筛选？我也不知道答案，我只是认为这是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一个很大的不同，也许是根本的不同。

　　也许知识分子会在自动筛选出来的声音面前感到恐惧，也许目前这种自动筛选的机制还存在很大缺陷。但不论是哪个也许（它们分别指向相反的方向），我想我们都应该学会正视它的存在。至于后果将是什么，我的回答还是不知道。

　　本文仅仅是在传播的意义上进行讨论。至于网络媒体在经营运作上的特征和方向，那不是我关心的内容，也超出我的能力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