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报团有歧见

　　老总被炒成必然

　　《费城问讯报》，创刊于1828年，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地费城最重要的报纸，曾经也是全国最大的报纸之一，是美国第三大报业集团奈特—里德报团的最大报纸之一，在宾州和新泽西州都有很大影响。2001年3月至9月平日刊日平均发行量为365,154份，居全国第十九，；星期天刊平均发行量为732,412份，居全国第十。

　　一、 对不起，能否提供证明人？

　　《费城问讯报》是我出国前即列入访问计划的美国著名报纸之一，但由于它离纽约较近，我的暑假访问计划没有包括它，而将它与10月份华盛顿之行系列访问相“捆绑”，列为此行的最后一站。

　　我是从一份资料上找到公关部负责人的电话和电子邮箱地址的。所谓公关部，全名为“联络和公共事务部”，规格很高，负责人由一位副总裁兼任。但我后来于10月16日收到该报负责人事的助理执行总编杰弗里•普莱斯（Jeffrey Price）的来信，信中说：

　　“我代表罗森塔尔先生于一周前给你写过信，但未得到你的回信。我不知道你是否仍对访问本报感兴趣。如果有，请让我知道。”

　　原来这已经是他的第二封信，这令我感到很不安。第一封信我没见到，分析原因很可能是被我误删了。我的电子邮箱每天涌入大量广告信函，这些信函名址有不少以price（价格）开头，而普莱斯的地址为jprice，所以有可能被当成广告信删除了。信中提到的罗森塔尔，是该报的总编辑。显然是总编辑委托他与我联系并将我的信转给了他。

　　两次来往后，他已经同意接受我的访问，谁知开始商量行程和活动安排时，他突然来信婉转地表示，希望我给他一个我在大学的证明人的姓名地址，说是保安部门需要，必要时可能会打电话向证明人求证。只是例行手续而已，他补充说。

　　在美国访问那么多报纸，要求我提供证明人的单位仅此一家。我觉得这个要求也合情合理。所有单位的联系都是生平第一次，人家不认识你，你又未提供任何可证明你身份的材料。例如你说你在中国某报当助理总编辑，曾经最早将美国的《Newspaper Leadership》一书翻译给中国读者，获得中国最好的两所新闻学院之一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学位，现在是受深圳市政府委派来学习美国报纸的管理经验等，何以证明？人家不要你的证明，足以显示对你的信任，也是以诚信为基石的美国社会交往的习惯。人家不认为你会为此而撒谎。此次要我提供证明人，无非是想证实我的确是美国某大学的访问学者，这是再也正常不过的事。

　　于是我打电话给纽约市立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国际服务中心主任安•赫尔姆（Ann Helm）女士。这是位气质高雅而非常友善的美国妇女，到美国后我们接触过几次，我上学期在学校应校方邀请向美国学生做了两次演讲，她也都知道。我们已经互相认识，每次见到我她都说：“任何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没想到这回真的要找她帮忙了。本来我还可以找系里的老师，但觉得那些老师很少在办公室，可能联系不方便。我给她发去一封电子邮件，将我打算访问包括《费城问讯报》在内的一些美国著名报纸的计划和盘托出，希望她给予支持并予以证明。她很快于第二天回了信，对我的计划给予高度赞扬，表示非常乐意为我提供证明。她还说，最近几天她有时会外出，她已嘱咐其他工作人员，接到类似的电话代她表示意见。

　　显然安的证明起了作用，报社感到非常满意。没几天，就在我动身前往巴尔的摩和华盛顿的前一天（10月22日），我再次接到普莱斯先生的来信，信中将访问的日子、建议我到达的时间以及全天的安排都作了说明，并说还有一二位同事听说我的背景也想和我谈谈，问我意下如何。我立即回信表示同意并感谢。第二天晚上，在我访问了《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后，又接到他的电子邮件，上面将25日全天的日程全部列出，使我意识到这又将是一次活动丰富、任务艰巨的一天。他在信中说：

　　“辜先生：这是最后的日程安排，如果觉得没问题，请知会我。日程如下：

　　上午——9：00 到达，我将在面向布劳德大街的主大厅等候你，然后介绍情况；

　　 10：00 与主管经营的高级副总裁约翰•沃尔什（John Walsh）会谈；

　　 11：00 与本报总编辑兼高级副总裁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会谈；

　　 12：00 与国际事务专栏作家兼评论家特鲁迪•鲁宾（Trudy Rubin）会谈；

　　下午——1：00 午餐；

　　 2：00 与主管市场和发行的高级副总裁托德•布朗洛特（Todd Brownrout）会谈；

　　 3：00 与本报前驻北京记者、都市新闻部记者詹尼弗•林（Jennifer Lin）会谈；

　　 4：00 与周末版编辑罗宾•亨利（Robin Henry）会谈，该编辑曾利用假期到中国教过英语。

　　我等候你的到来。

　　杰夫•普莱斯”

　　这样一个饱满的安排，使我倍感兴奋。我当晚回信表示衷心的感谢，同时觉得自己那点可怜的英语词汇实在难以言表。

　　二、美国日报发端于此

　　2001年10月25日上午8：50, 我驱车来到费城市中心的布劳德大街北400号，把车停在该报与一家医疗服务单位交接处的停车场，迅即走进大楼。但保安人员告诉我，普莱特早上出去了，可能一会儿会回来，让我稍等。

　　我便走出去好好看一看这座大楼。大楼位于费城闹市区，宽敞的布劳德大街车流密集，右边不远处可看到市中心最高楼的标志性建筑。大楼也是古典风格，高约20多层，全部白色，呈金字塔型，底座很大，越到顶部越尖，接近顶部有一座大钟，必须到马路对面才能看到这座大钟及楼顶的全部。就在我过马路时，大钟敲了9声。从马路对面，我看清楚门厅上浮出的一排金色立体大字：Philadelphia Inquirer．DAILY NEWS（费城问讯报•每日新闻）。这表明早年被《费城问讯报》收购的费城《每日新闻》也在这座大楼内办公。

　　费城位于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北端，与新泽西州距离很近。作为殖民者在美国建立的第二大城市，费城各方面的建设起步很早。该城建立于1682年，比美国独立日早了近100年。该城全名“费拉德尔菲亚”（Philadelphia），源自希腊语，意为“兄弟情谊之城”（The City of Brotherly Love）。费城在美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776年7月9日的大陆会议在这里通过并宣布了《独立宣言》。1787年在这里召开的联邦制宪会议起草和通过了美国第一部宪法。我在该城参观时，讲解员说当时13个州的代表讨论这部宪法，争论激烈得几乎要打起架来。1790年至1800年期间，费城曾是美国的首都。现在费城是美国第五大城市，拥有美国最大的淡水港，也是美国东部制造工业、金融和文化的中心。全市有30多所大学，国家历史独立公园（Independence National Historical Park）是来美各国游客的必到之地。当然，还有享誉世界的美国五大交响乐团之一的费城交响乐团，我也有幸在卡内基音乐厅欣赏过该团的演出，在我回国之前，费城为交响乐团建成了美国目前最现代化、最大规模的豪华音乐厅。

　　费城的报业起步也很早。就在《波士顿公报》诞生后的第二天，即1719年12月22日，这里也出现了《美利坚信使周报》（American Weekly Mercury）。其后不久，后来被美国人成为伟大的新闻工作者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告别在波士顿的哥哥詹姆斯•富兰克林来到费城，并于1729年10月收购了当时小有名气的《宾夕法尼亚公报》。这份报纸后来成为美国各殖民地的最佳报纸，而本杰明•富兰克林也在24岁时就将报纸的其他剩余股份全部吃进，成为这份最佳报纸的独资老板。这位神奇人物后来还出版图书并资助别人创办报刊，后被任命为各殖民地的总邮政局副局长，再后来当上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美国新闻史学家称，这位在费城起家的新闻工作者兼商人对美国新闻事业最大的贡献就是使新闻事业成为受人尊敬的行业。除了出了个富兰克林，费城还于1783年诞生了美国第一份日报《宾夕法尼亚晚邮报》（Pennsylvania Evening Post）。该报由本杰明•汤（Benjamin Towne）创办，原来是一份周三刊报纸，该报曾于美国宣布独立后第三天，即1776年7月6日，率先在报纸上出版《独立宣言》。而在7月4日独立日这一天，汤和富兰克林等爱国人士一起合作印刷了《独立宣言》最早的宣传品。1784年，费城著名印刷商约翰•邓禄普（John Dunlap）也将自己创办于1771年的《宾夕法尼亚邮报及综合广告报》（Pennsylvania Packet of General Advertiser）改为日报。因此美国历史上第一、第二份日报都诞生在费城。这种日报风很快吹到美国各大港口和商业城市，至1800年，日报在费城已有6家，纽约有5家，巴尔的摩有3家，南卡罗莱纳州的早期殖民地查尔斯顿有2家，而美国报纸发源地波士顿却奇怪地未有日报。可见，在日报的发端和数量上的发展，费城都走在全国前列。

　　我折回报社大厅又等了一会儿，普莱斯匆匆赶到。他一见到我，忙表示抱歉，说出去处理了一件急事。这位头发很短、个子很高的助理执行总编比我想象的年纪要大，看上去至少50多岁，但为人十分热情，处处考虑周到。他领我到他的办公室刚坐下，就给了我一份新的日程表，说有一些变动：那位曾驻北京的记者有采访任务来不了，减少一个采访，最后采访者的时间提前到下午3点。他还在这份日程表上用圆珠笔注明了每位采访者所在的楼层。

　　三、 报道“三里岛事件”

　　先是采访普莱特。

　　虽然普莱特在我这次访问活动中主要是接待和联络人的角色，但他在该报工作时间很久，知识面也很宽，所以我很乐意和他多谈一会。我们的谈话是断断续续的：上午9：50以前是我们的时间；下午1点他陪我到附近一家环境幽雅的西餐厅吃午餐，我们边吃边聊，因无法录音，我不时在菜谱上记下要点；下午有一段采访间隙，我们又谈了一阵。可惜至少一半的谈话时间没有录音，有些东西已记不清了。

　　谈话中得知，《费城问讯报》创刊于1829年6月1日，原名为《宾夕法尼亚问讯报》（The Pennsylvania Inquirer）。这比前述《巴尔的摩太阳报》又早了几年，是我当时所见现存最古老的报纸。在漫长的岁月里，这份家族报纸数易其主，在强手如林的费城渐渐崭露头角，成为当地的主流报纸。1970年，该报被奈特报团收购。4年后，奈特报团与里德报团合并，《问讯报》成为这家全国排行第二的报业集团的核心报纸。这时，集团将《纽约时报》的国内新闻部主编小尤金•L•罗伯茨（Eugene L. Roberts jr.）挖来担任执行总编，放手让该报与同城影响很广的《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Bulletin）竞争，终于压倒对方。1982年《费城公报》因亏损扩大而被迫停刊。罗伯茨借此机会收留其残部，扩大自己队伍，说服集团高层为《问讯报》新增90多名记者编辑以及5个海外分社、10名驻全国和海外记者，并将新闻版面扩大了20%。当年底，报纸的发行量增加了30%。

　　美国很多大报是以独家调查报道而闻名海内外的，如《华盛顿邮报》的水门事件报道，《纽约时报》的五角大楼文件等，《费城问讯报》也不例外。该报从70年代中期起就在罗伯茨执行总编（后来当了总编辑）的率领下，大兴调查报道之风，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其对石油危机的报道、政府能源政策失误的报道、北大西洋海难的报道等，都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而该报最辉煌的一页就是80年代对“三里岛事件”的报道。

　　1979年春，宾州的三里岛民用核电站发生一起严重的泄漏事件。在以后的几年里，人们一直怀疑当地仍有核污染。1983年春，3名高级工程师出于对安全的担心辞职离开。《问讯报》就是在获悉他们离开后介入该事件的。两位记者先从4名不敢吐露真情的工人入手，了解到核泄漏事件发生几年来数千工人在缺乏安全保护措施的条件下接触核物质、暴露在核射线之下的惊人情况。21个月的艰苦调查中，记者先后采访225个人，阅读上万份文件，与美国劳工部、能源部的官员据理力争，终于弄清事实真相，于1985年2月独家连续刊发长篇调查性报道，还配发了大量照片和图表。这些报道在全国引起巨大轰动，各大报纸也纷纷介入，一时在全国兴起三里岛事件报道热潮。报道于第二年获得普利策地方报道奖。

　　据说该报的调查报道很注重团队精神的培养，大多数此类报道都是集体合作的产物。例如三里岛事件的报道先后就有80人参与。这与《华盛顿邮报》在调查水门事件时由2位记者包干始终的做法完全不同。1986年4月报社获得普利策奖后，总编辑罗伯茨专门将奖状复制80份，连同一个写着“罗伯茨致谢”字样的礼盘送给每位参与报道和编辑工作的员工。在罗伯茨主政《问讯报》编辑部的1972年至1990年的18年中，该报获得了17项普利策奖的骄人战绩，其中多半是调查性报道，还包括一项普利策奖中含金量最高的“公众服务奖”。这项辉煌战果令全国所有报纸刮目相看。该报也被评论称为全国最优秀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在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居全国前10名，平日刊超过50万份，星期天刊达到100万份。然而罗伯茨却激流勇退，突然于1990年辞职到马里兰大学当了教授，4年后又出人意料地回到《纽约时报》任编辑部主任。

　　盛名之下，我想了解该报目前的规模和组织结构。普莱特遂作了如下描述：

　　“本报有3000名员工，其中编辑部有510人，《每日新闻》编辑部有200人，经营部门有2300人，包括经营、发行、广告和印刷。我们的发行在全国排行第十（据查ABC数据，他这个说法不太准确，2001年该报星期天刊排行第十，平日刊排行第十九——笔者）。由于我们这里接近宾州和新泽西州交界处，所以我们对两州新闻都予以覆盖。

　　“各部门的准确人数为：电子系统10人，本报网站6人，机动记者3人，地方新闻部6人，都市新闻部36人，编辑组版部26人（含国内新闻和国际新闻），宾州新闻部76人，新泽西新闻部48人，健康与科学部6人，文字编辑部60人，国内新闻部7人，国际新闻部7人，体育部31人，文艺与副刊部61人，摄影部34人，美术部11人，社论部12人，编辑部辅助人员（包括秘书、行政助理、图书馆等）45人。”

　　不愧为负责人事的助理总编，普莱斯说起人员编制来如数家珍。

　　但该报目前状况不太理想，我查了一下最近该报的发行情况，似呈连连下跌态势。2001年平日刊的发行量已跌到36．5万多份，比10年前减少了10多万份，这为后来总编辑的被免职埋下了伏笔。

　　四、 报纸发行横跨两州

　　上午10点，我走进10楼的该报高级副总裁约翰•G•沃尔什的办公室。这位风趣的老总看上去像是南美后裔，他负责报纸的经营，包括发行和印刷。我重点向他了解报纸发行情况。从他的介绍看，《费城问讯报》在发行方面政策灵活，手段多样，处处为读者着想。他说：

　　“我们这里有3种报纸，一种是平日刊的《问讯报》，第二种是星期天刊的《问讯报》，第三种是费城《每日新闻》(Philadelphia Daily News)。所有这三种报纸的发行都归一个部门管。《问讯报》目前的发行量，是平日刊37．5万份，其中住户投递占75%；星期天刊75万份，住户投递占50%；其余是零售。

　　“我们这里的地域较为复杂。这里一共有8个县，分布在宾州和新泽西两个州。我们的发行要努力覆盖这8个县。我们发行部的员工共600人，他们不承担投递工作。投递主要由独立签约人实施，他们都是成人，但我们负责80%的报款回收工作（这一点与一些报纸不同，那些报纸主要靠签约投递员收款。——笔者）。我们每天有300辆卡车负责运送报纸，这些卡车也是签约公司的。我们大量零售报纸都由签约公司的卡车运送。

　　“在零售方面，我们主要依靠售报摊、超市和商店、售报机，通过分销商将报纸发送给这些地点。我们总共有3000多个售报机，6000多个商店代售点，200多个售报摊，因此加起来每天有9000多个售报点。这些点销售报纸的数量从30份到200份不等。最大的销售点是哇哇（Wawa，当地一种标志明显、以食品为主的连锁超市，大都在接近住宅区的马路边，很受居民欢迎。我老父亲有一次去美国探亲，出来溜哒时迷了路，不会说英语，就是向警察说“哇哇”而找到我弟弟家的——笔者）。到了星期天，很多售报机都无法使用，因为我们的星期天刊太大了，有厚厚6大叠。好在星期天的商店代收点增加到7000多个，投递员也有所增加。另外我们组织180人的销售队伍，到教堂去卖报。这些人出了教堂就去餐馆，我们的人这时去推销，成功率很高，可以卖出很多报纸。所以我们的星期天刊零售销量比平日刊大大增加。平日刊零售量不到10万份，星期天刊的零售量接近40万份。

　　“我们当然也有NIE项目。我们平日刊和星期天刊每期各有1万份发到校园。小学最多，中学其次，高中第三，大学第四。因此，我们的报纸教育发行量占平日刊的2．5%，占星期天刊的1．2%。我们向小学印发大量辅导读物和教师指南，帮助他们阅读报纸。我们还有一定数量的旅馆发行，大约2000份吧。但我们在旅馆的发行不像《今日美国》那样给很大的折扣，他们打了75%的折扣，实际价格只有25%，而我们至少50%。”

　　谈到订阅方式时，他说：

　　“我们发行的三种报纸都是晨报，但中间互有交错。例如《每日新闻》是周一至周六，《问讯报》的平日刊都是周一至周五，《问讯报》的星期天刊是周六至周日。所以，到了星期天，我们只发行《问讯报》的星期天刊。我们在订阅上尽量满足读者的需要，提供各种式样供其选择：可以一周订阅7天的，这当然是我们最希望的；可以只订周末；可以只订周四、周五和周日；可以订周一至周五；也可以只订星期天刊，等等。你说这样做很复杂？其实没你想象的那样复杂，所有收订数据随时进入电脑，印数和投递都按照电脑自动给出的数据执行。不过，大多数读者只选择两种形式：一是每周7天，一是只订周日。

　　“我们还有大约25%的外埠发行，即在8个县以外的地区发行，包括华盛顿特区、巴尔的摩、纽约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在这些大城市我们不搞住户投递，而依靠当地的分销商发行，那里的人们只能从街上买零售的报纸。”

　　我们又谈到他负责的另一个领域——报纸印刷。他介绍说：

　　“我们的印刷厂原来在这里，后来搬到郊区去了，离这里大约5英里。现在一切都靠电脑传输和联络，编辑部的任何人员都无需去印刷厂。印刷机是80年代早期购入的，共9台，每天24小时工作。这些机器不仅印我们自己的报纸，也印其他报纸，包括附近一些周报及外地在这里发行的报纸，如《洛杉矶时报》。所以我们与外面签了很多合同。周四、周五、周六和周日是最繁忙的日子，因为有大量报纸要印刷。我们每年在为外报印刷中可赚2000万美元，自己报纸的印刷未包括在内。但近来我们失去了一些客户。论坛公司收购了《新闻日报》，该报就不在我们这儿印而转到论坛公司集团内的报纸印刷厂印。报纸印刷市场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对于插页广告，我们也只承担少部分印刷，大部分由那些大型印刷商承印，特别是那些高质量的插页广告。广告客户将印好的插页广告拿来给我们发行。”

　　最后，他承认该报的竞争对手很多。他说：“我们面临巨大的竞争对手。例如甘尼特公司的《今日美国》在我们这一地区发行量达10万份。《巴尔的摩太阳报》也向这里积极渗透，是我们不可小看的对手。还有一些地方性的报纸，也对我们构成一定威胁。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松懈（笑）。”

　　五、 总编辑谈发行下降原因

　　2001年10月25日上午11点，按照普莱斯的安排，我准时来到位于二楼编辑部的总编辑兼高级副总裁罗伯特•罗森塔尔的办公室。

　　二楼编辑部实际上是一圈宽阔的“走廊”，现在主要是副刊部和图书资料部门的办公室。从这个“走廊”往下看，可见到一楼编辑部，那时一个立有很多柱子的巨大的空间，密密麻麻地摆放着无数电脑台。要不是柱子旁垂直挂着的写着各部门名称的红旗，简直无法辨认各部门的确切位置。这是我迄今见到的最壮观的编辑部。普莱斯介绍说，这个编辑部大厅原来是印刷厂，工厂搬迁后，就改作编辑部的办公室，所以看上去很大。原来编辑部的办公室就让给《每日新闻》用了。

　　总编辑的办公室就在二楼走廊的墙内。普莱斯陪我到来时，罗森塔尔正在门外和别人谈话，我们打了个招呼就先进去了。房间里很有情趣，墙上挂着古旧的照片和地图，小台桌和礼品架上放着来自非洲的野牛头颅和一些异国文物，还有一些珍稀植物，给人生机勃勃的感觉。

　　刚坐下，罗森塔尔就夹着一份报纸进来了，一面表示歉意一面上来握手。罗森塔尔面庞白皙，胡须剃得干干净净，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穿灰色长袖衬衫和灰色裤子，扎着黑白相间的深色领带，衬衣袖口扣得紧紧的。看到他，我不由联想起过去在电影中见到的美国早期报人的形象。这同样质地和颜色的服装看来是件套装，至少说明这位老总平时衣着较为讲究。

　　罗森塔尔说话爽快，见我对屋内的摆设产生兴趣，就说他曾在非洲当了几年驻外记者。问明来意后，他随即清晰地介绍了该报的地理位置及市场演变情况，并解释了报纸发行量逐年下降的原因。他说：

　　“《费城问讯报》是美国最大报纸之一，我们的市场也很大，费城及30英里半径的周边县城都是我们覆盖的范围，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口。费城市区的人口为150万。

　　“费城市区的人口在30至40年前比现在多多了。1950年，这里有220万人口。人口减少的原因是，费城过去是一座巨大的工业城市，大量人口在市区工作和居住。直到1980年代，我们报纸的主要销售都是在费城市区，例如1985年本报发行量的85%在费城。但后来居民渐渐往郊外搬迁，市区人口明显减少，所以我们这15或16年来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在减少。大量搬到郊外各县的居民开始订阅当地更加地方化的报纸。所以说，我们报纸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纽约时报》，也不是《华尔街日报》，而是那些地方报纸。费城周围的所有8个县都办有自己的日报，有的县有二三份日报。所以，我们是在很多报纸的包围中生存的。

　　“总的来说，这里有两大区域：一个区域在宾州，另一个在新泽西州。本报努力覆盖的8个县横跨这两个州。因此，我们每天出版两种不同的版本来满足这两州的需要，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专供费城的版本，所以我们每天至少出版3种不同内容的版本，以适应这三地读者的需求。由于各县分布范围广，为争夺从城市迁往郊区各县的读者，我们过去出版的版本更多。例如在今年3月以前，我们共有5个版本，用以覆盖某些人口多的大县。但今年经济开始不景气，公司为省钱，砍掉了2个版本，只留下现在的3个。

　　“人口的迁移是一方面，新媒体的增多是另一个方面。这些都导致报纸发行量下降。事实上所有大城市报纸的发行量都从80年代中期后开始下跌，包括纽约、芝加哥、波士顿、洛杉矶的报纸。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在1985或1986年到达顶峰，平日刊超过50万份，星期天刊达到100万份。随后的十五六年，伴随着人口外流和各种新媒体大量涌现，如电视新闻、有线电视网新闻、网络新闻等。读者的情况也有很大变化，他们一代比一代不同，大量新移民受语言障碍影响，并不读我们的报纸，而宁愿读他们本国语言的报纸。所以，现在本报的发行量已减少到平日刊的37万多份和星期天刊的75万多份。

　　“还有一些读者转向我们的网络版，这多数是年轻人。现在每天经常从互联网上阅读本报的读者大约5万到7万人。这也是读者减少的一个原因。你说得对，美国一些报纸打算向上网读者收费。也许我们也会这样做，但只有我们的老板，奈特—里德报团，才可以做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一旦做出，将覆盖集团内所有报纸，并将成为集团的一个新政策。

　　“现在经济不景气，覆盖地方新闻花费巨大，所以我们的机构被砍掉了很多。我们不得不在更加地方化或更大覆盖面之间做出选择。今年3月以前，我们有一个切斯特（Chester，宾州一个县，县城在费城西南侧50英里处。——笔者）版，但后来被砍掉了。现在我们在华盛顿只有3名记者，在外地只有一个记者站，在海外只有3个分社。然后我们在新泽西和宾州各有3个记者站。要想扩大各县的发行，必须投资覆盖当地的新闻，而现在又必须省钱，这很矛盾。”

　　罗森塔尔的这番话，说清楚了《问讯报》下跌的原因。这10多年来，尽管美国报纸的发行总量变化不大，但各大城市主要报纸的发行量的确在下降，且下降的份数主要流到郊外新办的报纸中。据查资料，2001年《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每日新闻》等发行量排在前10名之列的报纸，销量都比12年前减少4万份到40多万份不等，其中《纽约时报》减少不明显，只降了约4万份，但《华尔街日报》减少了15万份，《洛杉矶时报》减少了26万份，纽约《每日新闻》跌得最惨，减少了44万份。唯一只升不降的是《今日美国》，升了70多万份。这份报纸的特殊性在于不以某个大城市为集中销售的对象，而是遍撒全国，东方不亮西方亮，所以未受罗森塔尔讲述的大趋势的影响。

　　六、 总编辑想办教育报

　　罗森塔尔总编辑接着介绍了该报一些基本情况。他说：

　　“我们包括社论版在内共有535人在编辑部工作。但一年多前，我们的人数更多，有620人。去年下半年起，经济形势不好，很快反映到报业，每家大型报纸都走下坡路。所以我们开始裁人。我们不开除员工，只采取我们称作‘买出’（buy out）的政策，即付费让你离开。被‘买出’的人可以获得一年的工资，外加2万美元安置费，再加上医疗保险。这些员工有的已经60岁了，有的40岁左右。他们拿着这些钱去找别的工作，这是我们公司非常慷慨的做法。

　　“我们的新闻和社论没有彻底分开，新闻部门和社论部门都向我报告。在我之下有1名执行总编，是编辑部的二号人物，编辑部所有人向他报告，然后他向我报告。在他之下，有2名副执行总编（我们谈话过程中，不断有人进来向他请示工作或让他签字。说到这里时，又进来一人，他指着这位先生说），这一位就是其中一名副总编，他负责都市新闻、地方新闻、经济新闻、国际新闻、国内新闻和体育新闻，向执行总编报告。另一位副执行总编负责新闻出版，包括新闻组合编辑、文字编辑、版面设计及一切最后体现在报纸版面上的工作及与印刷方面的协调，他经常上夜班。

　　“我们还有五六名助理执行总编，负责人事、编辑部管理、各部协调等事务。然后就是各部的头了，如国际新闻部主编，国内新闻部主编，经济新闻部主编，副刊主编，都市新闻部主编，宾州新闻版主编，新泽西新闻版主编，体育主编等。我们还有一个大部门叫专刊部，里面分为若干小组，如科学组、环境组、健康组、人口组等，这些小组负责编辑出版每周一期的专版，每个小组有个头，称作‘专家’（speciallists）。我们还有一个部门将所有文字编辑管起来，称作文字编辑部（copy desk）。我们还有组合编辑部（news desk），负责组版和版面安排。这两个部的员工下午4点才开始上班，直到深夜。它们也各有一名主编。

　　“至于截稿期，我们也有不同时间。对于两州范围的报纸，它们可能发行到60、70、80或100英里以外的地方，我们称之为‘州版’（State edition）要求晚上9点就开印。第二个截稿版本是我们的所谓‘C版’（C edition），是发往附近地区的，要求12：10开印。最后一个截稿版本即我们说的‘体育终版’（Sports final），要求凌晨1：30至2：00开机印刷。这个版最晚，是因为我们要等晚上比赛的最后消息、照片和评论。这个版的印数为3．5万份左右，不算多。”

　　谈到对记者的管理，罗森塔尔介绍说：

　　“所有编辑，包括文字编辑和组版编辑，共有130至140人。另外有记者190人和大约40名摄影记者。但我们没有记者部，没有一个部门将所有记者放在里面。你们国家有？那太有意思了。在我们这里，经济记者就在经济部工作，新泽西记者就在新泽西版新闻部工作，体育记者就在体育部工作。每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专职记者，他们不可能集中在一个部门工作。

　　“对记者，我们不给定额，例如我们不会要求一个记者每月要写10篇稿件。有的记者可能一年只写一篇稿件——我是指调查性报道。你说的不错，有的记者写得多，有的记者写的少。他们的能力和技术不同。如果所有记者都很努力而且能力很强，我的工作就很轻松了。但报纸不是工厂。报纸需要有创造力的工作者。人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挣很多钱。如果抱着这个目的，他们就不会来这里，就不会当记者。他们可能去当医生，当律师，当商人，当炒股家，或干脆在华尔街找份工作。应聘到我们这里工作的人想到的不是利润或收入，而是因为他们喜欢写作，喜欢设计，喜欢替人鸣不平。这是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所以我们无需制订报道定额。”

　　最后，他应我的要求谈到报纸教育和报纸的未来。出乎意料的是，他在介绍完该报的NIE工程后，突然就教育问题发表了以下看法。他说：

　　“我们一直在努力培养年轻人读我们的报纸，我们也设法让报纸进入课堂，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很不够。如果让我负责，我会在网上办一份全国最好的面向儿童的报纸。如果这个报纸创刊，每天早上你在教室就能看到它。教师会引导10岁、11岁或12岁的孩子在电脑上阅读这份儿童报纸。我一旦有权，我会立刻实施这个计划。如果我是奈特—里德报团的头号人物，我相信我会这样干的。现在我们在报纸的副刊里开辟了一个‘Kids’（孩子）版，但不是每天出，也就每周出版二三期。你看（他递给我一份‘Kids’版），这不是今天的。这样做我认为是不够的，儿童教育方面报纸可做很多工作，但现在我们没有。”

　　他流露出对办教育报纸的强烈愿望，但又屡屡说出“如果我负责”、“如果我有这个权力”等，似乎已经有了一点怨气。后来他被突然解雇，不知此刻是否已经嗅出一点味道？当然这只是我妄加猜测罢了。

　　关于报纸未来的观点，我想放在访问《洛杉矶时报》那一章里集中谈，这里暂搁置不表。

　　七、 女评论家说见过李鹏乔石

　　和总编辑谈话已超时，结果影响了下一个采访。中午12：30, 我比约定的时间晚半小时来到女评论家特鲁迪•鲁宾的办公室。特鲁迪女士是该报的评论委员会委员和国际事务专栏作家。《问讯报》与美国很多报纸一样，社论部的评论委员会成员地位很高，每人拥有自己的独立办公室，收入也比同资历的编辑记者高。

　　特鲁迪一见到我，就表示出既惋惜又着急的样子。她说她很想与我好好交谈一番，但现在她要赶一篇稿子并且参加1点钟的评论委员会会议。她只能和我谈十来分钟。我只好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并对不能充分交流而表示遗憾。

　　这样说着，我们的谈话也就开始了，一切都很自然。她的语速很快，恨不能将一切压缩在这十几分钟内。她应我要求先介绍了评论委员会的运作：

　　“我们评论委员会每周举行三次会议。在无会议的那些日子，社论版主编会到我们办公室遛达，和每位评论员谈话，了解选题情况。我们参加会议之前，必须准备好打算撰写的社论选题及相关背景材料。我们现在有电脑，所以我们可以将一些选题线索和思想随时记录在电脑里，临开会时再打印出来。

　　“我过去包干了所有国际事务方面的社论，现在不这样干了。现在我要写我自己的专栏文章，那是一个国际事务专栏，每周两次。这个专栏是游动的，有时会出现在头版（我这才明白，社论部的成员并不只完成社论版或评论版的稿件，新闻版很多时评专栏也出自他们之手——笔者），有时出现在评论版。这个专栏也进入我们的电讯库（wire service）。我们在《芝加哥论坛报》有一个电讯库，名叫‘奈特—里德—论坛电讯服务库’（我不知道这是否归属论坛公司新闻社——笔者）。通过这个电讯库，这个专栏可进入很多报社。包括奈特—里德报团和论坛公司的报纸在内的全国300多家报纸都可以采用我这个专栏的稿件。当然他们可以随便选择。

　　“我给自己的专栏写稿，也给评论版写其他文章或社论。我的专栏名叫‘世界情愫’（World Beau）。凡是装入这个专栏的文章，都是我的作品。现在我每周写3至4篇文章，因为现在是非常时期，反恐战争在进行，国际大事很多。所以我很忙，你看（指指案头成堆的打印稿），简直疯了（笑）。”

　　我们的谈话转眼就超过了10分钟。但她尽量想和我多谈，这我看得出来。这是一个热情似火的中年女性，套用中国一个词，就是“快人快语”。她不时看看表，但从不间断与我的谈话。接下来，她谈到她访问中国的经历：

　　“我经常出国。今年6月，我在巴西；7月在俄罗斯待了3个星期。我原计划11月份去中国的，但发生了9．11事件，只好改变计划。我的写作从来没停过，不论我在哪里。不久我可能要去埃及、巴基斯坦、以色列和约旦河西岸的加沙。（看表）你看，我要去开会了。再谈几分钟吧。这些地方都在中东和南亚。这使得我的中国之行不得不推后了。也许我明年会去中国。

　　“我1986年到过深圳，当时由香港入境经过那里。我在边境遇见我的翻译。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女人。她受中国记协的委托当我的翻译，而中国记协是我那次访华的组织和接待单位。我和这位翻译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她家住在广州，她在广州一家日报工作，好像是《南方日报》。她后来获得一个助学金到美国一家报纸工作了9个月。再后来，她居然转到波士顿郊区我家乡的一家报纸工作，并与一位美国人相识、相爱直至结婚。婚后他们搬到新罕布什尔，我在那里和他们见过面。这是我们始于中国边境的一段很有传奇色彩的友谊。

　　“那一次后来就去了北京，与已经到达北京的另外几个外国资深编辑组成一个小组。我们采访了李鹏先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96年。这次我独自一人前往，活动仍是中国记协组织的。这次我在采访中央一个会议时，在会间休息的时候偶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乔石先生并采访了他。乔石是个很有趣的人，那时他还没有退休。我们的谈话很随便，当时传闻他将退休，所以我就向他求证：‘乔先生，您最近会退休吗？’他回答说：‘你说什么？我没有退休的打算。’（笑）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当时访问中国的目的是了解中国法制改革情况。然后我去了陕西，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总之，我真的很渴望再次访问中国。”

　　我们的谈话已持续将近半小时，手表的指针已经指向1点钟。但我还希望了解更多关于社论写作的情况，她则尽量满足我的要求。她的介绍使我意识到美国报纸的评论工作有时也会受到地方的干预。她说：

　　“好的，我们再谈谈社论部的运作。正如我前面说的，我们每周开三次社论委员会会议。我们没有时间每天碰头，但我们必须经常向主编报告选题。我们的大多数社论都是本地选题。但当你写关于本地情况的社论时，你有时会受到很大妨碍。例如，在费城现在引起很大争议的问题是学校管理体制。这就是：是否应允许私人公司经营学校？私人公司经营学校是否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现有学校是否因为其官僚作风而导致效率下降？我们的观点是应当允许一试，但我们遭到当地机构的反对。你知道，《问讯报》是一份在当地有很大影响的报纸，所有议及当地事项的社论一出，都会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后来我们改写了社论，主要是给读者一些参考观点，并加上公众对此问题讨论的意见。这种状况使得我们的社论委员会会议愈显重要。在会上我们会讨论、争论。如果主编认为选题很重要而意见不一致，大家就会投票表决。尽管有时主编的意见占的份量重一些，但一般情况下委员会会按照表决结果决定最后选题。我们的社论一经写出就代表了报纸的声音，但总编辑几乎从不参加我们的会议。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在政府选举期间，发行人和总编辑都会参加我们的会议，因为这时我们的社论对候选人会有选择地予以支持。这时我们的社论也往往偏长。我们评论员个人分工不同领域的社论，就像我是专门写国际事务的。我们经常与社论主编讨论业务。”

　　说完这话，她一看表，伸伸舌头，说已经迟到了。她匆忙拿起桌上几页纸，起身和我握手道别，一面说着对不起，一面快速往门外走，比我离开的速度还快。

　　八、 员工待遇仅次于《纽约时报》

　　我一回头，普莱特正笑眯眯地站在走廊上看着我，说：“你工作真努力。怎么样，该吃饭了吧？”我说我自己解决，他连忙说：“不不，我们一起吃饭，我请客。你不是还有问题要问我吗？”在美国像这样热情的接待者，真不多。

　　于是我将采访用具放在他的办公室，跟随他走出报社大楼，过了一条街，进入一家里面光线较暗、每张桌上点着小蜡烛的西餐馆。餐馆人很多，服务员领我们走到最里面一张空台坐下，看来这是他预先订好的座位。我们各自点了菜，就继续交谈起来。我的问题还是关于他主管的人事运作。我手边没有任何采访用品，就向服务员借了一支笔，在菜单上作些记录。

　　据他介绍，《问讯报》和我访问过的其他著名大报一样，不从高等院校直接招收毕业生，而只招聘具有3年以上同业工作经历的员工。为了满足大学毕业生的实习要求，他们办了一个两年制的培训班，学员经选拔可以到报社参加采编工作，但我们只付一半工资。两年后我们择优录用，但大多数不会留下来。记者正式被雇佣后，起薪每周1200美元。编辑略高。他说绝大多数记者比这个标准高多了。此外员工退休时还可拿到一大笔养老金，大约相当于40周的薪水，一般在6万美元左右，同时还可从本公司获得每月3000美元的退休补助。这还不包括他们从社会安全体系里获得的按过去交税情况规定的退休金。

　　如此看来，《费城问讯报》员工的收入是相当高的，大大超出我过去听说过的美国记者的收入。此前该报总编辑罗森塔尔在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证实了这一点。当时他说：“关于收入，我们在全国不是最高的，但肯定居前十名。我们记者的平均收入是年薪7万美元。我们是加入工会的公司，收入水准都是与工会协商后确定的。记者具有5年工作经验才可到我们这里工作（这与普莱斯的说法略有不同——笔者），第一年可拿到6万美元。我们的收入比《巴尔的摩太阳报》高。这里的员工绝大多数还是双职工家庭，所以很多职工家庭可获得10万美元以上的年收入，这是相当可观的家庭收入了。此外员工还有其他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工作保障等。”

　　比较我后来采访的其他报纸，《问讯报》的员工待遇大概仅次于《纽约时报》。

　　普莱斯在饭桌上继续回答我的问题。我问：“中国一些报纸现在在争论收入平衡问题，例如采编和经营方面应该向哪一块倾斜？在贵报，同样教育背景、同样级别岗位的员工，是经营部门收入高还是新闻部门收入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新闻部门收入高。”

　　我又问：“你刚才说除了工资以外，还有其他一些收入，你只提到退休后的待遇，平时还有哪些福利？”

　　“有医疗保险。有养老金。有‘401K’投资项目（401K是美国普遍实行的一种员工福利，即有公司和员工各出一部分资金购买本公司或其他公司的股票等证券，从中获得红利——笔者）。每年有5周以上假期。每年6天的有薪假日（指圣诞节、国庆节等公众假日——笔者）。每年最多不超过40周的病假工资，等等。我们不设年终奖金。员工完成某项任务特别出色时，可在任务结束后获得50至500美元的奖金。这些任务包括好稿件，好标题，好策划等。”

　　“记者外出差旅费有何规定？”

　　“没有规定指标。报社负责工作用餐、差旅交通等费用。出差的员工届时需填写一份表格，将费用数目如实申报，这也是我们控制出差费用的一种方式。”

　　我们边吃边聊，吃完饭快到下午2点钟了，下一个采访正等着我呢。

　　九、 插页广告的地区化

　　回到报社，我直奔12楼，来到该报主管市场和广告的高级副总裁托德•布朗洛特的办公室。布朗洛特头发朝后梳着，戴一副银边眼镜，鼻下留一撮灰黄而修饰齐整的胡子，着白衬衣，扎红领带，肚腩鼓鼓，看上去像个商界大老板。我们的谈话刚开始不到一分钟，我的录音机就停止运作了。我知道那是容量饱和的缘故。所以这里只能借助笔记本上的简单记录。

　　他介绍了该报广告方面的情况，使我感到这家报纸的广告份量很重。虽然是集团内的报纸，他倒并不回避透露年收入。他说：

　　“本报去年的广告收入大约4亿美元。其中25%来自招聘分类广告。去年我们每个星期天刊有40至50页的招聘广告，但现在少了，只有20至30页。招聘广告每页6000美元。我们陈列广告（display，区别于分类广告和插页广告，是在正报上刊登的较大篇幅的设计广告——笔者）的平均价格是每页2．5万美元。星期天刊的广告比平日刊高33%。

　　“本报的广告客户大约有1万家，其中一些大客户每年在这里做1000万美元以上。像Strawbridge’s（大型服装连锁店——笔者）和Home Depot（大型家庭装修用品连锁店——笔者）这类客户，每年广告额大约1500万美元。这类大客户，可以享受全年套餐和按月付款（不必立即支付——笔者）的优惠服务。

　　“根据去年的情况，我们广告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按比例大小依次为：分类广告，约占50%；零售商广告，约占30%；全国性广告，约占20%。分类广告中招聘广告的价格最高，每行30美元，而最便宜的分类广告为汽车广告，每行只有3美元。尽管这样我们也做，从不拒绝，而且多多益善，因为汽车广告的读者很多。

　　“星期天刊的广告既多又贵，是因为美国人喜欢在星期天外出购物，他们在星期天也有较多时间阅读。这使得星期天刊越办越大，重得都提不动（笑）。

　　“星期天刊报纸的插页广告很多。这些插页广告都是机器自动夹进去的，然后由机器自动捆扎。插页广告的投递有着严格的地区分别。发行到不同地区的报纸，有着不同的插页广告，因此这些广告非常地方化，也很受当地读者欢迎。插页广告基本上都是零售商做，但服装广告一般不做插页广告。你看Macy’s（总部在纽约曼哈顿的美国最大的服装零售连锁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很多大城市的报纸几乎天天刊登多幅整版广告，内容都是打折或新款优惠等信息，其广告投放量之大，常让我惊诧莫名——笔者）几乎每天在我们的报纸上做若干版的广告，都是在正刊上的，从不做插页。”

　　“插页广告既然投递数量和地区各不相同，你们怎么测算价格呢？”我问。

　　“我们按实际发行份数收钱，印费另计，如果在我们这里印刷的话。例如，Staple’s（美国注明办公及电子器材连锁公司——笔者）总是在我们这里做插页广告，收费标准是每发行1000份收费50美元。去年我们从插页广告方面获得4500万美元的收入。一般说来，服装零售企业喜欢在正报上做广告，而超市等其他零售商则喜欢买我们的插页广告。这些插页广告不仅通过报纸发行，零售商往往还加印许多，放在商场内供消费者免费取阅。我们所有插页广告都来自零售商。”

　　谈话后，这位副老总还给了我一套该报的广告价目表，共5本。在美国访问各报，广告运作是我了解的重点之一。但说实话，各报的广告价格体系都很复杂，听起来令人头痛。这此访问《费城问讯报》，我向他请教了不少问题，硬着头皮总算基本弄懂了这些价格规律。由于过分专业，我打算在本人计划撰写的关于美国报业管理近窥的专著中详细介绍，这里限于篇幅，恕不赘述。

　　十、 女编辑再也不想吃茄子

　　下午3点，我按约来到3楼见周末版编辑罗宾•亨利小姐。这是一位黑人，但皮肤带点褐色。这也是我在美国各报访问的五六十人中见到的唯一有色人种报人。

　　亨利小姐大约30岁左右的年纪，未说先笑，而且一定笑出声来。她领我来到一间小会客室，我们就坐着闲聊起来，因为这次采访是她主动要求的，我并无特别需要了解的。我本来想，既然谈，就听听这些副刊编辑的工作特点。但话题一开始就被引入她在中国的经历。

　　原来，她对古老的中国很有兴趣，曾请过一年的长假去过中国。她告诉我，她在中国沈阳的辽宁大学教过一年的英语，就住在学校提供的宿舍里。暑假期间，她就周游中国，到过北京、西安、天津、南京等地，但就是没去过南方，特别是广东。

　　她说，辽大给的工资是每月3000元人民币，住房免费。薪水虽然不高，但她不图这个，只是为了体验中国的生活。她认为一年的中国之行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她为此放弃了报社一年丰厚的工资，一点也不后悔。今后有机会，还想去。

　　当问到是否习惯中国的生活，特别是大学里每天的中国饭菜时，她说还可以，就是天天吃茄子，时间长了受不了。她说食堂里每天都卖茄子，虽然中国的茄子有各种做法（美国也有茄子，品种有大有小，美国人称其为‘蛋果’，egg plant——笔者），但说到底还是茄子。后来到北京，有一次有朋友请客，饭桌上又点了茄子，真让她倒胃口。回到美国后，她一见到茄子就怕。说到这里，她又咯咯地大笑起来。

　　我当时邀请她下次到深圳去，她说“好啊”。谁知真的就有这么个机会。

　　我回深圳不久，被任命为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当时原来两位外籍编辑聘用期满先后回国，亟需补充新人。招聘广告发出去后，应聘者倒很踊跃，前后有10多位英语国家人士上门或通过朋友报名。但这些人中有报纸采编经验的专业人士很少。这时我突然想起她，赶紧发电子邮件，告诉她有这么个岗位，且待遇不错。她果然表示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并积极地问这问那，还向老板请示。老板虽未明确表示同意，但她仍继续和我联系。后来听我说要求在一个月内报到，就说不行了，因为老板迄今未允许，她自己也不可能在一二个月内将一切安排好。但希望我下次继续给她机会并提前两三个月告诉她。

　　我们谈话之后，见还有时间，便向普莱斯要求参加编前会，他欣然同意，并领我到了会议室。会议室也在二楼。会议室门外两边墙上贴满了近期报纸漂亮的版面，大部分与9．11事件有关。这时参加会议的人还未到齐，总编辑罗森塔尔正站着和人说话。会议桌一头的墙上挂着卷帘式银幕，电脑通过挂在天花板上的投影仪将一些图片打在银幕上，供与会者讨论和挑选。

　　这个编前会与我们前面介绍过的编前会大致相同，只是从银幕上可看到放大了的彩色新闻图片。另外，会上讨论的头版和B叠首页稿件主要分别由宾州新闻部、新泽西新闻部、都市新闻部和特别新闻部（指9．11事件后组成的反恐专刊组）推荐，所以与会者收到好几套头版和B叠首页稿。会议由坐在正中央的一位副总编主持，总编辑罗森塔尔坐在一侧。会议的程序及讨论方式与其他报纸无异，这里不再赘述。

　　会议结束后，我也圆满完成了此次对3家著名报纸（《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邮报》和《费城问讯报》）的访问，来回5天时间。其中要数对《费城问讯报》的访问最累，从早晨7时开车到晚上8时回到纽约，中间谈话六七小时，开会1小时，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头皮都发麻了。

　　十一、10天后，总编辑被炒

　　回到纽约后继续参加学校的课程，神经也松弛下来。第三天即周末，跑到学校巨大的草场上与成群的大雁逗了一会儿，脚上踩满了大雁的粪便。转眼也就到了10月底。但11月7日《纽约时报》的一条消息又令我大吃一惊：《费城问讯报》的总编辑罗森塔尔被免职！虽然在报上常见到美国报纸高层人事变动的消息，但这样一家大报的编辑部一把手突然被“摘帽”，在美国这一年中还是头一回听说。

　　为何遭贬？从这篇消息题为《费城问讯报总编辑被逼出局》（Philadelphia Inquirer Editor Is Forced Out）的消息中即可知端倪。消息全文如下：

　　罗伯特•罗森塔尔，《费城问讯报》的总编辑，昨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与母公司奈特—里德报团高层的意见分歧之后被突然解职。他们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这家报纸的新闻和战略发展问题。

　　这一变动是在该报持续18个月的减员、“买出”和发行量下降之后发生的。罗森塔尔先生反对在上面的压力下将重点从地区、国际和国内新闻转向更小的地方新闻。

　　《问讯报》的发行人鲍勃•霍尔（Bob Hall）在昨天的编辑部全体采编人员的一个严肃的会议上宣布，罗森塔尔先生的职务由沃克•伦迪（Walker Lundy）取代。他说伦迪先生是一位在奈特—里德报团长期工作的受尊敬的员工，在过去的11年里曾在《圣保罗先驱报》（St. paul Pioneer Press）组织强有力的新闻报道和深受读者欢迎的副刊稿件。

　　伦迪先生领导发行量在19．5万份的《先驱报》获得了2000年的普利策奖。获奖作品是一篇揭露明尼苏达大学篮球队欺诈行为的报道。该报道导致4名运动员在一次重要比赛前被取消比赛资格，从而激怒了很多读者。

　　这次总编辑的突然变故是今年以来奈特—里德报团第二次高层人事变化。第一次是报团另一家报纸的最高领导因在预算开支方面与上级产生争议而辞职。这一变动也标志着这家报纸30年来报道方针的首次转移。该报30年前立志要在都市、地区（指州的范畴）、全国、世界这四大报道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上赶上全国任何一家报纸（当时的编辑方针没有考虑到地方新闻的重要性——笔者）。

　　最近几年来，该报纠缠于财务取向，而其母公司越来越热衷于满足投资者的意愿和维持股票价格。当初小尤金•L•罗伯茨开创的庞大而耗费巨大的新闻运作体系成为该报近年来产生磨擦的永恒源泉（如前所述，70年代罗伯茨到该报后的最大动作就是扩大编辑部，加强采编力量，增强竞争力，得到当时奈特报团领导的大力支持，效果显著——笔者）。类似的磨擦已导致报团内的《圣何塞信使新闻》（The San Jose Mercury News）发行人杰伊•T•哈里斯（Jay T. Harris）今年早些时候的辞职。

　　近10多年来，费城地区的人口和就业增长停滞不前，而郊区的竞争对手（指郊区的报纸——笔者）却将该报的发行和广告市场不断分割，赚足了钞票。

　　在截至9月30日的前6个月中，《问讯报》平日刊和星期天刊的发行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8%以上。在过去的5年内，该报平日刊和星期天刊下降了近15%，而郊区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却几乎没有下降。

　　问及究竟是什么分歧导致罗森塔尔先生离开，发行人霍尔先生昨天说，“概括地说，报纸应该早就将重点转向郊区地方的覆盖。”他又说，“这事关报纸发展。我不能过分强调说罗西（罗森塔尔的昵称——笔者）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报人，但我想现在是换人的时候。”

　　《问讯报》的记者和编辑昨天说，罗森塔尔曾经拒绝由全国、本州和本市的新闻覆盖转向郊区地方新闻的覆盖。

　　伦迪昨天上午被介绍给编辑部同仁后，在一次采访中说，在确定优先覆盖何地新闻之前，他需要了解更多的当地情况及员工想法。但是，他说，“我们的目标是继续吉恩（前总编辑罗伯茨的昵称——笔者）时代创立的新闻风格。同时我们要考虑扩大发行和如何使读者更爱读《问讯报》。两者不可偏废。”

　　伦迪先生将是该报自1972年罗伯茨主政编辑部以来首次从《问讯报》以外的地方调任总编辑。该报在罗伯茨先生任职18年期间获得了17项普利策奖。

　　昨天上午10点发行人向各部主编宣布总编辑将离开的消息后，罗森塔尔利用上午剩余的时间给全体记者和编辑写了个便条，并受到同事们的拥抱告别。当他在午餐时间走出办公室时，所有编辑部人员起立并鼓掌向他致敬。

　　昨天在接受采访时，罗森塔尔先生谈到他的同事：“我对大家一视同仁，推动大家开展工作，我们一道经受了各类巨大的变化。我对所有留下来的员工感到无比的骄傲。”

　　问及昨天编辑部的气氛，该报的电视评论家盖尔•希斯特（Gail Shister）说，“这就像爆炸之后的德累斯顿（二战期间德国一个大城市）。从某个方面来说，罗西代表了《问讯报》最杰出的品质，因为他真正是一个搞新闻的人。”

　　今年年初，当该报按照母公司要求完成了10%的裁员任务后，执行总编辑威廉•沃德（William Ward）突然宣布辞职，在编辑部引起震动。到2001年9月，编辑部员工只有514人，比网络经济热潮时的2000年1月减少了100人。【1】

　　除了《纽约时报》的上述报道，各报也纷纷披露这一美国报业的重要新闻，且不少报刊对罗森塔尔寄予同情。当月第二周出版的《总编辑与发行人》周刊报道说：

　　“罗森塔尔在搞调查性报道、全国报道和国际报道方面不遗余力，但对郊区地方报道没有给予其老板希望的优先地位。在全国和国际新闻报道方面《问讯报》已经和《纽约时报》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该报在《纽约时报》的市场销售报纸3万份。他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鲍勃•霍尔（该报发行人——笔者）的确提议要加快这个转变，但这个转变如何进行，快到什么程度，这要看我们在这方面的条件如何。’

　　“事实上，罗森塔尔在这4年任期中一直面临强大的财务压力。根据大费城地区报业公会提供的数据，在过去的2年里，一系列裁员措施使编辑部新闻人员减少了23%，降至485人，其中负责报道郊区广大地方新闻的年轻记者被减少了34%，只剩71人。发行部门的电话促销及市场营销人员的减少，也影响了该报去年的发行量。

　　“曾参与组建该报郊区记者站的该报记者亨利•J•霍尔康姆（Henry J. Holcomb）说，在报纸是否可以更好地扩大郊区报道这个问题上，罗森塔尔不应负全部责任。‘我认为罗西对扩大本报市场覆盖上是有着很大兴趣的，不论设计全国报道还是地方报道。他有他的全盘考虑。’

　　“伦迪将于11月26日正式上任。他4年前扩大了《圣保罗先驱报》的郊区覆盖。他说，‘你不可能既这样做而又少花钱。’

　　“很多《问讯报》员工问他有何改进报纸的良策，他说，‘最好的裁判是《问讯报》的读者，而不是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如果要我在1万名读者和普利策奖之间做出选择，我要读者而不要普利策奖。’”【2】

　　看来，罗森塔尔总编辑被解职的根源在是否将重点转移至覆盖郊区地方新闻上。这里所谓郊区地方新闻，是指费城以外8个县的地方新闻。该报对费城新闻的报道是充分的。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已经透露出他的难处：一方面覆盖这些郊区新闻需要更大的投入，一方面报社老板却在减少投入和裁员。而他的骨子里可能还是希望报纸保持地区大报的声誉，不太愿意完全降格以琐碎的郊区地方新闻与各地小报竞争。

　　这次事件和去年初该报执行总编的辞职以及奈特—里德报团另一家报纸发行人的辞职，暴露出一些著名报纸与报团之间的分歧。它表明，美国报业集团在对经济收益方面的追求往往大于对报纸品格的保护。前述《圣彼得堡时报》坚决保持独立以维护报纸风格和社区利益，其实也是出于对报团类似做法的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