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外交官，目睹国际风云的纷争与变幻，他们，更应该是男性。我们的女外交官一度感觉性别混淆。对她们而言，更多考虑是外交官需要具有什么样的性格，具备什么样的技能，而不是性别。

　　她们十分繁忙，她们梦想做一个好的外交官，成为多面手，知识渊博、精通各国语言。所以没有时间停下来想一想，作为一个普通女人，她们的身份究竟意味着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我们还有很多私人问题，譬如有什么爱好？在业余时间都做些什么？她们太忙，只让我们抓住其短暂停留在北京的片刻，然后，迅速飞离如美丽蜻蜓。

　　张露 做的是面子上的事

　　在江主席与尼日利亚总统正式会谈之前，张露到会议厅查看现场，发现除了一把总统专座，其他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总统专座后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亚国旗。

　　张露要求他们立刻改进布置

　　说话细细柔柔的张露做的是要在大场合“抛头露面”的工作，用她的话说就是“很面子上的事情”。学印地语出身的张露，一毕业就选择了外交部，在亚洲司工作了6年之后，被调到礼宾司。现在所在的工作部门是礼宾司接待处，简单地说就是安排国家的涉外庆典活动，即安排国家领导人的出访和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接待工作。在礼宾司工作7年间，张露参与了很多重大外交事件，如克林顿访华、江主席访美，出访过30多个国家，亲历了很多重大的外交场合。她的大学同学大多做了专职太太。对她来说，那有些难以想象，“我希望很充实地过好自己的每一天。”

　　在外交部，礼宾司是一个协助、支持性的单位，不参与国家对外政策的决策，工作人员看起来更像是后勤服务人员，但张露认为，“我们担任的是总协调的角色。”

　　表面看来，在礼宾司工作应该是很风光的事，其实也有些琐碎。1997年克林顿访华，要举办一个有300多位客人参加的大宴会。300多张请柬和座位卡，都是张露自己打的，还要排宴会的座位，单这二三十桌张露就排了一下午。排完以后，打信封，装请柬，然后发出，那一天，张露至少忙到晚上12点。而这并不是偶尔发生的事。

　　出访也同样辛苦。在外人看来，出访好像是公费的异国之旅，张露认为并非如此，“都不过是蜻蜓点水，到哪儿最多只是在某些风景点照张相。”她印象最深的是一次行程很长的访问：德国、尼日利亚、突尼斯、利比亚和伊朗。从尼日利亚长途飞往柏林，去德国打前站。她把行李往饭店里一放，马上就去德国外交部谈日程。首都谈完后，接着去外地谈，直到晚上。德国人作风传统、严谨，当晚一定要宴请礼宾司人员。“我们都非常辛苦，但这是工作，必须得去。”回到饭店又马上要整理第二天的日程及有关的礼宾安排，一直工作到凌晨。第二天早7点钟，拖着箱子到另一个城市，继续。礼宾司的工作虽琐碎，却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地位和尊严。礼宾司的女孩也比别的司要多一些。“我们一定得特别细心，不能出任何差错。所谓外交无小事，稍有差错，就会直接影响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张露工作的时候总是如履薄冰。

　　礼宾安排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很多大型场面会通过电视播放出来。去年张露随江泽民主席访问非洲大国尼日利亚。也许是传统，很多做法不规范。在江主席与奥巴桑乔总统正式会谈之前，张露到会议厅查看现场，发现除了一把尼方总统专座，其它都是普通的椅子，而且在总统专座后面只放了一面尼日利亚国旗。张露要求他们在正式会谈时必须放置两把总统座椅和中尼两国国旗。就在正式会谈即将开始前几分钟，她再次到现场，发现一切还是老样子。“这是无法接受的，国家元首会谈，地位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张露于是再次要求他们调整。尽管她说话很注意态度，对方还是不情愿。江主席的车马上就要到了，张露尽可能平心静气但又坚决果断地跟他讲：“根据国际惯例，两国元首必须完全平等！”在她的坚持下，他们终于把中国国旗挂上，把椅子换好。“一把椅子虽小，但它代表国家的尊严，是很微妙、很敏感的东西，我们必须据理力争。”

　　礼宾工作需要跟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对心理素质是很大的锻炼。起初，张露跟国家领导人和外国领导人直接接触时，心里十分紧张。“要引领外国元首所有的活动，而且时间要掌握得非常准确；在外国领导人面前，你的风度与谈吐代表国家礼宾官员的形象。”作为礼宾人员，她必须学会跟各种人打交道，外国人、中国人，不同层次、不同身份的人都要接触。“我本来性格内向，”张露说，“经历各种礼宾活动后，收获了从容、乐观与平和。”

　　丁巧 专和记者打交道的人

　　在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工作，就要负责为外国记者办手续，有时遇到突发事件，记者去采访来不及申请，就可能会发生被扣留或记者证被没收的事。他们便会打电话向丁巧求救，丁巧也会为难还在上大学时，丁巧的一位师姐考入了外交部，她听说以后羡慕不已。“当时觉得外交部很神秘，是第一大部委，而且外交事业很崇高。”丁巧说。毕业那年正赶上外交部招人，经过学校推荐和专门考试，她顺利进入外交部。如果是本科毕业生，来到外交部4年后就成为最初级的外交官了。

　　在刚工作的半年里，丁巧在新闻司信息中心做信息调研工作，负责跟踪国外重大事件的发展和热点问题。“比如伊拉克战争爆发，要随时跟踪战况的发展，及时报道，还要把这些信息编写成《今日新闻摘要》。”做这个工作很辛苦，每天要24小时轮流值班。半年后，丁巧被调到新闻发布处。大多数电视观众都知道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看过外交部发言人在电视上就热点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情景。丁巧在新闻发布处的工作就是搜集各种信息供发言人参考。

　　那时，丁巧每天早晨5点多就开始工作，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其它电台的对华广播，综合多方面信息后报告发言人。一般情况下，丁巧和她的同事们收集的信息都较全面、准确，但有时外国记者会问一些“边边角角”的问题。这时发言人就只能按照口径现场发挥来回答问题。为了尽可能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丁巧他们就要更加用心。

　　2000年初，丁巧被派驻赞比亚，在使馆研究室工作。使馆订了当地很多报纸，丁巧每天上班都要先看报纸，了解这个国家各方面情况，再翻译、摘编要闻，供大使、参赞和其它部门参考。这是个被饥饿、疾病和贫困所困扰的国家，所以一开始，丁巧不敢放开工作。慢慢地，她被这个国家人民乐观的生活态度所感染。“即使在葬礼上，你也听不到哭声，而是一路歌声。”中国每年都派专家医疗队援助赞比亚。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就派员修建了坦－赞铁路，所以这个国家的人民对中国人都非常友好。在赞比亚期间，正赶上中国申奥成功。“当时大家都非常紧张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候消息，当宣布中国胜利时大家都高兴得又敲桌子又拍椅子。”

　　丁巧回国后到新闻司外国记者新闻中心工作，负责为外国记者办手续，帮助他们解决问题，或协助安排一些有关领导人出访或来访等热点问题的背景吹风会。按规定，外国记者采访必须事先向有关部门申请。有时遇到突发事件，记者去采访来不及申请，就可能会发生被扣留，或记者证被没收这样的事情。“他们打电话来求助，我有时也很为难，中国有自己的规定，但从记者的职业来考虑，遇到突发事件确实来不及申请。”遇到这些事情解决起来比较困难，要做好疏通工作，请有关部门尽量放宽。“比如说胶卷没收就可以了，不要扣记者证。我们现在名声很高，记者们有事都来找我们。”各国日渐注重对华报道，派到中国来的都是资深记者，他们精明能干，有很高的新闻敏感性。尤其像路透社、美联社这些大社的记者互相抢新闻，哪怕只比对方早一两分钟发出消息也好。对丁巧来说，跟他们打交道，更需要提高自己对新闻实效性的认识。“有一次开吹风会，发言人刚就焦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发布会还没结束，消息就已经上网了。”

　　去年10月，丁巧曾跟随朱总理到柬埔寨参加一个会议。“我很钦佩朱 基总理和唐家璇部长（时任）。朱总理的讲话特别鼓舞人心，他从来不照稿宣读，好多话都是发自肺腑。唐部长为人随和，记忆力特别好。我跟他出过一次差，下次他见到我居然能叫出我的名字。”想成为一名高级外交官，就要有很好的素质。“口头、笔头外语的技能及多方面的知识，都是要积累的。”丁巧说自己热爱外交事业，虽然外交部的待遇并不高，“福利分房停止了，医疗也要改革，公务员的两大优势都没有了。但我还是要在外交部干下去。”

　　雷宁 为事件准备好耳朵

　　外语是后天学来的语言，不可能像母语那样自如。偶尔雷宁话一出口，“不知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说错了。”不过她从来没有被当场纠错的难堪：“经过培训的翻译，即使出错，也不会乱了阵脚”

　　雷宁的工作是不需要“露脸”的。大多数时候，即使是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她也是埋头或记录或翻译的那一个。常常未见其人，先闻其声。

　　雷宁在毕业前夕遇到的第一家招聘单位就是外交部。在雷宁看来，外交部是锻炼英文最好的地方。

　　一般新人到外交部后，会先有一年的培训期。前3个月是文化培训，上课的老师都是有经验的同事。理论课讲完后，接下来就是大量的实践。除了练习大段的口头翻译，还要练习记笔记。从外表上看，雷宁是那种特别沉静的女孩子，或许她这样的性情适合给领导人做翻译。“当领导人发言的时候，你不可能让他停下来。”即使是连续10分钟的讲话，也得尽可能少误差地全部翻译出来，因此，不但记笔记是翻译工作的一个重点，还需要不断地练习臂力。

　　同其他行业的翻译相比，在外交部工作还是公务员的身份，无论是工资还是综合待遇，都未必有社会上的翻译高，雷宁也经常面对这样的对比。雷宁被外交部吸引是因为：“一是它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工作，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提高，要求同时掌握好自己的母语和外语。二是这个工作可以带我走遍世界各地，拥有很多难得的经历。”而第二点常常是其它公司所不能给予的。

　　翻译工作分口译和笔译。口译又分为交传和同传。交传就是讲话人说完一段话后翻译开始翻。通常翻译不仅会参与记者招待会、会谈、谈判等较为正式的场合，还会参与较为随意的会见，形式上随便一些，内容也不会很深入，时间比较短。

　　“在翻译室很少翻译资料性的东西，都是时间紧、要求高的。”比如我国外交部致别国外交部的信函、两国联合声明、条约等。如果两个国家的母语都不是英语，就要找第三种语言，一般会选择英语作为依据。如果产生分歧，以英文文本为主，因为大家都认可英文。另外还要翻译一些联合公报，领导人之间的信函、贺电、慰问电等。

　　口译是一瞬间就要完成的，思考的时间特别短。“即使平时准备得非常充分，一瞬间也可能会找不到合适的词。”外语是后天学来的语言，不可能像母语那样自如。有时雷宁话一出口，就会马上觉得：哎呀，我要是能表达得更好就好了。这种遗憾时时刻刻在发生。有时也会出错。“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说错了。”一般来讲，雷宁参加的这些会议有许多懂英文的人，他们在这个时候都会给她即时纠正。“我从来没有被当场纠错的难堪，因为谁都知道错误是难免的。经过培训的翻译，即使出错，也不会乱了阵脚。”对这一点，雷宁很自信。

　　雷宁的一些朋友，见到她总爱聊一些天下大事。经常有人说：你们外交部干得也不怎么样，那么软，中国人的脸都给丢尽了。他们偶尔也会提起类似于钓鱼岛之类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在这些事情上比他们了解信息更多、更全面的人，就有更清醒的观点。谁都希望自己的国家是最强大、最有尊严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怎么做才能更有利于国家的利益。要找到一个正确的立足点，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处于什么样的状况，而不是逞一时之勇，图一时之快。”

　　雷宁经常要随领导人出访，最多的纪录是一年出去140天。工作带她到世界各地。这样的繁忙，令工作和个人生活总有相冲突的时候，但是同那些能够亲历的大事相比，雷宁认为个人的生活不足道。“刚开始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好奇。慢慢地，感觉历史就在自己身边形成。当后人在说起历史上的某个重要时刻时，我可以跟他们说：‘我当时就在那儿。’那种感觉多好！”

　　王薇 保护的是海外华人权益

　　前两年发生了所罗门撤侨的案件，驻邻近国家的使馆向国内求助，领事司通过民航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向那里派了一架飞机，花了100多万解救受困华人。王薇肯定，“这件事在华人中影响很大”

　　王薇还在上小学时，就对外事活动有了感性的认识。她曾经作为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给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献花，中曾根、阿拉法特、里根都曾接受过她的献花。她还参加过与外国青年团的联欢活动。高中时代，她对人物传记很感兴趣，特别是周总理的传记。当年中美外交的破冰之举——乒乓外交，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时，她觉得外交很有学问。王薇中学毕业后，学校保送她上了外交部定向代培的北外西班牙语专业。

　　王薇在领事司工作已经8年了，前6年在欧美大领事处，主管拉美地区的领事侨务工作。领事工作主要针对海外华人华侨，分为设立领事机构、领事磋商、领事保护等内容。领事司是主管部门，国外的领事馆和使馆里的领事部是具体执行政策的机构。王薇说：“领事工作最能代表中国政府的形象，代表政府对海外华人华侨的关心。”

　　她举了一个例子。前两年发生了所罗门撤侨的案件（所罗门发生政变，中国在那里没有使馆。当时交通封闭，导致华人无法撤出）。我驻邻近国家的使馆向国内求助。领事司协调民航和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国政府向那里派了一架飞机，才把他们接了回来。“这件事在华人中影响很大，国家花了100多万解救受困华人，使他们的生命财产得以保障。否则，他们在战乱中难以生存。”

　　外交部领事司就好像海外华人的“父母官”，领事保护是主要工作内容。保护华人华侨的利益，帮助他们解决遇到的困难，义不容辞。“如果有中国人在国外被害，我们就要通知家属，帮助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派往国外的劳务人员遇到停发、少发工资等问题，“我们也会负责联系，帮助解决，或把他们接回来。”

　　王薇曾在驻葡萄牙使馆工作过，当时正赶上葡国大赦，政府把符合政策的一些非法移民转成合法。王薇十分清楚，非法移民没有合法身份，只能偷偷工作。“这样会很危险，一方面会被警察发现，罚款或驱逐。另一方面，因为没有合法身份，工资挣得很低，工作也非常不稳定。”所以，她在坚持办案原则的同时，尽力为华侨解决实际困难。

　　在外交部工作，国家这个概念对于王薇而言已变得具体。“具体到一件事，一个人。” 使领馆在国外所做的事情，哪怕在自己眼里只是一件小事，但在华侨华人眼里就是代表国家。“做这项工作既要有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尽量照顾华人华侨，为他们提供便利。王薇曾在西班牙留学一年，虽然是在北外毕业的本科生，出去以后跟西班牙大学生和拉美地区的外交官一起学习，感觉还是起点差很多。首先是语言关，“当时压力很大，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往往有一些观点想法想要跟他们争论，却说不出来。”

　　虽然中国和西班牙距离遥远，但西班牙人对中国很了解，也很友好。“如果上课讨论涉及到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我原本准备站出来给他们解释一番，没想到他们对中国的情况还是有一些了解的。在谈到西藏问题时，他们也知道一些西藏的历史，没有原来想象的那种非要辩论一番的场面。”

　　有人认为外交官大部分时间在谈判，或者经常出席觥筹交错的酒会。“其实我们的工作是很普通的，有的地方甚至条件很差。”有的人会被派到有战乱的国家，像伊拉克、以色列。还有的人会被派到有传染病、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像非洲。东南亚一些地区还经常发生“排华”和绑架华人的事件。

　　但王薇真心喜欢这份工作。“工作给我带来了宽广的视野，丰富的经历，可以带我到世界各地。我可以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因此，这份工作很有价值，也很神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