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变化适者生存

　　古城老报焕发青春

　　《巴尔的摩太阳报》，创刊于1837年，是美国历史较久的著名日报，隶属论坛公司，有多个地方版。2001年3月至9月平均每日发行量306341份，居全国第二十八位；星期天版发行量474230份，居全国第二十二位。

　　一、 东部古城里的红太阳

　　2001年10月23日清晨，在美国东北部一片炭疽病恐慌中，我从宾州驱车前往美国另一个相对古老的城市巴尔的摩。巴尔的摩靠近首都华盛顿特区，是由纽约、费城等地去华盛顿的必经之地，因此旅行社拉客去华盛顿时，必将巴尔的摩列入游览点，其实也就是顺道看看港口之类，难睹该城真容。

　　今天访问的对象是该市最大报纸，历史上也较有名气的《巴尔的摩太阳报》。这家现隶属全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公司的著名报纸座落在市中心区的卡尔福特大街北501号。卡尔福特是马里兰州早期殖民地领主的姓，巴尔的摩市后来即以该领主家族的世袭男爵的名字命名。到达该报之前，我迷了路，眼望着前面如林的高楼大厦，按雅虎提供的路线试走了几次也未找到，只好在一个加油站停下问路，但一问三不知。我再试，按地图逐渐缩小范围，最后总算找到报社。原来这条大街很长，分南北方向，中间又被截成数断，且从两个方向设立单行线，所以有些迷惑人。但这样一转，发现巴尔的摩果然名副其实是个热闹的老城，街道相对狭窄，路边高楼林立，到处车水马龙，新老建筑杂陈，中心区高耸的教堂，与周围新建的高楼相互印照，留下岁月的流痕。

　　该报也没有地方给来访者停车。好在门口不远处的咪表停车位还有空，我就将车停在了那里。

　　巴尔的摩位于马里兰州，不是该州的首府，但规模和名气都比首府安那波利斯（Annapolis）大得多。这在美国较为普遍，大多数州的首府默默无名，而很多著名的大城市都不是首府，如纽约、费城、芝加哥、底特律、洛杉矶、旧金山等。巴尔的摩建市于1729年，1812年美国独立战争中该市挫败英军的猛攻，声名远播。从19世纪初起，该市发展加快，成为仅次于纽约的全国第二大贸易中心，人口数量在全国排第三。巴尔的摩市在美国历史上创造了若干第一，如1827年修建成全国第一条铁路——巴尔的摩至俄亥俄的铁路；1844年在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电报通讯，接收到的第一条电文是“上帝干了什么？”（What hath God wrough?）；其他还有联通全国首条国家公路（the National Road），建成全国第一个天主教堂，任命全国第一个大主教等。1904年的一场大火迫使城市重建大部分建筑。现在是美国十大城市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海港城市之一。80年代的一系列建设为该市增色不少，成为美国旧城改造的经典。

　　就在这样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心，我找到了红色的《巴尔的摩太阳报》。从有关记载看，这家报纸并非该市最早的报纸。在它创办之前，巴尔的摩已经有3家日报，日报数量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三。但只有《巴尔的摩太阳报》这后起之秀存活下来。该报于1837年5月17日创刊，创办者是在纽约创办第一份大众报《纽约太阳报》的本杰明•戴的印刷商朋友威廉•M•斯温（William M. Swing）。斯温曾与朋友合伙在费城创办《费城大众纪事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但不太成功，这份报纸数十年后被著名的《费城问讯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兼并。后来他受《纽约太阳报》成功的影响，决定到尚无大众化报纸的巴尔的摩创办一份同名报纸。不巧的是，他的《太阳报》创刊时，正逢当地经济萧条、银行纷纷倒闭，很多人为这新生报纸捏着把汗。但《巴尔的摩太阳报》以便士报纸的价格和大众化的风格吸引读者，并利用本市在电报通讯上的领先地位，在全国最先采用电讯新闻，与费城、纽约的报纸交换最新消息，使得该报的独家新闻超过本市任何一家报纸，从而很快站稳了脚跟，创刊的当年底发行量就达到12,000份的大数目。该报在创刊的当年还在华盛顿建立分社，迅速准确地报道全国性新闻，引起政府和其他报纸的重视。

　　《巴尔的摩太阳报》的楼房大约七八层高，用红砖砌成，但因时代久远，红砖略微发黑，远远看上去呈暗红色，没有任何鲜亮的感觉，在喧嚣的闹市中很不起眼。但走近细看，却发现这座楼房的式样较为独特：临街的这一面竖着三面旗帜（其中一面是国旗），楼房下面是透空的，右面可看见楼房的另一侧；左侧有几级台阶，但台阶与马路并不平行，沿着这“斜梯”走上去，可见若干小门廊，在第一个门廊上端，镶着THE BALTIMORE SUN（巴尔的摩太阳报）几个金字，上面黑糊糊的一片是老鹰、妇女、火车、轮船及LIGHT FOR ALL（阳光普照）字样等组成的图案，四周还有辐射的光线（这个图案也是该报报头的组成部分）。楼房前人行道上的地砖也是用红砖铺就，与楼房颜色浑然一体，仿佛是楼房的延伸，与旁边人行道的白色路面反差很大，像是铺了一片红地毯。此刻是上午9点多钟，看不见人员进出，透过门廊或架空的楼层望里看，也无人影晃动，于是这形状怪异的旧楼看上去就像一座无人居住的被遗弃的楼房。但后来进得楼房里面，却发现四处生机盎然，一派忙碌景象。

　　不过，距首都华盛顿只有40英里（合64公里）的巴尔的摩市，不免地位衰落。而且交通越是便利，衰落越发明显。就旅游而言，人们到巴尔的摩只是顺便路过，到华盛顿却是安顿下来、细细品味，人们宁愿住华盛顿郊区而不愿住巴尔的摩。就业也如此，很多巴尔的摩的高级人才跑到华盛顿去上班，早出晚归。更重要的是，这种格局也影响到报纸，增加了巴尔的摩报纸与首都报纸竞争的压力，这一点后面还会涉及到。

　　二、 晚报兴衰记

　　接待我的是该报行政管理主编爱德华•休伊特（Edward D. Hewitt）先生。休伊特是受该报总编辑威廉•K•马里莫（William K. Marimow）的委托与我联系的。当初我的信在公关部经理那里碰了壁——该经理刚调离，新经理是谁他也不告诉我，但马里莫让休伊特写来了第一封回信，此后我们有多次信件来往。

　　休伊特面色红润，戴着眼镜，满脸白胡子，工作证件挂在裤带上。这位年约五六十岁的老先生不苟言笑，但很热情。他是报社的老人，对编辑部和经营部门的情况都很熟悉，我们谈了近2小时，包括他的经历。

　　他说：“我于1965年2月10日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当时在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市（Norfolk）的《弗吉尼亚人导报》（The Virginian-Pilot）当记者。在诺福克的老多米尼恩大学（Old Dominion University）学习期间，我利用周末和暑假的时间在《弗吉尼亚人导报》工作，既获得收入又学到知识。我那时还兼任校报的主编，但我没有获得学位。在《导报》我担任过本地新闻部的‘任务记者’（general assignment reporter，意指在完成本职采访任务的同时负责向其他记者分配采访任务的记者，类似中国一些报社近年兴起的‘首席记者’）、体育专栏作者和新闻编辑部的文字编辑。1968年9月23日，我加入《巴尔的摩太阳晚报》，当文字编辑。从1972年3月至1976年3月，我担任都市新闻版的助理主编，此后直至1991年4月，我担任晚报的副刊部主编。然后我被任命为《太阳报》（晨报）的行政管理主编，直接归当时的总编辑兼高级副总裁约翰•卡罗（John Carroll）领导。到1994年4月，我又被增加了一个督导员（ombudsman）的头衔，督导员也被业界称为‘读者代表’，是代表读者监督报纸运作程序的意思。如今我直接向现任总编辑兼高级副总裁比尔•马里莫报告。”

　　他说到“比尔”，我有些不解，忙问：“现任总编辑的名字不是叫‘威廉’吗？为什么把‘威廉’称作‘比尔’？”他终于露出亲切的笑容，说，“那是对他的昵称，这里的人都叫他‘比尔’。在美国，威廉的昵称就是‘比尔’。”这使我恍然大悟，方知为什么一些名字会有出入。例如《纽约时报》1945年派出的世界第一个报道原子弹袭击全过程（即广岛原子弹爆炸）的记者，中国新闻界知道他叫“比尔”，其实他的真实名字是“威廉”。

　　从休伊特的介绍中得知，《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历史比本书前面介绍过的所有报纸都长，而且经历了由晨报到晚报再到晨报的过程，这一发展折射出美国报纸由晚报向日报变迁的大趋势。

　　他说：“我们这份报纸创刊于1837年。150年前，它是一份晨报。但到1910年，它又创办了一份同名晚报，也即该报的晚报版。此后晚报版发展壮大，成为主要报纸，晨报倒变成附庸。直到1995年，我们同时拥有两份报纸。1995年之后，我们将晚报关闭，只保留了晨报。这个过程说来也很有意思。我是1968年到这家报纸的，迄今32年。我来的时候，巴尔的摩有两家晚报，每家发行量都在20万份以上，而我们的晨报发行量却越来越小，无法和晚报相比。外地人只知这里有晚报而不知有晨报。

　　“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整整一代人之前，我的意思是指37年前，这里很多人在工厂、车间里工作，每天早上6点钟就上班。这大批工人没有时间读早晨出版的报纸。他们下午四五点钟下班回家后，才有空坐下来看新鲜热辣的下午版报纸。所以晚报的读者越来越多，晨报的读者越来越少。然而景况变迁，近30年来，工厂相继关闭，市区内工人大幅减少，出现了大量白领工作岗位，这些白领员工早上9点钟才上班，因而有时间读早上出版的报纸。他们上班前就在家中获得报纸，然后带在身上，在汽车、火车和轮船上阅读，午餐时还可以继续阅读。他们下午五六点钟下班，急忙往家里赶，无需再读晚报。这样，晚报市场开始萎缩，晚报的发行量开始减少，并且目前还在继续减少。很多晚报因此而关闭或改为晨报。所以说，晚报的消亡，并非晚报办得不好，而是因为现在的人们下午另有事做，读晚报的时间少了。

　　“与此同时，我们的晨报开始扬眉吐气，发行量节节上升。终于到1995年，我们不得不决定将曾经辉煌了几十年的晚报关闭。但关闭晚报我们没让一个人失业，所有晚报工作人员统统转到晨报工作。我们扩大了晨报的规模，加强了采编力量，扩充了版面，将晚报人员全部消化。很多晚报读者也转到了晨报，使晨报发行量进一步扩大。”

　　休伊特的这番谈话，形象地刻划了美国晚报由兴旺到衰败的喜剧性变化，也为晚报消亡原因的“产业调整说”增添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我不由得想，美国目前仍然存在的约700家晚报，今后将面临怎样的命运？就在我回国之前不久，《斯塔藤岛前进报》的日子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好过了，因为纽约市两家发行量很大的报纸纽约《每日新闻》和《纽约邮报》已经“捞过界”，开始出版斯塔藤岛版，向这世外桃源发起了进攻。这是后话。

　　三、 竞争中求胜

　　休伊特接着谈到地方报纸如何在与广播电视等新媒体及周边大报的竞争中取得胜利。他说：

　　“30年前，人们百分之百依靠报纸获得新闻信息。但现在不同了，我们所有人都与电视生活在一起，如CNN、CBS、ABC等电视网，人们从电视、广播还有如今的网络获得新闻。如果我们还想要人们买《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话，报纸就必须从原来的样子上作很大的改变，我们必须给读者一些他们从广播、电视上得不到的东西，一些独特的东西。现在的读者当然对整个世界有兴趣，但他们还是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了解本地、本社区及邻里之间发生了什么。换句话说，他们对本地新闻更感兴趣。电视恰恰在这方面做得不够。电视受记者数量、拍摄条件、制作成本、传输时效等限制，目前无法做到像报纸那样密集覆盖本地和社区新闻，而我们可以给读者更多发生在学校、在你周围的新闻。

　　“为了以地方新闻与广播电视竞争，我们还开辟了很多地方版，我们在周围几个县都辟有地方版，我一会儿会给你看我们的地方版。在撤销晚报后，我们把大量的人员投入到地方新闻的采编岗位上，从而大大扩充了本报的地方新闻报道。可以说，我们的晚报关闭之日，就是我们的晨报扩张之时。但加强地方内容报道后，又与那些更加地方化的报纸，包括一些周报产生了竞争，他们都是各县自己的报纸，有不少是日报。这样，我们就设法使报纸的内容更全，那是地方小报的弱项，他们没有那么大的实力去涵盖更多的新闻。我们同时加强国际新闻、国内新闻、财经新闻和体育新闻，使读者每天获得一份大而全的报纸。我们称此为‘一站制消费’，即订阅了我们的报纸，便既了解天下事，也了解身边事。读者订阅了我们的报纸，无需再去买财经报纸、地方小报、体育报纸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也没有时间再去读其他报纸。对这些读者而言，他们正需要一份像我们这样的报纸。

　　“我们还与《华盛顿邮报》激烈竞争。我们是巴尔的摩唯一的日报，但你在这里可以订到《华盛顿邮报》，而华盛顿离这里只有40英里，所以我们与它（指《华盛顿邮报》——笔者）有竞争。我们这里共有5个县，它们是巴尔的摩县（Baltimore County）、安阿兰德尔县（Anne Arundel County）、豪沃德县（Howard County）、卡罗县（Carrol County）和哈特福德县（Hartford County）。其中豪沃德县距华盛顿最近，很多住在该县的人可以到华盛顿上班。在一些家庭，丈夫在巴尔的摩上班，而妻子在华盛顿上班。因此这个县的很多居民订阅《华盛顿邮报》，我们与该报竞争最激烈的战场也在该县。该县的读者也面临选择，以决定订阅《巴尔的摩太阳报》还是《华盛顿邮报》。一般来说，要看工作地点，如果你在首都工作，你可能会对华盛顿的新闻感兴趣，因此你会订《邮报》。所以，我们尽最大努力，让包括这些人在内的读者，有理由订阅我们的报纸。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安阿兰德尔县，那是首府安那波利斯所在县，而安那波利斯有一份晚报，每周出五六天。我们在那里与该晚报争夺读者。所以你看，我们除了与广播电视竞争，还要与《华盛顿邮报》竞争，与安那波利斯的报纸竞争，甚至在卡罗县也有一个不小的竞争对手——《卡罗县时报》（Carrol County Times）。有的卡罗县人会说，‘我们可以从《卡罗县时报》获得本地信息，从电视上获得全国和国际信息，为什么还需要《巴尔的摩太阳报》？’所以，本报在该县也遇到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你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要办那么多的地方版了。例如，我们在卡罗县，就是要通过那个县的地方版，让当地读者不仅获得国际、国内、体育、财经、副刊等优质内容，也可得到他们想要的卡罗县的地方新闻。在这方面，《卡罗县时报》是难以做到的。”

　　休伊特关于该报应付竞争的谈话，令我听得津津有味。我们中国一些省报或省会报纸不也面临类似的境况吗？我有兴趣继续这一话题，于是他又说：

　　“人们也许会说，有了电视就有了一切，无需再看报纸。但这不符合事实。你确实需要一份大型报纸来获得足够的信息和资讯。人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和电视的竞争已经不太激烈了。在哈特福德和巴尔的摩两县，目前也没有真正的竞争者。那里过去有一些地方周报，但我们已把它们统统买下。《华盛顿邮报》是一份办得很好的报纸。该报的发行量比我们大得多，挣的钱也比我们多得多。这样一份优秀的报纸，逼迫我们格外努力地工作。我们不得不在与其竞争最激烈的豪沃德县布以重兵。我们在每个县都设有记者站，每个站的人数一般都在10至11位记者和几位编辑，但我们把最优秀的记者和编辑放在豪沃德，我们在报纸中专设豪沃德板块，该板块每周一至周五出版，努力向该县读者提供最好的服务。我们在那里的记者必须与《邮报》竞争。但《邮报》员工的收入比我们高，该报会利诱我们的记者。前几年，该报就从我们这里挖去了几位优秀记者。两年前，《太阳报》在全国的排名在第十名左右，而《邮报》排名第四。我们努力维持这样的格局，办法就是保持强势地方报纸的实力。我们也很注重华盛顿的新闻，专门在那里设了分社，人数比几个县的记者站稍多。分社的任务是报道国会、联邦法院、五角大楼、白宫等国家机构的新闻，但我们的重点放在覆盖当地新闻。我们在巴尔的摩县的读者比巴尔的摩市的读者还多。”

　　四、 五大地方版提升竞争实力

　　休伊特反复强调加强地方新闻的份量，目的就是为了与广播电视、外来大报和地方小报竞争。这使得我对美国报纸纷纷出版地方版有了更深的理解。

　　在中国大陆，报纸出地方版的现象比较少见。改革开放前的30年绝对没有，改革开放的头10年也几乎没有，只从90年代以来，出现少量地方版，如《人民日报》的华东版、华南版；《深圳特区报》的华东版。但在美国，核心报纸出地方版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特别是那些在当地有较大影响的地方报纸，如《芝加哥论坛报》、《洛杉矶时报》、《底特律自由报》、《波士顿环球报》以及笔者将要访问的《费城问讯报》等。这些报纸的地方版都是新闻、发行、广告三管齐下，增强报纸在小城市的吸引力，最终扩大广告收入。

　　美国报纸的这一经验，很值得中国报纸借鉴。一个大城市报纸，经多年发展，在本市的发展潜力会逐步减少，但周边广阔的空间却可以不断开拓。以笔者所在的深圳为例。深圳下辖六个区，《深圳特区报》是当地的龙头报纸。但该报长期以来对这些区，特别是特区检查站关外的两个区（宝安和龙岗）的区内新闻覆盖不够，有限的报道也放在了政务色彩很强的对各区首脑机关的报道。这一做法给各区发展自己的报纸留下了空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这些区最多只有内部发行的区办报纸，连广告都不能做，完全不成气候。但如今一些区纷纷努力创办公开发行的报纸，在短短两三年内，已先后有《宝安日报》、《龙岗日报》及《南山日报》创刊，其中《南山日报》去年才创刊。如果《深圳特区报》于5年前在上述三区，特别是离市区较远的宝安、龙岗区创办地方版，用三分之一的篇幅刊登当地乡镇、社区的新闻，用较低的价格吸引只在地方版刊登的零售商广告，并以这些地方新闻和广告内容扩大在当地的发行，相信那几份区办报纸就不会诞生，即便诞生也难以和已经扎根的有强大经济实力的《特区报》地方版抗衡。

　　我曾在给深圳特区报业集团中层以上干部做的一次报告会中举例说，龙岗区大鹏镇是一个距深圳市区较远（2小时车程）的滨海大镇，过去那里完全没有可经常看到当地新闻的报纸，而当地却有若干规模较大的超市。这些超市如想在报上刊登广告，唯一的选择是市区的报纸，如《深圳特区报》或《深圳商报》。在这些报纸上登广告，价格很高自不待言，效果也很差——这些报纸的读者又有多少会去大鹏镇的超市购物呢？所以，大鹏镇人很少到市区报纸登广告，市区报纸的“性价比”对该镇潜在的商品销售广告客户不具备吸引力，当地的报纸广告市场处于待开发状态。如果我们在龙岗有一个地方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报纸在当地的销量会增加，广告商可以以较低廉的价格在这个只针对龙岗区的地方版上登广告，他们不会关心其他五个区的读者是否能看到这份报纸。

　　2002年6月，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长范以锦先生在与笔者的私下交谈中，也很认同地方版的效应，相信《南方日报》一旦在全省某些市县开辟地方版，报纸的广告状况会大为改观。不过他告诉笔者，为保护一些市县现有报纸不受冲击，省里对省报在各地办报还有一些限制。可见，至少对省报而言，还存在一些政策壁垒，这些壁垒阻碍了大型优秀报纸的扩张。但对一些中心城市报纸，也包括《深圳特区报》这样边缘城市的报纸，并无类似壁垒，是否办地方版还属于观念与决心的问题。

　　还应注意的是，美国报纸的地方版大都是近距离的，即主要限于周边地区，是报纸覆盖范围的自然延伸，也是对本报资源的充分利用。而对于远距离办地方版，则涉及印刷、采编力量等问题，特别是涉及与当地大报的竞争问题，往往需巨额投资，不可贸然决策。对于冠以地方名称的报纸到外地以同名异地办报，也会在当地读者的认同方面遇到阻力。全国性大报办地方版有其优势，但如果不放下架子努力适应当地读者的需求，也难获成功。

　　我们还是来看看《巴尔的摩太阳报》的地方版吧。

　　根据休伊特先生的介绍及后来他领我在编辑部看的不同版本的大样，该报每周一至周五都出至少5个版本的报纸，分别为豪沃德县版、卡罗县版、安阿兰德尔版、哈特福德县版和马里兰版（即巴尔的摩版）。这些报纸的多数内容是相同的，但在头版报头下注明某地方版字样，头版新闻会有所不同，第二叠的都市板块则基本不同，以充分体现地方特色。都市板块是各报仅次于第一板块的重要内容，也是吸引广告的重要版面。各地方版在都市板块的首页都冠以通栏大字报头，以马里兰与某某县的名字命名，其中又以县名为大，占据通栏位置，马里兰以相等于报头四分之一大的字号放在上面，形同引题。这个报头表明，该板块的内容除了本州（马里兰）的一些重要新闻外，全部是本县内容，包括天气预报和广告。这一地方板块为18页左右，视广告数量而增减。

　　下面以笔者访问该报的2001年10月23日这天为例，看看该报的内容分配及地方版情况：

　　这一天是星期二，报纸共74页，售价50美分。当日头版，巴尔的摩版和其他3个版都以4栏宽的标题《2邮局工人死于炭疽病，另2名患病》（2 mail workers die, 2 ill）置于头条位置，惟卡罗县版用了《炭疽病恐慌蔓延》（Anthrax fears widen）的标题，同样占头版位置，4栏题。头版其余内容相同。

　　整个报纸分6叠：A叠为新闻，共24页，包括“太阳报专题”和国内新闻摘要，国内新闻，“反恐之战与国际新闻”（WAR ON TERRORISM / THE WORLD），“反恐之战与炭疽病恐慌”（WAR ON TERRORISM / ANTHRAX SCARE），社论与来信，评论等；B叠为都市板块，分不同地区：

　　马里兰版（即巴尔的摩版），18页，包括马里兰新闻，巴尔的摩市和巴尔的摩县新闻，天气预报，分类广告，及2个版的讣闻报道和讣闻广告；

　　卡罗县版，20页，包括马里兰新闻，卡罗县和地区新闻，天气预报，广告；

　　安阿兰德尔县版，20页，包括马里兰新闻，安阿兰德尔县新闻，天气预报，广告；

　　豪沃德县版，20页，包括马里兰新闻，豪沃德县和地区新闻，天气预报，广告；

　　哈特福德版未收集到。

　　以上4个地方版B叠的头版格局基本一样，主图都是一幅天鹅照片和一幅天鹅与科研人员在一起的照片，图片说明是5只小天鹅在其父母的看护下，得到科研人员的精心照料，但其他内容多数不同。如豪沃德县版与安阿兰德尔县版的头条、三条、四条和五条及导读都是不同的新闻内容。可以想象，编辑设计了相同的版式，夜班只需填上不同的稿件即成。

　　C叠为经济，共10页；D叠为广告特刊，共6页；E叠为体育，共8页；F叠为“今天”（TODAY），共8页，含各种副刊、电视节目和卡通画等。

　　我当时获得的最新的星期天刊是2001年10月21日的报纸，当日共270页，售价1．66美元，无地方版，分15叠。在平日刊基础上增加的板块有：E叠，“艺术与社会”（AARTS & SOCIETY），16页，包括电影、流行音乐、美术、婚礼、图书争鸣、书评等；F叠，“视野”（PERSPECTIVE），6页，包括时事评论、上周回顾、棋牌游戏等；I叠，“太阳报广场”（THE SUN PARADE），8开，24页，全部彩色铜板纸；N叠，“家居”（HOME & FAMILY），10页；O叠，一周电视，16开，52页；R叠，旅游，10页。另外还有：H叠，招聘分类广告，22页，分2叠；汽车分类广告，30页，分2叠；房地产分类广告，24页，分3叠。

　　除了分有5个地方版，该报还按时间划分出版不同版本，设置了几个不同的截稿期，这主要是为了及时印刷和发行。这也是美国报纸的通常做法。《巴尔的摩太阳报》也以“＊”的数量标示版本的先后，星越多则报纸出版越迟，也说明稿件更新次数多。一般是巴尔的摩市区及各市零售的版本为最后版本，因为这一部分报纸或者投递距离近，或者上市时间晚（零售报纸上摊时间无需早晨6时到达）。上面列举的星期天版，头版报头下就有4颗星，并注明“FINAL”（最后版）字样。

　　如此看来，该报夜间印刷工序及发行投递中的版本安排是十分复杂的。

　　五、 主编：我们从不考虑广告

　　休伊特告诉我，为了实现报纸“一站制消费”的目标，《巴尔的摩太阳报》不仅在扩大地方新闻覆盖面上下了很大功夫，还在获取独家的国际、国内新闻上花了不少本钱。他说：

　　“我们不仅在华盛顿等地设分社，还在编辑部设有3个全国机动记者，他们随时赶赴全国任何地方，以报道重大突发事件。这使得每逢大事，总有我们自己的记者在场。此外我们还建有5个驻外分社或记者站，分别在伦敦、中东、莫斯科、北京和约翰内斯堡（南非）。现在，我们的反恐战争爆发了，所以我们将所有驻外记者都调集到阿富汗附近。例如我们把驻北京的记者调到巴基斯坦，把驻莫斯科的记者调到阿富汗，把驻伦敦的记者调到美军的一艘军舰上，等等。所有驻外记者现在的报道内容都是中东的反恐战争。在巴尔的摩市，我们有很大的犹太人社区，他们基本上都是我们的读者，并且对中东的新闻很感兴趣，所以现在我们让驻外记者全力以赴地报道中东新闻。地方报纸很少有像本报这样派这么多记者到反恐现场的。

　　“过去很多年前，我们还是一家独立报纸时，我们的驻外机构一度多达12个，但那样花费太大了。进入报业集团后，机构撤销了大半，因为我们可以依靠集团内其他报纸获得相应的国际新闻。对于近处国家，我们宁愿临时派人去采访，也不设记者站了。例如15年前，我们在墨西哥设有记者站，现在我们可以派记者飞到墨西哥，如果需要的话。两个月前，布什总统访问墨西哥，我们就派了一位记者到位于墨西哥和我国德克萨斯州的交界处，报道两国对布什总统这次外交活动的反应。这位记者在那里工作了一星期。他不需要采写每天的硬新闻，那些新闻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来源获得。他主要写特写，这是我们报纸区别其他报纸的办法，也是吸引当地读者的手段，他们打开报纸会读到在其他报纸上看不到的生动报道。我们这样做，这比设记者站让记者长期在那里生活便宜得多了。”

　　“能否谈谈贵报的现状？”谈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不想漏掉这些基本情况。

　　“当然可以，”他说。“我们编辑部有400多人，包括编辑、记者、摄影记者、版面设计者、文字编辑及技术服务人员。但这不包括社论部，该部不归比尔总编辑管，他们自己有一个主编，设有10多名评论员。社论版主编和比尔都直接向发行人报告。

　　“比尔是高级副总裁和总编辑。编辑部的二号人物是执行总编，然后有3名副执行总编。副执行总编的分工是：一名负责新闻，包括头版新闻编辑、主持编前会、根据新到的新闻调度版面；一名负责都市新闻，包括指挥所有地方记者、五县记者站及有关编辑工作；还有一名负责体育和副刊部分。再下来有5名助理执行总编，他们分别负责体育部（55人）、副刊部（55人）、摄影部、美术设计部等。他们实际上兼任这些部的主编，管理各部日常事务，向副执行总编报告。还有一些部门，如经济部、都市新闻部等，有自己的主编和助理主编，这些主编向有关助理执行总编报告。”

　　“你们采编人员的比例如何，例如有多少编辑？”我又问。

　　“我们大概有75名编辑。都市新闻部的主编主要负责巴尔的摩市的新闻，他有若干助理编辑和大约40名记者供自己指挥调遣。本报记者和作者总数约为200多人。整个报社有1700人。经营部门包括广告、发行、营销、印刷、管理等人员。我们收购的五六家周报的员工未包括在这1700人之内。它们都是免费发行的周报，其运作相当独立，连我都弄不清楚它们有多少人。

　　“我们隶属于一个很大的报业集团，即芝加哥的论坛公司。本报原来是一份家族报纸，一直是独立运作的。但到了1986年，报纸被出售给洛杉矶的时报—镜报公司。去年，论坛公司买下了整个时报—镜报公司，因此我们也跟着加入了论坛公司。这家公司有11份日报和22个电视台，还拥有一个棒球俱乐部。论坛公司正向全国各地扩张。但今年对报纸不利，特别是从上个月开始。很多报纸的广告明显下跌，但论坛公司可以从全国广告的联合销售中节省开支。关于本报的发行量，现在平日刊为32万份左右，星期天刊为47．5万份左右。”

　　我再次发问：“你们在报道新闻时是否顾忌广告效果？听说你们美国报纸有时也会看大广告商的脸色行事呢。”

　　他一听连忙摇头摆手：“我们从不考虑广告。在我们编辑部与他们广告部之间有一堵墙，这堵墙很高。广告部员工和编辑部员工是完全不同的。当我们的记者采访某公司时，他绝不会考虑这家公司是否是广告大户。你会看到报纸上有一些广告特刊，它看上去有点像副刊上的内容，但注明是广告。这些特刊都由广告部运作，和我们无关。我们的记者只管写新闻。广告部不愿失去金钱，而编辑部不愿失去读者。也正因为这样，你刚才问到的广告收入，我无法确切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编辑部每年花费大约4千万美元。广告应比这个数字多若干倍，我想。”

　　六、 记者：虽说无定额，未敢松懈之

　　接下来，休伊特先生谈到了对记者的管理。他说：

　　“我们的记者都在不同的部门工作。例如，经济部的记者，永远在经济部工作，尽管他们有时写的稿件被安排在一版。当他们为一版写稿时，仍然向经济部主编报告。在这里，记者没有固定的发稿定额。如果你分工报道犯罪新闻，你一天可以写三四篇报道。棒球记者也如此，他们可以写很多报道。但如果你报道环境，不妨举这个例子吧，你一个月可能只写五六篇稿件，因为你需要调查和观察。我们从来不数记者发了多少稿件。

　　“你刚才问怎样测算他们的工作量？有时比尔会审阅那些很重要的或敏感的稿件。但作为一个记者，你必须关注哪些事情已经发生，而哪些新闻还正在发展。你必须将你的发现报告给编辑，编辑也会主动问你这些情况。你不能向编辑或主编说：‘今天给我什么任务？’那是你的事情。你要做的就是保持与消息源的接触。如果你跑了一圈没有得到新闻，或在你分工的领域有新闻被电视报道了而你没有报道，那我们会认为你干得不好。当我们比较了你和其他记者的工作表现后，你的收入会受到影响。

　　“我们聘用的记者编辑都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们不从大学直接聘用记者。你说得对，我们只从其他报纸挖人。他们可能在其他报纸已经干了10年。有时我们从附近一些小的报纸招聘员工。但现在我们的招聘范围扩大到全国，我们从费城或迈阿密招人。我们从外埠聘用了很多人。当然，我们不会从《华盛顿邮报》招人，这做不到（笑）。其实，巴尔的摩是个很适合工作的地方。这里的生活费用不像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那么高。这里有很多吸引人的理由。《纽约时报》是一份伟大的报纸，但住在纽约市区既花费大又不舒服。如果他们住在郊区，则每天路上要花很多时间。我们这里工作和生活都很舒适，在这里找份象样的工作并不容易，外地很多人想来。所以，这里的员工须努力工作，不可马虎，要小心对待自己这份工作，很多人在外面等着呢。”

　　完全出于好奇，我小心地向他打听美国人的敏感问题：“你能否说说你们员工的收入情况？大概数目就行，不要涉及你的工资。”

　　他再次露出笑容：“没什么不可以的。关于工资，我们有工会。我们必须与工会协商工资标准。在编辑部，工会代表记者、摄影者等员工的利益。编辑被认为是管理者，所以不在工会维护范围。现在，一位有5年以上工作经历的记者，每周可挣1069美元，每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上。这是个基数。我们对一些表现好的记者，或一些《华盛顿邮报》打算挖走的优秀记者，会给得更多。我们一般按周付这部分额外的奖金。对那些完成任务好的记者也如此。《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收入比我们的记者高一些，但我们记者的工资水平已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编辑的工资比记者略高。

　　“炒记者鱿鱼是不容易的，只可以给他减薪，让他觉得不舒服。面对减薪，记者会感到自己在这里已经不受欢迎了，于是自动请辞。不容易辞退记者的原因还是在工会。所以，即使经济不景气时，我们也不辞退员工。我们会给一笔钱，让员工自己辞职。有的员工离开时可以拿到一年的工资。正由于开除员工很困难，所以我们进人也极其谨慎。我们必须发现和聘用真正优秀的员工。10年前我们编辑部大概有450名员工，现在我们的数量不增反减，就是因为我们在进人方面把关更严了。”

　　七、 总编辑儿子在北京

　　和行政管理主编休伊特谈话结束后，他领我参观编辑部。编辑部占了两层楼，地上铺着花格地毯，电脑桌和其他办公家具看上去也很新。休伊特说这里一年前刚装修过，所以很新。

　　在一个贴报栏前，我指着墙上天气版的设计问休伊特：“这么漂亮的天气版是你们自己的员工设计的吗？”他回答：“不是。我们只是向气象信息部门提出要求，让他们按我们的要求将有关信息装入事先设计好的图标中。”

　　参观到摄影部时，我问摄影主编有多少员工。他说，摄影记者有17名，另外有摄影编辑、主编及辅助工作人员，共30名员工。我注意到，摄影主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全年12个月的日历，共12块。其中前12个月的日历都画满了人名和符号。他说那表示分配任务及完成情况，记录在案，大家一目了然。

　　转了一圈后，他领我来到总编辑兼高级副总裁马里莫先生办公室。马里莫热情地和我握手表示欢迎。我顺便向他表示感谢，称今天的安排非常好，休伊特的介绍客观详尽，信息量很大。他问了我一些情况，包括来美国的打算和今后的计划。我一一相告。休伊特在一旁说总编辑的儿子现在在北京。我忙问：“真的吗？叫什么名字？”马里莫回答：“他在驻北京记者站，刚去不久，马上也要派往中东地区。他的叫弗兰克（Frank）。”我说：“等反恐战争结束后，我去北京的话，说不定会见到他。”他笑着说：“那当然好啊。”见他电脑里还有稿等着看，我随即告辞。

　　分手前，我和马里莫总编辑和休伊特在总编辑的办公室合影留念。休伊特送我到楼下时，我俩又在大厅挂着十几个普利策奖获得者肖像和简介的镜框的墙边合了个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