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史彦 北京报道

　　5月7日，律师陈晓萌驾车自武汉返京，比预计多花了一天的时间。“北京”牌照使他沿途遭遇了超过20次的苛刻检查。在河南某市，因为带着北京身份证，他被所有的旅社拒之门外。陈晓萌的感觉是，“在当地人眼里，北京人就好像个个带着病毒。我们遭遇到的不仅仅是防备，还有敌意，作为北京人，第一次感受到歧视，从前的优越感荡然无存。”

　　从北京来、说北京话、驾北京牌照的车，这些曾被当作炫耀的资本如今却给当地带来惶恐。隔离北京来客的事情在近期接连发生：为防止北京人进入，北京至塘沽国道被人神秘挖断；在西南某市，一辆载有三个北京人的公共汽车遭到四辆警车的追堵；从北京出发去任何城市的人至少要接受超过三次的体温检测甚至隔离……多数人表示理解，但心里却不无隔阂。

　　北京“非典”疫情发生后，从香港北上的心理医生乔震宇几乎每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在他位于朝阳区ＣＢＤ的咨询所里，电话响个不停。总结一些案例后，乔震宇得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北京人对于“非典”疫情的恐惧部分来自于外地的心理感染，“事实上，许多外地人对北京疫情的恐惧心理远超过身处北京的人群。就像不久前对香港的态度一样，多数人愿意把看不见的病毒具体化，于是北京人在他们眼里成了病原体。外界道听途说的只言片语经过几手传递已经完全走样，通常被数倍夸张，这些信息通过互联网、电话等途径又传回北京。尽管与真实所见的情形并不相符，信息不对称却使许多人此时更愿意相信坏的消息，人类有着从众的习性。于是城外传言在城里引起了恐慌，比如封城的说法”。乔震宇的第一个咨询者是典型例证，供职于中国网通的刘飞在一天接到十几个问候电话之后开始变得焦虑。乔震宇解释说，“因为外地亲友传递的信息远比他所了解的要严重许多。当面对无踪影的病毒，又陆续接到十个这样的问候电话时，你肯定会产生恐慌。‘三人成虎’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电话里告诉成都的朋友北京很多人仍在放风筝，他们不相信，他们甚至想象北京街头绝对应该空空荡荡”。

　　虽然对于病毒本身的畏惧应当是第一位的，但在乔震宇手中的四百多份咨询记录中，多数恐慌心理都是在主体广泛接触各类传闻、谣言之后出现的。也有一个例外，一个咨询者经过密云某村庄入口时，看到半个月前封闭村庄用的麻绳被半人高的砖墙代替，他感觉“可能疫情发生了大变化，因而心情突然变得忐忑不安”。

　　对此，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吕秋云教授建议，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应对措施应考虑到对民众的心理影响”。毫无疑问，绳索、树枝、土堆和砖墙对人产生的心理暗示有显著差异。她把目前的疫情看作是对全民心理的测试。虽然在2000年我国灾后心理干预活动就开始启动，在洛阳大火、“5·7”空难、北大山鹰社山难等灾难发生后，心理专家均参与了对去世者家属的心理干预活动，但面对着正在发生、具备致死性的“非典”疫情，心理专家的工作也不同于以往的事后心理救灾。按照统计，灾难发生后70％的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释放情感较为顺利地渡过痛苦时期，但也有30％的人会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十三、十四世纪欧洲爆发鼠疫，留下的最严重的后遗症就是精神疾病。

　　心理医生对此有充分的准备，但他们无法预计目前最典型的“医院恐惧症”会持续多久。

　　5月3日，宣武医院的护士韩林赶往医院参加体检。听说去宣武医院，出租车司机立刻没了热情，直言“离我远一点”；第二辆车没有拒载，不过司机提出“多付20元”的要求；最后她只好打了一辆黑车。各大医院周边没有了以往等候载客的情景，空驶出租车经过医院门口时加大油门疾驶而过，对要去医院的乘客司机准备好了一堆拒载的理由。宣武医院收治重症患者的消息发布后，打进宣武区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增加许多，医院附近的居民纷纷表示对“非典”的担心。虽然居民获知从医院核心区到公共区已经设立多层隔离且相距甚远，但或是提前搬迁、投奔亲戚，或是每天反复消毒十几次，这已成为许多医院附近居民的共识。

　　所有专家都在关注其中微妙的心态变化。与吕秋云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她的同事丛中教授，他担心“非典”正逐步演化为一些人的心理疾病：“社会心理研究向我们揭示出人类有跟从的习性。当人们对某件事情形成共识的时候，无论这种共识是对事物的正面评价还是负面评价，最终的结果都可能引发人群的一致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人是以别人的行为作为自己行为的参照物的。”

　　实际上，在经历了最初的慌乱之后，恢复正常生活是北京市民的愿望。但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防治“非典”热线和北京市“非典”心理咨询热线中，大夫们重复得最多的话就是“没关系，您这可能只是普通感冒、咽喉炎，不用太担心。”接线生唐健在5小时内接了110个电话，其中大部分市民都是因为不了解“非典”而盲目恐慌：体温只有37℃多或喉咙发炎就怀疑自己得了“非典”，有的甚至因过分担心连饭都吃不下，看到电视里播放有关“非典”的报道就感到浑身无力。极端的例子是：自己不敢出门，也不让家人出门，所有生活用品和食品让朋友代买，朋友将物品放在门口，等朋友走后才开门拿这些东西，进屋前还必须用酒精严格消毒。

　　丛中认为，这样的恐慌由公众缺乏安全感所致，“非典”存在的诸多未知因素会导致心理上出现不安全感。“非典”病症广泛的传染性加上可能死亡的症候给人们心理带来威慑，这时传闻充当着满足安全感的支柱之一。人们互通信息、互通心地、互相提醒和安慰，是一种安全需要，但寓于个体的恐惧感也可能弥漫于人群或社区，抑制恐慌心理是危机状态下减少损失的重要社会因素。

　　很多迹象表明事情有了变化，当一名“非典”患者从北京逃往辽阳时，在海淀区双榆树，64岁的张卫昆和几位老友每天在街上提醒人们不要随地吐痰。他们没有罚款的权力，却用行动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使这个在很多地方难以推行的禁令得以落实。他的举动得到众口一词的赞誉。社会学者邴正希望通过这场疫情能提高公民的公共意识：“个人是社会的最小的分散的实体。公共领域是每个公民共同需要、共同拥有的生存、生活环境，公民个人不能只要求社会给予他公共安全，而自己却在有意无意之中威胁、破坏公共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