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的活跃和生机，真正可依赖的是它的每一个原子——普通民众——的活跃和生机。在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大谈“蛋糕做大了老百姓也有饭吃”的“涓滴效应”之时，要好好想想老祖宗的明言：“小河有水大河涨”。

　　前一段，我的一个朋友给我打电话，请我帮他找投资。我的这位朋友在河南一个中部城市担任开发区的招商局长，和他闲聊之中，我得知目前地方政府最重要的“政治正确”或者政绩标杆，不再是GDP数字增长多少，而是招商引资的数据。

　　虽然还是“数字游戏”，但据说这是一种进步。因为GDP代表的是地区经济的现有水平，而招商引资“功在未来”，今天引来了“金凤凰”，造福的是明天的经济，代表了未来的增量和一个地方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而且，对招商引资的重视似乎更能考验官员的魄力。据说投资是不是来，看重的是软环境，比如政府是不是效率高，城市现代化程度是否高，各种配套设施是否完善，等等。所以，我们常常能看到各地政府正积极地办两件事。第一件是加紧城市改造，上马大项目。关于这一点，以及它给地方带来了什么，上期本刊封面故事《沈阳投资热调查》和《中国隐现投资泡沫》中已有详尽报道，在此不再赘述。

　　第二件大事，是发动干部群众，大搞招商引资的“人民战争”。现在各地对于投资者的热情，差可与当年欢迎解放军进城相媲美。我们的记者在东北某城市采访时，每天都能在当地电视台看到市长接见外商的报道，经询问当地记者方知，市里给各区下了死命令，每个区每周都要招一家大的外商让市领导在电视里接见，这样市长当然能天天会见外商。

　　在各地招商引资大战的推动下，如今，招商引资完成情况已经成为使用和提拔干部的重要依据。据《南方周末》报道，江苏一些市县在招商引资目标管理考核奖惩办法中就规定，单位在年度考核中，完成任务不足全年任务一半的，其单位主要负责人向县委、县政府写出书面检查，限期内仍不能完成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对其主要负责人进行诫勉，其班子成员不得提拔、调动、晋级、评优；连续两年不能完成任务的，对其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处理。“这样逼迫官员，不得不全力引资。”以江苏宿迁县为例，县物价局有员工80多人，今年县里下达给物价局的招商引资任务是1000万。为确保完成任务，局里成立了由5-10人组成的专职招商队，完全离岗，全职招商，队里的每一个人一年必须完成100万的招商引资任务，任务不能完成的，只发给80%的工资。县物价局的一位办事员直言不讳地称：“我就从没有指望过能完成任务，宁愿工资被扣掉150元，最怕让我离岗去招商引资。”

　　公务人员忙着拉投资，当然比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强，但据我所知，每个政府部门设立时都有三定方案，都有自己的公务要做，让他们也忙于招商引资，似乎与高效政府的原则不符。

　　更重要的是，在压力之下，地方领导和被下发了招商指标的各区各局自然急于求成，什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都会抛在脑后，不管什么项目，只要能招来，指标就算完成。这不只是一种推论，而是在很多地方实实在在发生的。有些地方的主要领导甚至可能会滋长“年初撒个谎，年底得个奖，年后提个长”的社会风气。总量并不见得增长了，很多只是招商意向就拿上去报功，其中不乏“吹牛不上税”、上下糊弄的事。一位人大代表戏言道：“如果你按照报纸上公布招商引资的钱来算，我们市就算10年不增长，钱也花不完。”

　　本刊去年《杨斌真相》的报道中，曾采访到一个细节，据说杨斌之所以一直不愿意交一笔5000多万元的土地税款，是因为沈阳市曾因为招商指标没有完成，而杨斌又是外商，所以市里要求杨斌先拿出来1个亿补缺口，后来零星还了1000多万，还欠杨斌至少8000万。杨斌希望那5000多万土地出让金从那8000多万里抵。如果情况属实，那么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假引资的范例。

　　在本期《外资小亨的中国命运》一文中，我们又发现了另一个事实。各地普遍对大型跨国公司感兴趣，对中小投资、尤其是国内的中小企业却不热衷，甚至在政策和实际操作上带有歧视。我的那位朋友告诉我，如果是全球500强，那么土地免费提供，如果是国内500强，可以通过返还的方式，减免土地出让金。他一再强调的一句是：“只要能来，要什么给什么，什么都可以谈。”

　　在这样的招商热情之下，是不是真的就一切OK了呢？一些企业无可奈何地告诉我们其投资之后的遭遇：“打开门来迎客，关起门来打狗。”引资的时候什么条件都给，违反法规政策的也可以许诺，但等投资真的进来，工厂开工了，一些政府机构的脸就变了，揩油、刁难、官僚主义，不一而足，那些优惠条件要兑现并不容易，违反政策的事情当然更不能干。

　　投资热的负面效应已经被说得很清楚了，另一个不经常被谈及的隐疾是政府的信用问题。不仅在投资者的心中会信用尽失——政府许诺的事情不做，这是拿政府信用开玩笑，而且普通民众的利益也会从中受损。农村土地被廉价征用，拆迁引起的纠纷比比皆是，政府“贪大”往往导致大量资金浪费，但招商引资热却反而破坏了一个地方的营商环境。正如本刊专栏作家袁岳所说：“大资本有其一整套获得、调动和交易社会资源的办法，他们是社会资源的强势觅取者，一个地方如果政府主要站在大资本一边，则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就会格外突出，原本窘迫的小资本就显得更难立足。”

　　一个社会的活跃和生机，真正可依赖的是它的每一个原子——普通民众——的活跃和生机。在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们大谈“蛋糕做大了老百姓也有饭吃”的“涓滴效应”之时，要好好想想老祖宗的明言：“小河有水大河涨”。(文/高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