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报纸换了两斤茶叶

　　8月13日对朱玉龙（化名）来说是愉快的一天。那天上午，他在赶往邻县学习参观的路上，突然接到办公室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他，县上一个报刊征订会“临时”取消了。

　　朱玉龙是川东某贫困县一位乡党委书记，提起这样的会议，语气就有点变了：“每年都要开，指定要‘一把手’参加，不敢不去。”

　　朱玉龙了解到，会议取消的原因，是中央发了文件，严禁党政部门再强行向基层摊派报刊杂志，中央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配合这个被简称为“19号文”文件执行的。为此他竟高兴得一连说了两个“谢天谢地”。

　　朱玉龙所在的那个小小乡政府，每年上面“压任务”和强行摊派的订报费，最高时竟多达十五六万元。沉重的经济负担，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朱玉龙账上有这样的数字：以“红头文件”直接下达，各级地方报纸最多，费用大概七八万，占总报款的一半左右。而以各种形式摊派的行业类报刊杂志，多达20多种。

　　“每年9-10月份，各个部门要求订报的人都来了，态度好点的，让支持工作；态度不好的，就说‘走着瞧’。”朱玉龙说，那种把订报与评先进结合起来的还是小事，先进得不得就算了，但以后工作中跟这些部门打交道，对方不协作配合，麻烦就大了。

　　“另外，这些部门在政府机关里影响力大，你得罪了他，到时这个部门去告你一状，那个部门也奏你一本，真是吃不了兜着走。不就千儿八百元的事吗？何必因小失大。订，都订！”

　　就这样，乡政府又为此埋上七八万元的单。该乡1.8万多人，几乎人头摊报费近十元。

　　朱玉龙无奈地表示，经费来源简直让乡政府伤透了脑筋，把所有办公费3万元都用上，尚差很大一截。

　　报刊滥摊派成负担，已经是人所众知的事，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

　　某市贸易局一位办公室主任告诉记者，该局办公室花了一两千元订的10多种报刊杂志，很多收到后“翻都没翻过”，直接扔到了墙角，年终时统一卖废纸，居然卖了30多元钱，“办公室拿来买了两斤茶叶”。

　　据新华社报道，在某省，目前进入农村的报刊达106种之多，全省村级组织平均报刊订阅费为2729元，其中最高的行政村达12515元，群众反映强烈。

　　权力介入发行 非断腕不可

　　中央和基层反对报刊摊派，呼声由来已久，但令行禁不止。

　　“根源就是权力在里面。”中国报业协会行业报委员会会长吕华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新闻媒体实行部门主管制，一旦与部门的行政权力相结合，这种摊派难以避免。”

　　事实上，这些部门办的报纸，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烈的行政化色彩。先是由部门给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写报告，申请刊号，然后在中央编制委员会挂事业单位的号，国家财政给予一定差额补贴。报社人员级别和管理，也完全参照机关公务员标准。报社开办以后，往往由部门发文，要求在本系统征订。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所长宋建武指出，虽然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媒体市场却还有大量的计划经济因素，很多资源由行政力量来配置，因此，我国的报刊业现状是市场经济相背的。

　　传播媒介管理研究所曾受新闻出版总署委托，对全国行业报和县级报进行过调查，宋建武向记者提供了一组调查数据：我国媒体的发行市场规模在160亿到200亿之间，仅国家统计的公款征订部分资金约60亿-100亿，占30%左右；2137家报纸中，约有1250种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占一半以上。

　　从1999年至今，是中国报刊业发展的新阶段，“治理整顿”成为主线。

　　1998年国务院进行机构改革，撤并了化工、冶金、机械等10个部委，其间涉及16家全国性的行业报的归属问题。当时中央两办下发30号文件，主要内容是提出撤销部门的报纸，要划转到党报或报业集团。

　　经过那次治理，报业结构有了相当程度改善，但主要是解决了17家被撤消部委的报纸，其他150多家行业报并无多大改变；加之地方一些划转的报刊，顺风搭车的情况仍屡见不鲜。

　　改革的前兆和落地

　　8月7日，中国报协行业报委员会在北京召开“贯彻两办19号文件精神”的大会。

　　委员会当时给中央73家会员单位发函，预计能来60多人，没想到，最后有102人参加，在家的社长基本上都参加了，有的副职也一起来。(记者孙亚菲)

　　一家县级报的现实

　　县报记者宋国英最近很“闹心”，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心里像猫爪子在挠”。

　　下乡镇采访的时候，有人羡慕地恭维他”在县里当记者，多轻松多体面“时，他不再有一种惬意的感觉，而是尴尬笑笑：“好啥呢？不眼瞅着要黄了？”

　　宋国英已35岁了，在县级报纸《新民市报》当了快8年的记者，在那里熬掉了人生最好的一段时间，当前月工资613.7元。

　　“我们报纸的命运现在我们不掌握。”《新民市报》社长杨力争在记者面前很干脆。

　　新民市是沈阳市所辖的县级市，农业为主，70多万人口。《新民市报》早在“文革”前就办过，后来停办，直到1992年，有人提议“县里要有个舆论阵地”，于是《新民市报》重起炉灶，从周二刊到周三刊，用的是辽宁内部刊号，1999年，全国县市报兴起的时候，新闻出版总署批了国家正式刊号CN21-0099。

　　其实，报社里已经有不少人预感到，他们的报纸保不住了。

　　空空的记者部

　　跟很多县市场报社一样《新民市报》设在市委大院的一栋陈旧的小楼里，偏于一隅。

　　小楼的一层，木地板已经凸凹不平，楼道也有点昏暗，一溜挂着社长、副总编、编辑部、广告部、记者部等牌子。资料室是利用走廊的空隙隔出来的，摆了几张破沙发，光线不好，却找不到灯在哪里。

　　8月18日，周一，是《新民市报》编辑出版的时间。早上8时，宋国英和一帮编辑记者都要像新民市委的机关干部一样准时到这里签到上班。6个记者到了后就围住主任，问：“今天有啥会没有？”主任摇头， 这帮记者就呼啦一下散了。

　　记者部里空空荡荡，留下编辑部里几个编辑忙碌。

　　报纸的内容跟很多县报大同小异：4个版，头版是会议新闻，二版是经济新闻，三版是社会新闻，四版是副刊或者文摘。

　　编辑有点发愁的是，这天“没有太多稿件”，因为周末，市里领导的会议和活动也特别少。头条只好安排了一个副市长参加的退耕还林的会议消息。二版干脆整版登了《辽宁省地下水资源保护条例》，三版的社会新闻也就是一些机关工作的稿件，惟一一条“某用户拒交水费被拘留”的200来字消息有点社会新闻的味道。四版则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摘了一篇百岁将军孙毅的故事。

　　报社的条件不大好，就在广告部办公室里有4台电脑，编辑先把记者和各个机关通讯员用钢笔手写的稿件在原稿上改好后，交给打字员输进电脑，然后自己画板，画好后交给录入员，然后灌版面。

　　大约下午4时半，办公室里的人陆续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下班回家了，跟大院里的其他科室职工并无二致。

　　“工作是很轻松。每个记者的工作量是10条稿件，不论长短，完成任务就是600多块钱。超额没奖金。”宋国英说。

　　县报能不能搞舆论监督

　　办了差不多10年，连续5任老总，但《新民市报》自己人都承认：从内容到形式，这个报纸几乎一成不变。

　　不好看，这是报社内外大多数人对《新民市报》的看法。该报社一位编辑说：“十多年都是这么办的。”

　　8月15日的报纸特别体现了《新民市报》的这个特点，头版的6条稿件，4条是领导活动。按照领导级别，头条是市委书记、市长会见日本考察团，二条是市委副书记参加的市述廉活动小组的座谈会，报眼是另一个市委副书记参加市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消息，接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一个会议消息。

　　“领导还是很看重这个报纸报道的，曾经有一次，一个记者把领导参加活动的名字顺序搞错，结果引来批评，还叫他停职检查。”

　　在报社记者眼里，在不大的县级市搞批评报道“实在太难”，因为“低头不见抬头见”。

　　如果追忆起来，《新民市报》可以称得上是“舆论监督”的最后一篇稿件在1996年--“那时候，电信、邮局的领导不干了，到报社主管部门反映去了。从那以后，报社基本上就没有批评报道。”

　　谁在养报纸？

　　《新民市报》作为新民市委机关报，运作似乎更像一个市委的工作部门。报社不大，设置却很齐全。由于经营困难报社一直需要市里的财政拨款。按照人事编制，报社定编岗位25个，市里的财政也是按照这个划拨人头费，结果和其他部门机关一样，各种关系进来的人现在达到了30多人。

　　这种情况下，闲着的人也就闲着，想忙的人也就不忙了。除去财政按人头的拨款，报社还有一年20多万的广告费再加上发行报纸的报款70多万，也还难以维持报社的运转。据说今年年初，上任社长离任审计的时候，报社算下来一共亏了几十万，这些亏损的账目，据说80%是借民间的，银行的估计有20%。有人来报社要债，报社也没钱给，就这么拖着。

　　一个记者这么解释报社的矛盾心理：“自家的报纸办成这样，大伙不是没有危机感。但大家总觉得，我们靠文件订的报纸，要是哪天领导不管了就彻底完了；可要改，风险也大，要是领导不喜欢不认可怎么办？即便是改了，竞争不过零售报纸，不是两头落空？”

　　退路和幻想

　　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新民市报》犹豫了，预见中的命运转折突然降临。

　　“砍还是不砍，市里还没有说，我也不知道。”杨力争对记者说，“目前还是在坚持出报。是不是办到年底都很难说。”

　　按照新闻出版总署的改革细则，报刊工作人员不得与党政部门公务员混岗。报刊调整中，根据个人的条件，主管部门可将其人员调回原主管部门工作、协助推荐到其他新闻出版单位工作或鼓励其自主创业。对停办和管办分离的报刊，由原主管部门对报社所属人员进行安置。

　　这个报社里不少记者编辑虽然仍在默默准备新闻从业人员资格考试，但他们实在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干记者编辑这个行当。

　　“我想好了，要真不办了，我就去沈阳打工。”年轻记者赵冬梅说这话的时候，表情似乎轻松。

　　但更多人，他们大多已经拖家带口，而且要命的是--不年轻了。

　　面对这种情形，有人提出正式的报纸刊号是个宝贵资源，是否应该考虑和沈阳的报业集团合作办成新报纸，这样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而更多的人还是想干新闻，把眼睛盯着市里还将继续存在的电视台、电台。

　　截至发稿时，关于《新民市报》的命运还没传达到报社。但记者了解，辽宁省已经对报纸改革拿出方案，沈阳市具体怎么操作“还没开会研究”。

　　“《新民市报》办还是不办，也就在这几天内的事情了。”杨力争说。(记者卢嵘)

　　行业报刊老总如是说

　　<中国知识产权报>总编辑胡倬：改革比创新新报难得多

　　穿过一片工地和瓦砾，终于远远看到一排淡灰色的五层旧楼上，挂着一块“中国知识产权报”的牌子。牌子上的颜色都已经褪淡了。

　　“这比我两年前来时，条件好多啦。”胡倬触地说，“那时候，报社每个月都东拼西凑，或者到局里要，能凑足人员工资就不错了，哪想过什么发展？”

　　采编人员写多写少，都是那么多工资，没有奖惩制度，也就没有动力，随便糊弄些东西到报纸上，报纸质量可想而知。

　　一切只能靠自己发展来赢得生存空间。于是，在主管局的支持下，新的领导班子着力改变那种把报社看作一个行政机关的作法，以一个企业的方式来推进改革：第一步是实行人员竞争上岗，双向选择，末位淘汰，实施目标责任管理，改变以前那种霸首位置不做事的状况；第二步改革分配制度，实施新的奖惩激励机制，采编人员多劳多得，再不吃大锅饭，调动工作人员积极性；第三步，找准报纸定位，面向读者和市场，争取更多订户；最后，从经营上下功夫，建立新的发行网络。

　　事实证明，这场改革是卓有成效的。胡倬告诉记者，目前报社固定资产已达到改革前数百倍。

　　“2003年这次改革，是程序上确认一下，报头上的主办单位变成我们自己而已。”胡倬说，报纸发行量在两年内增加了四倍，成绩不错，但要看到报纸的起点低，还有很大的市场空间需要拓展。

　　“所以，改革的步子还要大一些。”胡倬坦承，改革最大的难点，归根结底，在于人的观念转变和素质的提高。

　　“说实话，在原有体制下进行改革，要比创办一个新报纸要难得多，面临方方面面的困难。所以，要切实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个逐渐探索的过程，也需要我们花比建新报纸更多的时间来研究的课题。”

　　《中国医药报》常务副社长王温正：“其实，我们早已经面向市场了。”

　　《中国医药报》总编辑王温正告诉记者，诞生于1983年的《中国医药报》，是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直属的惟一一张报纸。

　　这年来，《中国医药报》内部搞了很多改革，重点是面向大众，“读者喜欢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去年10月，报社委托北京一个专门做市场调研的信息公司，做了大规模的读者调查。

　　“以前从来没有过，只是凭感觉办，觉得好就好，不好，也是凭感觉改，现在直接面对大众，要按市场化的方式来操作，在这方面花钱，值得。”王温正说。

　　王温正说，这次调整，事实上让行业报再次加大改革力度，更好面向市场。“说到未来行业报改革的瓶颈，首先还是观念的问题。”王温正跟随胡倬有同样的体验，尽管《中国医药报》是自收自支成长起来的，但总觉得以前依靠于政府部门，主为报社就是机关，自己就跟公务员似的，没有把报纸当作媒体来办，不是从市场和读者意识出发，这种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还有待时日。

　　“另外一个，觉得虽然政府没给我错开，但我是政府主管的报纸，万一哪一天报纸办不下去，政府能不管吗？总得给我分流点人员，解决点难题，还有依赖思想，同时还认为报纸办得不错，不至于一两天倒掉，危机意识薄弱。”

　　第二点难点是人员机制的问题。报社人员长期以来，从招人到提拔再到辞退下岗，所有机制都是按照国家机关的一套来进行。“没有市场化招聘，基本上就是调入和分配，好与坏就是他了，不存在什么优胜劣汰。”

　　“我们正在改，按市场的要求来改。”就在记者采访他的那天。《中国医药报》刚刚考试完一批记者，十个采编名额，有300多人报名。

　　《国际石油经济》主编杨朝红：不怕分，怕管

　　这次治理整顿，“管办分离”成为行业报内部最热门的名词。

　　《国际石油经济》是中国石油集团下属的月刊。关于这次报刊治理整顿，主编杨朝红说自己并不害怕走向市场。

　　好所领导的这家杂志社几乎完全面向市场，“我们从来没有下红头文件征订过，上头一分钱不给，工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全是自己挣，用主管单位的房子，还要交房租。反正要自己发展是很难的，以后能挣到氏就干，挣不到钱就下岗呗。”

　　对于以后的发展道路，好坦承“想不好”。

　　她说：“主管单位给我们的资源只是一个刊号。最好不要干预杂志社的经营。我们刚刚进入市场时，还没走好呢。有人想承办我们的杂志，交给我们费用，那费用很诱人。我们的主管单位一下子觉得，啊！原来这是个能生钱的资源啊，于是不肯放，要自己为我们找婆家，结果机会就丢了。”

　　“我们单位分出去很多公司，但都不是真正的公司，没一个活得好的。单位不让他们彻底断开，而是作为安置人员的去处，并且收各种费用。但动作的公司得不到收益，只剩下干活了。我们的杂志原来是花钱的包袱，甩出去后，这两年刚刚能活了，还不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