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面是有一批官员纷纷落马，一面是有一些落马官员重新上任。这种现象提醒我们，必须建立更明晰的官员准入机制及退出机制乃至复出机制，提高官员的违规风险和道德门槛

　　本刊记者/胡奎

　　“做官的人栽筋斗，宛如猫从高处掉下来，总能四脚着地，不致太狼狈。” 一位评论者援引钱钟书在《围城》中的话评说落马官员“重拾乌纱”的现象。

　　几乎在孙小虹一步步复出的同时，南京市市政公用局局长朱自强等4名官员也在各自悄然异职为官。一年多以前，他们被报道因在宁波夜总会里公开挟持服务小姐做陪并恐吓警察，在舆论的压力下被撤职。但不久前有媒体发现，他们又渐次获得新职。这些因行为或道德失误而落马的官员们何以能够重拾乌纱？

　　“这是与民主化、法治化的社会发展潮流，与我们国家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相违背的。”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有专家指出，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趋势是，把良好的品德作为官员最重要的资格条件。类似孙小虹所犯过错，从截留诉讼费到走私逃税，在许多国家是绝对没有机会再留在公务员队伍里的。

　　有论者提到，时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去年先后提名梨花女子大学校长张裳和韩国《每日经济新闻》报社社长张大焕出任总理，均遭国会否决，原因之一就是他们都曾有“逃漏税”行为。一位投了反对票的议员说：“公众要求国家公务员不仅要具备处理国务的出众能力，还必须具有很高的道德水准。”

　　因此，论者质疑，究竟有哪些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孙小虹确实具有一个高级公务员必备的“很高的道德水准”。

　　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杨凤春研究员指出，官员在事实上起着社会教化的作用，他们的道德形象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气。如果政府能容纳一个曾严重违规违纪的人留在重要领导岗位上，又如何来要求普通公民遵守规则呢？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毛泽东当年对于党内犯错误者的态度，其基本原则是“改了还是好同志”。但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认为，现在亟需从制度规则上厘清，对干部过失的性质和损失影响如何界定。如果只是普通工作失误，可以给予改正机会。否则，就不仅政府的形象受损，而且可能在将来发生更大的不良行为，造成更严重损失。

　　致力于现代公务员制度研究的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现在，从总体上讲，官员仍是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一进政府机关就成了‘干部’，做了‘干部’就永远当‘干部’，可以吃一辈子的‘皇粮’。”

　　在这种逻辑下，许多干部即使职务被免掉了，也很难真正退回到普通公民的行列，干部身份甚至待遇保留不变。

　　专家们认为，中国应尽快完善干部人事问题上的国家立法，建立官员的道德和业绩考核机制，设定官员的准入和退出门槛。

　　一面是有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一面是有一些落马官员重新“上任”。李民等人提醒说，这种现象表明，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如何建立起中国官员的准入机制及退出机制乃至复出机制：让合适的人员以合适的方式进入公务员队伍和领导岗位，让不合适的人员被清退出领导岗位乃至公务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