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军（上海）

　　在最近一次的全上海工业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上海市市长韩正指出：“要花大力气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国际大都市。”

　　他强调，大家需要在上海的制造业精确定位上取得一致认识，并且指出，强大的制造业是把上海建设成为经济、金融和航运中心的有力支持。上海应该避免制造业的空心化并可选择不同于其他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模式。

　　韩市长的这番公开讲话，是在过去20年中反反复复设计产业政策之后，对上海经济发展目标定位的最终答案。这场政策之争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了。在90年代初期，一个称为“三、二、一”的发展战略（即优先发展第三产业）在上海浮出水面。和世界上的其他大都市一样，上海把目标紧紧盯在第三产业或者说服务业上，期望到20世纪末，第三产业占GDP的份额扩大到70%（今天第三产业仅占上海GDP的4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

　　上海因此减少了在制造业的投资和技术创新，取而代之的是在金融和贸易基础设施上的巨大投入。在轻工业方面，电子和电器产品市场份额急剧下降。上海原先的一些大品牌，例如飞跃、凯歌和金星等从人们的记忆中逐渐褪去，并被长虹、TCL等新出现的品牌所取代。

　　说实话，上海政府试图扭转上海在制造业上一路下滑的生产力的努力实在有些可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海是一个土地和人力资本都很密集的城市，其生活水平、生产成本已经比长江三角洲其他地区相对高出许多。因此，挖空40年的计划经济体系留下的工业遗产不仅是公正的，而且是有效率的表现。上海制造业的空心化不可避免，并在很大程度上当是中国区域经济市场化的一个必然结果。上海在耐用消费品生产上的衰弱正是其制造企业缺乏效率的证据而并非其他。但是，我们在上海听到的故事通常与此有很大不同。

　　如果你有机会同上海的政府官员谈话，那么你一定会对此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是从现实而非理论中所学甚多。例如对比香港和新加坡在1998年金融动荡中的经验，上海的官员们从不同版本的“双城记”中学到了东西。

　　在金融动荡过后，一个故事是说，香港的表现之所以如此糟糕是因为其制造业移址中国大陆的南部而空心化；相比之下，另一个故事是说，新加坡则依靠其坚实的制造业基础，成功地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香港和新加坡的故事教会上海官员很多经验，他们开始意识到在上海保留制造业的极端重要性。政府发展战略的焦点也最终又回到了原先选择的那些支柱产业，包括汽车、钢铁、石化、生物医药和电信等等。

　　然而由于较高的生活费用和与此相对应的工资增长，上海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缓慢，并被其邻近的浙江和江苏省超越。由于生产率增长的下降，上海制造业部门的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几乎停滞并低于浙江和江苏的很多城市。如果上海继续坚持发展其制造业，就必须克制未来的工资上涨并减慢其绝大部分蓝领人口的收入增长。而这反过来又不利于从全国各地吸引高技能和创造性人力资源，并可能继续在人才争夺战中败给北京和深圳，最终浪费了其独一无二的地理优势和开埠以来所累积起来的文化禀赋。

　　（作者为上海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