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尚客观性的新闻业正在死去”，《华尔街日报》前主编罗伯特·巴特里说。在7月27日的《意见杂志》和7月28日的《华尔街日报》上，为《华尔街日报》工作了41年的巴特里发表了一篇文章《媒体：新时代已到来？》。这篇宣称过去30年“被客观性主宰的媒体时代正在终结”的文章引起了沸沸扬扬的争论。不幸的是，巴特里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断言。

　　一切归功于备受尊敬的《纽约时报》和英国广播电台(BBC)先后出现的两大丑闻。5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长文，自曝该报名记者杰森·布莱尔长期编造和剽窃新闻一事，引发新闻界地震，此后又有该报一名资深记者被指长期使用另一记者的作品而不署其名，该记者随即辞职。不久之后，7月19日，英国武器专家大卫·凯利自杀身亡，英国BBC被指责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的记者安德鲁·吉里根在此前的报道中说，凯利曾指责布莱尔政府使用不可靠情报来支持对伊拉克战争。凯利后来曾公开否认这一说法，但因不堪外界压力而自尽。

　　保守派代表罗伯特·巴特里借此发出感慨：新闻界正在“被某一类人”主宰，他们的政治和文化观点都一样，新闻媒体应该承认自己的“主观”立场，不要再戴上“客观”的袖章。你看，在1992年进行的一次取样调查中，89%的华盛顿顶级记者和编辑投票支持比尔·克林顿(自由派的完美偶像)，只有7%支持小布什。巴特里隐而不发的话是：这难道不是自由派控制媒体的最佳证明吗？在美国，他们反对小布什总统，在英国，他们反对布莱尔。为了反对，他们几乎不择手段，这个共谋应当为广大群众所知。

　　巴特里的感慨是否值得一听？一位曾为《纽约时报》工作多年、后因厌倦其僵硬体制而辞职的资深记者爱德华·葛根对我说：“谁会去读《华尔街日报》的评论文章呢？除非是为了解闷——他们像小丑一样招摇逗乐。”相反，赞同巴特里的意见也同样激烈。《美国文摘》和《意见杂志》的网站上，一些读者发表意见，认为小施莱辛格代表的自由派社会上层已经完全控制了《纽约时报》的新闻取向，还有人认为，“巴特里说的还不够”，ABC、CBS、NBC、PBS、CNN和NPR等电视台和电台都在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作为其指路明灯——所有这些主流媒体的社论观点都是差不多的，它们还有共同的写手、记者、制作人等等，“目前，我们只有在听电台谈话和看福克斯新闻时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听到不同的观点”。

　　崇尚新闻“客观性”的人们不必恐慌，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亚洲媒体无法与强大的欧美媒体相提并论，它们所处的背景也完全不同)。绝对“客观”的新闻从来也不存在，因为它们都是主观的人写出来的。巴特里的预言可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过去30年里的美国媒体可能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它们关于前苏联瓦解后的中国的悲观预测迄今也没有应验。此外，那个凭空捏造8岁吸毒女孩的故事的《华盛顿邮报》记者詹尼特·库克是在1981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这个大丑闻发生的年代正是巴特里最怀念的里根时代。

　　所谓“崇尚客观的媒体时代正在终结”的断言也和科幻小说家的预言相似，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基于现有趋势所演绎的天真浪漫的推断”——正如美国联邦法官理查德·波斯纳在他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所描绘的悲观预言家那样。而且，悲观的巴特里所举的例子是否能代表一个趋向？杰森·布莱尔和安德鲁·吉里根能在何种程度上代表《纽约时报》和BBC的“发展趋势”？

　　我们必须把巴特里试图混淆的两个领域区别对待，一个是报纸的评论部门，一个是新闻报道部门。这两个领域“属于两个不同的宇宙”，《纽约时报》老记者爱德华·葛根说，“我个人不认识任何《纽约时报》的评论部人物。”在这两个部门工作的人有不同的工作准则，无论评论部门的意见领袖有怎样的高见，支持还是反对哪位总统，有意回避哪些对自己观点不利的事实，新闻报道部门都必须遵循全世界新闻业崇尚的标准：尽可能全面、接近和清晰的事实，尽可能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新闻报道的衡量尺度较之媒体评论的衡量尺度来说是相当清晰的，在这点上表示怀疑的人未免过于犬儒主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看出这个尺度：那是著名的斯塔尔报告出炉之前，无论《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们如何为“总统的个人隐私”辩护，时报的首页新闻从来也没有放过白宫秘书的证词和莱温斯基的裙子。而BBC严格要求其记者保证每个新闻事实(除非记者亲眼目睹，或者提供新闻者地位足够高，如首相和部长)都有两条以上的来源，关于凯利的报道只有一个来源，是因为记者认为这个新闻提供者的地位已经足够高，BBC为此承担了后果。

　　无论是自由派还是右派的新闻媒体，它们都必须雇用能够把握上述新闻业标准的“好记者”，而不是有本报政治立场的记者，否则它们就会在长期竞争中失去地位。一个从不造假和剽窃的记者只可能是两种人：圣人，或者害怕恶行会被逮住的人。后一种人显然占了绝大多数。《纽约时报》自揭其丑的举动不是出于主编雷恩斯的良心(在此之前，揭发杰森·布莱尔不道德行为的信件都被雷恩斯束之高阁)，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假如其它媒体率先揭露了这一丑闻，《纽约时报》将无法挽回自己的声誉。1981年的《华盛顿邮报》也是出于同样动机率先报出本报记者调查詹尼特·库克的造假事件。《洛杉矶时报》更是主动把其摄影记者布赖恩·瓦尔斯基动过手脚的伊拉克战场照片(见图)登上首页，并配以该报处理这一造假事件的长文。

　　然而，如果剔除巴特里观点中的派系偏见，他的预言并非完全的梦呓。毫无疑问，每一家媒体都有自己的某种倾向，这一点是通过社论和专栏体现出来的。在这个和新闻报道并不相交的宇宙中，新闻工作者、学者和其他各类公共知识分子各显神通。在理查德·波斯纳法官的《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中，他分析了形形色色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超越自己的知识范围对国家和世界大事发表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的高论。当爱因斯坦谈论政治，当保罗·克鲁格曼谈论法律，当诺姆·乔姆斯基谈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们的学者身份成了门外汉的最佳伪装。

　　但是，正如波斯纳本人所观察到的那样，人们阅读这些大师们随手写成的东西时未必是诚惶诚恐的，因为这个出售知识分子意见的市场已经越来越庞大，读者已经习以为常。读者阅读社论和专栏，是为了获得一种高级脑力娱乐，或者为了从一个知名人士那里获得对自己的观点的肯定，没有人会为那些不负责任两千字以内的预言伤脑筋。从这个角度上看，新闻媒体仍然可以挂着自己“客观公正”的标牌，因为在一个健康的竞争环境中，“读者自有公断”。

　　链接杰森·布莱尔与《纽约时报》

　　今年5月11日，《纽约时报》刊登一篇长达7500字的文章“自曝家丑”，称刚离职的原该报记者杰森·布莱尔存在严重作假和抄袭等问题。从2002年10月底至今年5月1日，现年27岁的布莱尔为《纽约时报》做国内新闻报道。其间，他不仅多次剽窃其它记者的文章，杜撰报道中的直接引语，而且谎报自己的发稿地。

　　在布莱尔的73篇报道中，居然有至少36篇存在作假和抄袭等问题。其内容“从华盛顿郊区致命的狙击手袭击事件到伊拉克阵亡士兵悲痛的家人”，均为布莱尔凭空捏造。《纽约时报》最后还刊登了致读者的道歉信。信中称：“这是非常大的耻辱。这一事件会把报纸与读者之间的信任毁于一旦。”

　　詹尼特·库克与《华盛顿邮报》

　　1980年的9月，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了一则令人揪心的故事：一个名叫吉米年仅8岁的海洛因吸食者，一个成长于毒瘾、暴力和绝望之中的栩栩如生的小男孩，一个在华盛顿贫民区内饱受猖獗毒品交易摧残的受害人。这篇报道的作者是该报记者詹尼特·库克。

　　故事瞬间激起极大反响，引发广泛争论，华盛顿市政府甚至展开了一个深入的搜索，力寻吉米的下落。但同时，有关该故事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言也悄然浮现。面对不利传言，邮报力保库克，对一切传言均予以否认。1981年3月，就在库克凭此报道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时候，事情败露。面对质询，库克终于坦白，她的吉米纯属一个捏造的故事。随后，詹尼特·库克引咎辞职，而在事件中蒙羞的《华盛顿邮报》退回了有关的普利策奖项。之后，詹尼特·库克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布赖恩·瓦尔斯基与《洛杉矶时报》

　　2003年4月1日，对于有着25年从业经历的摄影记者布赖恩·瓦尔斯基来说，这个愚人节并不好玩。因为一张假照片，他被《洛杉矶时报》解雇了。作为时报派往伊拉克前线的摄影记者，布赖恩·瓦尔斯基3月30日传回的英军士兵和伊平民的照片，曾令图片编辑激动不已，这是一幅足以竞争普利策奖的作品。时报将它刊登在4月1日头版的同时发往下属其它报社，有的还在头版将图片放大到六栏。

　　但很快有人发现，此图系布赖恩·瓦尔斯基合成的假照片。仍在前线的布赖恩·瓦尔斯基也承认他合成了这张照片，目的是为了改进构图。时报立即在其网站上刊登更正，并做出了开除布赖恩·瓦尔斯基的决定。(覃里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