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 100周年纪念日。1940年至 1949年﹐我曾在大公报工作﹐历任记者﹑采访主任﹑驻南京办事处副主任等职务。

　　我的姑父是新记大公报的创始人之一﹑总主笔张季鸾。小时候﹐在姑父家住过﹐对他有些模糊的印象。 20岁参加工作﹐就进入了大公报。我在大公报开始记者生涯的最初一两年﹐正是这位「文坛巨擘﹐报界宗师」（周恩来语）生命旅程的最后一两年。在这段时间里﹐我和姑父的直接接触并不多﹐但身在大公报﹐耳濡目染﹐对姑父的办报理念和办报风格也略知一二。姑父这个人﹐一生除了嗜好昆曲以外﹐实在没有什么其它兴趣爱好。他的心思全在办报上﹐只有办报﹐才是他人生的最大抱负和最大乐趣。而我和姑父有数的几次接触﹐都对我的生活道路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张高联姻门当户对

　　我 1920年出生于陕西榆林。我们高家在榆林是大户﹐我的祖父弟兄五个﹐他最小﹐也最有出息﹐是清末的进士﹐在福建当过县令。榆林还有一个大户﹐姓张﹐和我祖父一辈的有个叫张翘轩的﹐也是进士出身﹐在山东当过县令。榆林大概就有两家进士及第﹐宅门前都竖了旗杆的﹐两家有通好之谊。

　　我祖父弟兄五人共有三十个孩子﹐十八个男孩﹐十二个女孩﹐我父亲高月轩﹐在男孩里排行十四。我有个姑妈﹐叫高芸轩﹐在女孩里排行第九。由于门当户对﹐我姑妈从小就许配给张翘轩的小儿子﹐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张季鸾。张季鸾和我姑妈 1908年成婚﹐是专门从留学地日本回来成婚的。两人婚后关系很融洽﹐姑父出远门﹐还要和姑妈拥吻告别﹐这事在家乡传为奇谈。我的姑妈是姑父的第一位太太。但因为她不能生育﹐后来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毛病﹐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姑父又聚过两房太太﹐到了 50岁﹐第三位太太才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士基弟。我的姑妈 1931年去世﹐姑父为她办了三天丧仪﹐备极哀荣。

　　说起这件事﹐我要纠正一下徐铸成先生在《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中的一个说法。在那本书里﹐徐先生两次提到姑父的婚姻。一处说﹐「 1908年﹐张曾短期回国﹐主要是王太夫人（笔者按﹕指姑父的母亲）生前曾为儿子订了一门亲﹐女家催迫甚亟。他回家完了『终身大事』后﹐……不到二个月﹐就别了新婚的李夫人和亲友﹐启程再次东渡。」另一处说﹐「季鸾先生先有李夫人﹐后在沪主持《中华新报》时娶王夫人。 1935年娶陈夫人筱霞女士﹐生了张先生唯一的儿子士基。」徐先生把姑父的第一位夫人说成姓李﹐第二个夫人说成姓王﹐都搞错了。其实﹐姑父的第二个夫人姓范﹐是家里的实权派﹐我们小时候也叫她姑妈的。

　　1926年 9月﹐姑父和老朋友胡政之﹑吴鼎昌一起接手已停刊九个多月的天津大公报。那时﹐我父亲也在天津﹐当税务局的一个小科长。 1928年﹐我八岁时﹐离开老家﹐随母亲迁居天津。在老家时﹐常听我母亲讲起我的姑妈姑父﹐说姑妈是大家闺秀﹐长得很漂亮﹐熟读《红楼梦》﹐对红楼故事滚瓜烂熟。姑父国学底子很深﹐以后留学东洋﹐学贯中西﹐写文章下笔千言﹐倚马可待。还让我好好学习姑父。我对姑父自然十分景慕。

　　到了天津﹐在日租界四面钟姑父家暂住一段。记得第一天到了姑妈家﹐姑妈就反覆告诉我们﹐不要大声吵闹﹐姑父有病﹐晚上还要做夜班﹐白天要睡觉。吓得我和哥哥不敢做声﹐干脆溜到外面去玩。第二天见到姑父﹐果然是一个瘦弱文雅的书生﹐对人很和气。所以﹐我很小就知道﹐姑父的身体不好﹐但他似乎也是一直上夜班。白天有时还要在家接待客人。他特别喜欢昆曲﹐看戏就是他最好的休息。戏院里有他的专座。他还带我和我父亲一起去看过戏。看完戏﹐再去上班写评论。那时﹐吴鼎昌﹑胡政之也写评论﹐但由姑父最后定稿。后来﹐有了上海版﹑汉口版﹑香港版﹐几个版的社评仍由姑父负责﹐他经常亲自为这几张报纸写社评。以后我们搬到外面住﹐每逢春节﹐到姑父姑妈家拜年﹐他就摸摸我的头﹐让姑妈给我两块钱。我记得﹐即使过年﹐他也很少休息﹐吃完年饭﹐就匆匆离去﹐从没有和大家一起守过夜。

　　介绍我去中央周刊

　　我先在天津上小学﹐后来在天津念了两年中学﹐又到北平念中学。 1938年﹐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京津的大学都转到西南西北﹐我就借了本家一位堂姐的证书去陕西城固上了西北联大﹐插班念二年级。 1940年 6月﹐本来该毕业了﹐而且已经写了毕业论文﹐但借证书的事「东窗事发」﹐被学校开除了。那年﹐我刚 20岁﹐下一步路怎么走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姑父张季鸾。虽然那时我的亲姑妈已经去世多年了。

　　在西北大学读书时﹐我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中国抗日民主先锋队﹐因此﹐被开除后﹐学校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几次问我﹐准备去哪里里。当时进步学生有几个地方可选择﹐一是去延安。一是去傅作义的部队﹐傅作义是有名的抗日将领﹐在青年中很有威信。还有就是去新疆。那时﹐盛世才在新疆大搞改革﹐请了不少共产党人担任重要职务﹐对青年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但我却想去重庆生活书店当编辑。为什么呢﹖因为邹韬奋领导的生活书店在我们这些年轻人中是个很神圣的地方。我有个同学毕业后去了生活书店﹐每月工资 20块﹐在邹韬奋领导下工作。他来过信。整天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在一起﹐多么令人羡慕﹗何况那里还有很多其它著名的文化人﹐去了能学不少东西。

　　姑父是新闻出版界泰斗级的人物﹐我从父母那里得知﹐姑父和沈钧儒先生关系极好﹐是莫逆之交﹐姑父年轻时曾得到沈钧儒叔父的青睐﹐他去日本留学就是老先生亲点的。如果姑父给沈先生写封介绍信﹐到生活书店岂不是易如反掌﹖

　　那时﹐大公报已有重庆版﹐姑父也在重庆。在此之前﹐姑父去武汉创办了大公报汉口版﹐由于条件艰苦﹐在汉口他旧病复发﹐身体每况愈下。但在武汉沦陷后﹐他仍以带病之身﹐赴渝创办新报。我给姑父写了封信﹐说要到重庆来找工作﹐但姑父没给我回信。我干脆从西安出发﹐辗转到了重庆﹐盘缠花得只剩下一块钱。到了重庆﹐我找到了位于中山一路的大公报营业部﹐人家说张先生在南岸康心如家养病﹐不在报馆。我说﹕「我是他的亲戚﹐没钱了﹐非找他不可。」后来﹐他们告诉了康家的地址﹐我按地址找到了姑父。

　　那一年﹐姑父 53岁。多年未见﹐姑父的身体更趋消瘦﹐气色也很差﹐姑父问了问我的近况﹐说信收到了﹐问我打算怎么办﹖我说﹕「想上生活书店﹐您给沈钧儒沈老写个介绍信吧。」姑父没说行﹐也没说不行。我也不好多说﹐坐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临走时说﹕「我一个钱也没有了。」姑父就给了我五块钱﹐叫我暂时住在大公报的宿舍。

　　我是「民先」成员﹐得转组织关系﹐就拿着介绍信﹐找重庆「民先」的联系人﹑当时在时事新报当编辑的彭友今。彭友今问我预备上哪里儿去﹐我说想到生活书店去﹐已经跟张季鸾说了。彭友今说﹕「好吧﹐有什么消息告诉我。」

　　过了三天﹐一个在中央周刊工作的姓顾的来找我﹐一问﹐还是同乡﹐我很奇怪﹐他来找我干什么呢﹖顾说﹕「不是张先生给我们老板写了封信吗﹐说你要到我们那里去工作。」我这才知道姑父想让我去国民党的中央周刊。中央周刊的老板叫陶百川﹐在那里当编辑收入很高﹐一个月 120块钱﹐比在生活书店高六倍。后来﹐我知道这位姓顾的去中央周刊﹐也是姑父介绍的。姑父这个人很重乡谊﹐他的八行书遍天下﹐当然没有哪里个地方不买帐。

　　默许我加入大公报

　　这下怎么办呢﹖我可是从来没想过也实在不愿意去国民党的杂志工作。可不去吧﹐又驳了姑父的面子。我想和组织商量一下再做决定。我就又去找彭友今﹐说﹕「姑父大概不希望我去生活书店﹐可我也不想去中央周刊。」彭友今说﹕「是不能去那种地方﹐你要求去大公报吧。」

　　过了几天﹐我又去康先生家找姑父。一进门﹐王芸生先生也在。这些日子﹐我已经知道﹐由于姑父不把病当回事﹐他的病已经很重了。但他还是不肯彻底休息﹐只是不做夜班﹐也很少亲自执笔写文章了﹐重庆版的编务由王先生实际主持。姑父把我介绍给王先生。我跟王先生打了个招呼﹐然后告诉姑父说﹕「陶先生派人来了﹐要我去那里工作。我不想到官方的杂志去﹐就想去民间的报纸或杂志。不然﹐我就到大公报吧。」姑父盯着我看了一会儿﹐还是不置可否。见他们还有公事﹐我只好退出来﹐回大公报宿舍等消息。

　　那一段时间﹐我闲着没事﹐就去逛书店﹐手上的五块钱差不多都买书了。反正住的地方不要钱﹐还有饭吃﹐倒也不着急。

　　又过了几天﹐姑父的一个搞发行的侄孙找到我﹐说﹕「王先生让我通知你来上班﹐你去找一下徐盈先生吧。」

　　徐盈是大公报的采访主任﹐有名的记者。我很高兴。马上去找徐盈﹐徐盈不在家﹐他的夫人彭子冈在﹐她也是大公报的名记者﹐说﹕「我知道你﹐徐盈告诉我的。」子冈为人率直﹐无遮无拦﹐说﹕「你是救国会的吧﹖我是共产党﹐我们是一家人。」我想﹐很可能我让姑父给沈老写信的事传出来了﹐沈老是救国会的领袖﹐子冈就以为我是救国会的人了。其实﹐那时我还没有参加救国会。一会儿﹐徐盈回来了。他说﹐王先生交代了﹐让我跟着他跑新闻。

　　大公报﹐一向注重「文人论政」﹐「言论报国」。报纸每天都刊登时评﹐指点江山﹐臧否人物。而报纸的灵魂﹐实际就是张季鸾的思想和主张。那时候﹐由于身体的缘故﹐姑父每个礼拜只到报社来一次。有时单独找王芸生和社评委员会们谈话﹐有时接待朋友﹐有时把编辑部的人召集起来在一间屋里﹐讲讲当前的时局。王芸生等人就从这些谈话中﹐或直接得到指示﹐或间接受到启发﹐执笔为文。但有些重要文章﹐姑父还是亲自动手。比如﹐ 1941年 5月 23日刊登在大公报的著名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就是卧病的姑父亲自写的。

　　我那时刚到报馆﹐是小字辈﹐也参加了两三次这样的会。当然只是叨陪末座﹐听姑父侃侃而谈。我的印象是﹐姑父绝对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日寇侵华的厌恶和仇恨是发自内心的。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想一些点子﹐找出一些题目﹐让报纸做文章﹐鼓舞抗战的士气。但他不喜欢空喊口号﹐他总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靠着强大的逻辑力量﹐靠着缜密的推理﹐靠着带感情色彩的文笔来打动读者。姑父的身体很是羸弱﹐但讲起时局来﹐还是口若悬河﹐并不像个病人。尽管病魔缠身﹐他还两个月去一次香港﹐指导香港大公报的工作。

　　我就是这样开始了记者生涯。大公报的人事原则是任人唯贤。我一个毛头小伙子﹐一进大公报就当记者﹐当然托了姑父的福。但是﹐姑父最初是不希望我进大公报的。为什么呢﹖是觉得我思想左倾﹐到国民党那里去谋个「正统」一点的差事更加稳妥﹐还是为了避嫌﹐不想把自己的亲戚弄到报馆来﹖姑父没跟我解释过这件事。一年多以后﹐姑父去世﹐这也就成了一个谜。但我知道﹐姑父虽然介绍许多人进了新闻出版界﹐但没有介绍一个亲戚进大公报的采编部门﹐我是唯一的例外。

　　出面搭救进步青年

　　我进了大公报以后﹐由于思想左倾﹐很快就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的一些同志混熟了﹐其中和李普﹑鲁明等人关系尤其密切﹐成了好朋友﹐经常一起出去采访。

　　1940年 9月的一天﹐周恩来在黄炎培组织的形势报告上做了一次演讲﹐我听了以后﹐很激动﹐就写了一篇简要的消息﹐登在大公报上。谁知这条小消息竟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消息发表的第三天﹐徐盈对我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谁呢﹖「见胡公。」胡公是共产党内部对周恩来的代称﹐因为周恩来那时留着大胡子。听说去见周恩来﹐我心里很高兴﹐但也有点紧张。

　　徐盈带我到了「八办」（曾家岩 50号）﹐我们一进门﹐周恩来马上站起身﹐热情地同我打招呼﹐接着问﹕「你是张季鸾的外甥﹖」我说﹕「是侄子﹐张季鸾是我的姑父。」显然徐盈和新华日报的朋友已经向他介绍过我。他让我坐下﹐关切地问我多大﹐家里还有什么人﹐还问﹕「你是学新闻的吧﹖」我说﹐「学经济的。」「学经济的﹐怎么当记者呢﹖是受张季鸾影响吧﹖」我说﹕「我从小就崇拜他。后来在大学参加了『民先』﹐读了点马列主义的书﹐又办墙报﹐引起了我对办报的兴趣。」这次见面给我印象很深﹐因为﹐这么一个大人物﹐一点架子也没有﹐倒象是熟人拉家常。临走时﹐他说﹕「以后欢迎你常来谈谈。」后来﹐我与「八办」和新华日报的记者来往更加频繁﹐我获得一些重要政治信息﹐也及时向他们透露﹐特别是周恩来的一些活动﹐我必争取采访。久而久之。就被国民党视为亲共的左派记者﹐一个危险分子。

　　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限共﹐排共﹐新华日报和一些共产党员上了黑名单﹐要撤退到香港。新华日报记者吴全衡临走前给我留了一本书﹐书里夹着一张条子﹐说我已经上了黑名单﹐要我小心。我没碰到过这样的事﹐就告诉了子冈。子冈说﹕「我也上了黑名单了。」我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 50号通知我了。」我说﹕「我也是 50号通知的﹐这个事情麻烦了。」子冈说﹕「不要紧﹐你跟我走﹐找王芸生去。」我说﹕「这个事可不能让王芸生知道。」她说﹕「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你听我的。」我们两个人就去找王先生。

　　那一段时间﹐王芸生也住南岸。到了王先生那里﹐姑父也在﹐坐在一把椅子上﹐王先生坐着一张小板凳。王先生说﹕「你们有什么事啊﹖」子冈说﹕「有个事想跟你谈一谈。」王先生说﹕「好好好﹐张先生在这儿呢﹐你们谈吧。」子冈说﹕「我们当记者﹐哪里儿不能采访啊﹐怎么上了黑名单了﹖我们还是大公报记者﹐不是共产党﹐黑名单上有我﹐也有高集﹐报社管还是不管﹖」王先生还没说话﹐姑父就对着我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做新闻工作要超脱﹐不能卷入政治活动﹐你们就是不听。」他并没有说子冈﹐只是对着我说﹐可能因为我是他的亲戚。我看姑父面有愠色﹐没敢多说话。王先生赶紧站起来﹐说﹕「你们两位回去吧﹐我回头再跟张先生商量一下。」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日本的飞机来空袭﹐我到下城路新丰街 19号报馆旁边的防空洞去﹐姑父也在那里躲空袭。他看见我﹐说﹕「你出来一下。」我跟他出了防空洞。他说﹕「你们的事情﹐我和陈布雷讲了﹐他说没有这个事情﹐大公报的记者不会上名单的。」我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子冈﹐我们吃了定心丸。后来有一回﹐我见到陈布雷﹐陈布雷问﹕「你就是高集吧﹖」我很奇怪﹐就问﹕「布雷先生﹐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他说﹕「季鸾先生跟我说起过你。」很显然﹐姑父虽然不满意我们倾向共产党﹐但他也反对国民党搞什么黑名单。他要求报纸不偏不倚。但关键时刻﹐他还是亲自出面﹐利用他的影响﹐保护了我们这些进步青年。

　　说起躲空袭﹐还应多说几句。姑父那时住在康心如家﹐康家有很豪华的防空洞﹐旁边就是蒋介石的别墅﹐也有很讲究的防空洞。但每次躲空袭﹐姑父都是坐着他那辆很小的卧车﹐到大公报的防空洞来﹐和报馆的同人呆在一起。他一来﹐大家都高兴地站起来让座。我想﹐他的用意很清楚﹐就是传递给我们两个信息﹐一个是大公报是大家的﹐他在最危险的情况下﹐不会离开大家﹔二是大公报是独立的民间事业﹐他平常可以在朋友家养病﹐可以和官方人物打交道﹐但关键时刻﹐他一定要和事业同生死﹐共患难。

　　为大公报鞠躬尽瘁

　　我进大公报以后﹐姑父有一件最得意的事﹐这就是大公报得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

　　密苏里希望学院奖﹐是一种很高的荣誉。此前﹐东方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晤士报得到过这个殊荣。 1941年 4月﹐大公报收到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来函﹐认为「大公报刊行悠久﹐代表中国报纸﹐继续做特着之贡献。」「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于国内舆论者至巨。」「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那些日子﹐报馆上下像过节一样高兴。 5月﹐还专门开过庆祝会﹐姑父在会上讲了话。

　　但两个多月以后﹐姑父的病情加重﹐每日高烧不退。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在病榻上指导报馆工作﹐时常对王芸生耳提面命﹐使大公报对时局屡有建言。一直到 8月 31日才住进中央医院治疗。

　　我当时正年轻﹐整天忙于工作﹐不知道姑父已经住院。有一天﹐新华日报的鲁明来大公报找我﹐说﹕「胡公找你﹐叫你去看你姑父。」我问﹕「我姑父怎么了﹖」鲁明说﹕「住院了﹐你也不去。」我说﹕「什么时候住的院﹖我不知道啊。」鲁明告诉我﹐胡公去医院看张季鸾﹐知道我没去。说我太不象样了﹐胡公还叫我一定得去﹐押也得押着我去。我赶紧和鲁明一起去了医院。一进医房﹐就看到国民党政府的卫生署长站在那里。他听说我和张季鸾的关系﹐很客气地告诉我﹐蒋主席昨天来看过张先生。

　　姑父躺在病床上﹐已经危在旦夕。我握住姑父的手﹐心里很难受。说实话﹐当时我太年轻﹐根本不懂得姑父的价值﹐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博学的人﹐一个大文豪﹐一个为了事业不要命的人。天不假年﹐现在他再也无法为自己的事业继续尽力了。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又呆了一会儿﹐就起身告辞。谁知第二天﹐也就是 9月 6日﹐报界的一代宗师阖然长逝。 9月 26日﹐重庆各界为姑父举行公祭﹐从早至晚﹐人群络绎不绝。国共两党要人蒋介石﹑周恩来等亲到灵前吊唁﹐挽联挽幛﹐挂满灵堂﹐社会各界都对姑父的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如此盛况﹐除了国民党元老林森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他是个真正的报人

　　姑父不是政治家﹐也不是报业老板﹐而是个真正的报人。

　　以他的见识﹑学问和社会关系﹐特别是蒋介石对他的器重﹐他要混个官当当﹐实在是太容易了。但他不愿当官。早年﹐他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后来也短暂就任铁路方面的官员﹐但他志不在此。一旦有机会办报﹐就会毅然辞去其它职务﹐义无反顾地投入报业。因为﹐他认定﹐报纸在一个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力量。它要忠实地记录历史﹐要真实地反映舆情﹐要影响社会的发展。 1926年﹐他和胡政之﹑吴鼎昌接手大公报﹐约定三人不得当官﹐如当官﹐必须退出大公报。吴鼎昌后来当了官﹐姑父和胡政之此后始终是一介平民。

　　姑父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很特殊的。1927年﹐他写文章骂过蒋介石﹐蒋介石不以为忤﹐后来还待他以「国士」之礼﹐他有知恩图报的想法。但他不沾蒋介石的光﹐一辈子办报。 1935年﹐姑父回乡省亲﹐蒋介石派人送一万元作路费﹐他拒受﹔ 1941年﹐他病重时﹐借住在老朋康心如家﹐不住政府的宾馆。蒋介石又赠一万元﹐他还是不要。他定的「四不」﹐自己是信守不渝的。越是如此﹐蒋介石对他越是十分敬重。他死后﹐蒋曾两次吊唁﹐三次谒墓。这对于蒋介石﹐是绝无仅有的。

　　解放后﹐范长江曾告诉我一件事。有一年﹐蒋介石大宴群僚﹐还请了一些外国大使﹐时间已到﹐还有一位客人未来。大家不知是位什么重要人物。忽然﹐蒋介石陪着一位身着布履长衫的小老头进来﹐并让上主宾席。蒋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张季鸾张先生﹐道德文章﹐名满天下。席间﹐还不断为姑父布菜劝饮﹐让那些大员们错谔不已。

　　姑父生前﹐只拿大公报的薪酬﹐年终可拿盈利分红﹐养家无虞﹐但并无厚蓄。特别是他这个人乐善好施﹐家乡来的青年学子或亲友的孩子﹐找他帮忙就业﹐他都写信﹐让朋友安置﹐还送钱接济。我有一个堂姐﹐当时在北京文理学院念书﹐没钱用﹐他就让她给大公报写些稿子﹐每月给二十元稿费。

　　他死后﹐安葬西安﹐大公报领导及蒋介石等社会名流都去西安参加葬礼﹐他的续弦陈筱侠和儿子张士基也随同去西安守陵。过了一个时期﹐胡政之让我去西安把他们接回重庆交由胡政之安置。

　　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是自有公论的。而正是在张季鸾﹑胡政之时代﹐大公报达到了它的巅峰。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在张季鸾先生的主持下﹐坚决反对各种投降议和﹐坚持全面长期抗战的观点﹐这种政治态度是异常鲜明的。他亲自执笔和指导别人撰写的大量社评﹐都反映了这一点。而做为报纸的社评﹐思想的深刻﹐说理的透彻﹐文笔的老到﹐一时无人能望其项背。至于他关于大公报的「四不」﹐是他对一张民间报纸的独特理解﹐他也基本上是这样做的。大公报并非国共两党的机关报﹐它不可能完全站在共产党一边﹐也不可能完全站在国民党一边。虽然蒋介石尊姑父为「国士」﹐但姑父并不拿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一文钱。对国民党的官僚政治和腐败行为也多有抨击。这样的报纸﹐力求体现一种民间的立场。应该说﹐这样的办报理念﹐还是有着合理的成分﹐也是需要认真分析总结的。（张宝林整理）

　　摘自香港《大公报》2002-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