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南方周末》报道，江西省定南县因为《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如此拆房，为谁谋利》的批评稿件，竟将该县8月28日的《人民日报》全部扣压。在群众的强烈呼吁和追问下，报纸才于30日下午送出，但是载有批评该县稿件的第5至8版整张报纸还是被截留下来。堂堂党中央机关报竟然也遭封杀，这一事件引起舆论哗然，9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郭松民先生写的时评《〈人民日报〉如何为自己讨“说法”》，主张《人民日报》和定南县的有关机构对簿公堂，通过法律的途径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于郭先生意见，笔者深以为然，但仔细想想，不禁又有一个疑问，如果《人民日报》真的为此事走上法庭，这个官司能打赢吗？郭先生认为，定南县有关机构的行为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因为定南县的“扣压”行为一方面侵犯报社的发行权，另一方面侵犯了公众的知情权，最重要的，还是这种行为损害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说到发行权，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定南县邮局最终将报纸送到了读者手中，只不过随后又按照有关领导的指示，报纸的5至8版被收了回来。若如此，邮局已经根据与报社的约定，将报纸送到订户手中，尽管晚了点、少了点人民日报社的起诉恐怕师出无名。至于公众知情权和宪法对于言论自由的保护，目前来说，一个仅存于法学探讨中，另一个则由于不能直接引用宪法判案，恐怕法院能不能受理都是问题。若说到起诉，最多也就是定南县的《人民日报》订户有资格起诉：侵犯他们正常阅读报纸的消费者权益了。

　　从兰州市公安局封杀媒体记者，到很多报纸甚至《人民日报》的发行遭到封杀，说明我们的舆论监督多么的艰难，新闻媒体屡屡被告上公堂，又屡屡败诉，不能说没有媒体自身的问题，但同时也说明舆论监督在法律上多么无助，如果不能尽快出台一部规范舆论监督的法律的话，像《人民日报》这样被扣压的事情还会不断发生，而众多新闻媒体也还会面临欲讨说法而无门的境地。正如郭先生所说：“《人民日报》如果和定南县打这场官司，就不再是《人民日报》自身的事，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变成了所有中国媒体的事—中国媒体太需要一次胜诉了。”但《人民日报》以及全国新闻媒体要期待这样一次胜诉的话，首先必须期待一部舆论监督法的诞生，只是，我们不知还要期待多久。(霍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