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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准新闻工作者的忏悔：非典时期，我做了逃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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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SOHU.COM 2003年06月12日14:27 紫金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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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标题时，我已是满怀羞愧、难过和后悔！
毫无疑问，“非典”这个特殊时期，很多人都暴露了人性的弱点。
可是，我，一个“准新闻工作者”，却也不能免俗——做了逃兵。
我是北京一所重点新闻院校的新闻专业研究生，因为以前学的是别的专业，考过来历尽千辛万苦，所以我非常珍惜这个重新进入校园学习的机会；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特别勤奋。今年春节刚一过，我就去了我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一个央视名牌栏目实习。
像在很多电视栏目一样，我在那儿的实习也是从节目的第一步——策划开始的。早起、赶车、接热线电话、看报纸杂志、上网、开会、帮组里老师打文件、看组里老师编片子、晚归……这些都成了我的日常功课。
那是一个很优秀的集体，毫不夸张地说，那里随便一个人随便“抖落”点什么东西，就足够我“啃”上一阵子了。
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非典”，很可能我就要跟着做片子了。这里必须交待一句的是，为求客观公正，栏目从不收取采访对象的经费，节目经费相对其它栏目似乎较为紧张，所以我们实习生很少有跟着做片子的机会。
可是“非典”就这么没商没量地来了！
刚开始，我只是有点害怕。据说那病很疼的，全身关节酸疼，而且要打激素，会让人发胖变形的，会让我原本就很能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身材更加让人难以“恭维”！更耸人听闻的是传闻死亡率很高。你想啊，我爸妈好不容易供我上了大学、又辛辛苦苦供我上研究生，如果我得了非典，岂不连个报答的机会都没了。于是越想越害怕，就把快捷的交通方式——地铁改为公交车，每天在路上颠簸的时间从三个半小时延长为四个半小时。口服预防中药、用白醋熏屋子、随身两个口罩、手套，外加一天N遍洗手，以及少许的惶恐和不安，伴我度过了4月20号之前的日子。
4月20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非典”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当天晚上，通过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实况录像和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全国为之震惊。我赶紧上网查看有关信息，觉得事态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同学录上也有同学透露各种渠道的各种版本的内部消息，一条比一条触目惊心！
深夜在水房刷牙，碰上也在央视一栏目实习的同班同学，问她情况如何。她说她早就没去了，说她们制片人为了保险起见，实习生都不用去了。末了，她还告诉我一个胆战心惊的消息，她头一天亲眼看见穿防护服全副武装的120急救人员在学校的公寓楼前忙乎，好多人在远远地围观。旁边有个同学补充说学校一个办公楼也封了，据说是因为一个行政人员的家属得了“非典”。一听到这些，每天早出晚归、对学校最新消息很不灵通的我吓了一跳，没想到“非典”这么快就狂奔到我身边来了。
我草草刷完了牙，赶紧用香皂仔细地洗了一遍又一遍手。
这天晚上，我惴惴不安地睡了。
第二天早上，我破例早于手机闹钟起床了。我考虑再三，决定不再去栏目组了。按照惯例，我给负责带我们实习生的老师发了一条短信，为了不让他看出我的胆小，短信被我改了又改——某某老师，鉴于最近“非典”日益猖獗，为了减少给组里感染“非典”的几率，我还是暂时不去了。因为我们学校已经发现了“非典”病例。——事后我才从网上得知，信息灵通的他肯定也知道的，我们学校是教育部力保不倒的七面“红旗”之一，至今也没有任何一例确诊病例或者疑似病例。想到这点，我的脸又红了，身为准新闻工作者，当时却对小道消息坚信不已。
这天晚上，我就收拾东西搬到一个朋友家住了。我还自我安慰——也好，趁机给自己放个假吧。从此，上网、看书、吃零食、看电视、看DVD、睡懒觉、研究美食、偶尔出去锻炼一下填补了我的每一个24小时。就像路遥当年一样，没过几天，我的早晨就是从中午开始了。而且每天累计“睡眠时间”绝对超过“非睡眠时间”。刚开始，觉得这种日子很逍遥、很滋润。谁知时间一长，我就闲得受不了了。成天闷在屋里，可想而知心里有多憋屈！
这期间，不断有家人同学朋友同事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人打电话发短信发EMAIL过来，纷纷叮嘱我不要外出，不要去人群密集的地方，实在要去的话，一定要记得带上口罩，千万小心，照顾好自己……
一天，我实在憋得难受，就和朋友开车出去逛了一圈。往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却是稀稀落落，异常安静，车速甚至可以达到100码。两边的店铺几乎都关着。也没什么行人，偶尔三两个带着口罩，却也行色匆匆。别说街上的行人，就连很多的驾车者都紧闭车窗、带着口罩、神色凝重。只有长安街两边的花不解风情，依旧开得娇媚鲜艳。春天的明媚和北京的萧条形成异常强烈的对比。虽然，平时也嚷嚷着北京并不像我以前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来了将近两年，觉得自己并没有从心底里爱上北京！可是，现在的北京让我心疼不已。
又一天，导师也打电话过来，说现在形势严重，绝对不能擅自离京，不要再去实习了，也不能经常出门。否则学校处分等着你，毫不留情。而且必须每天打电话向他汇报情况。
又一天，一个我读研以前教过的学生借妈妈的手机发过来的一条短信深深地触动了我——“易老师，‘非典’越来越严重了，你现在在哪儿采访，没离开北京吧？！在写出好新闻的同时请多保重！”天啦，我该怎么说，告诉她心目中的好老师——我——竟然躲在家里，害怕得一塌糊涂！惶惶不可终日！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快要来北京读研了，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堂课上，我和我挚爱的同学们来了个“答记者问”的告别仪式。当时就是这个发短信的同学提问说，易老师，你希望做一个什么样的记者？我没有丝毫的犹豫，意味深长地说，“我知道我的智商、经历、所接受的教育决定了，我从不奢望做一个最优秀最出色的记者，但是在最困难、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刻和地方，一定会有我的身影！”底下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可是，我不仅没做到这些，反而胆怯、害怕、退缩，我是一个百折不扣的逃兵！我犹豫了半天，才把那个告诉她我躲在家里，几乎与外界没什么接触的短信发出去。
当成千上万名医护工作者夜以继日地奋战在抗击“非典”第一线，更多的医护人员主动请缨参战时；当一位位参加非典报道的记者忘我地奔波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采访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时；当一位位青年志愿者紧张地工作在热线电话、“流调”队、药厂时；还有面对“非典”仍然从容工作的劳动者以及无数乐观豁达的老百姓……在与‘非典’的斗争中，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为‘非典’忙碌着，在与‘非典’斗争的战场上，各行各业的人们手里都拿着各自的武器。而我作为一个“准新闻工作者”，退一步说，至少作为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本应该为抗击“非典”做点什么，可是我却消极地在家里躲“非典”，过分地“珍爱”自己的生命，并且一味地焦虑、恐惧、痛苦，没有拿起我的武器，没有发出我应有的声音！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我的人性弱点袒露无疑——脆弱、胆小、自私……
其实，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上的新闻里那些崇高或者平凡事迹的人，比如叶欣、钟南山；和那些报道这些人和事的新闻工作者，比如王志和《面对面》、胡舒立和《财经》、常常让我因感动而眼含泪水。但遗憾的是那一次次感动没有凝聚起一种力量，在心中升腾并进而转化为勇敢的行动。
当“非典”这样一个历史性时刻在我身边停留的时候，如果我挺身而出，新闻这个职业完全能够提供给我这样的机会，去亲临现场，去观察和记录它。
可是，现在我只能万分遗憾地说，如果能够让时光倒流，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出击，而绝不是逃避！
海德格尔曾经提出过“向死而生”，我希望灾难过后，我能获得重生！
作者：北京广播学院2001新闻系研究生 易蓉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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