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对中国上市公司高管加薪的现象说三道四？

　　上市公司高管给自己加薪在中国仅遇到了小规模的抵抗。就在10月10日贵糖股份（000833.SZ）发布2003年第三季度及全年业绩预亏公告之前，9月22日，贵糖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股东大会未能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职务津贴的提案》。虽然当天只有占总股份11.09%的中小股东参与投票，但反对者持有其中81.36%的股份。这份提案拟额外授予董事长10万元职务津贴，其他高管亦有所得。

　　高管加薪同时遭遇流产的还有南京医药（600713.SH），它们只希望每月能给高管4000元的税后津贴。不过，被迫流产的加薪计划仅是少数，从年初以来，已经有数百家上市公司高管如愿以偿。

　　中国公众对上市公司高管高薪的沉默态度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就在9月17日，纽约证交所前主席理查德·格拉索(Richard Grasso)因高额薪酬问题而不得不坐着他的林肯车离开，此前，他已执掌纽约证交所长达36年，并获得无数荣誉。《金融时报》认为，这是纽约证交所场内交易员、社会NGO组织和某些政客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显然，中国缺乏这样的组织和声音。

　　上海荣正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曾经连续三年做了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排名调查。结果发现，2002年沪深两市1221家披露薪酬的公司，高管年薪平均值比2001年增长19.15%；而前三名最高收入者的平均值已较1998年翻了一番。

　　国内有学者认为，这是上市公司高管价值的正常回归。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是，部分业绩亏损公司的高管却从中拿走了高额薪酬。ST天鹅2002年亏损4亿多元，可10名高管薪酬却从每年人均33.3万元涨至42.2万元，前三名最高者更达69万元。

　　频繁加薪能否提高大股东与公司高管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有效性，这一点颇须存疑。中国大部分高管的薪酬设计并非来自科学制订，而更多源于高管与大股东的讨价还价。这一点尤其在职业经理人群体中为甚。另外，内部人控制现象越来越为高管攫取高额薪酬提供方便，在中国一些大股东为国有股的公司里，所有者的监管事实上是缺位的，高管薪酬设计则由管理层控制的所谓薪酬委员会决定，虽然有人寄希望于有关法规的出台，但高管们同样可以在不久之后找到巧妙的规避方法。

　　另有一些公司利用加薪来筹集资金，帮助管理层实现MBO。这种变相取得公司控制权的现象也为数不少。在公司出售或卖壳的过程中，收购方以支付高额解职费为代价收买公司原高管的做法也值得警惕。德意志银行总裁阿克曼因此而成为被告，作为曼纳斯曼监事会主席，他同意在该公司被收购前向高管支付巨额解约费，被检察官认为造成公司损失。一家中国媒体报道说，科龙原高管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年薪，正是因为这是格林柯尔在买壳时就与科龙原管理层谈好的一种补偿。

　　为什么公司利益相关者会对高管给自己加薪的做法不闻不问？根本原因可能在于，前者过于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大股东显然愿意看到公司高管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经营原则，但这却有可能伤害到员工或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中小股东出于“搭车”心理或表决成本的原因，亦不可能过分反对。《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迈克尔·斯卡平克指出：“在法律欠缺的情况下，要驯服首席执行官们，将不得不依靠投资者、消费者、媒体，以及害怕公众谴责的力量。”(记者/仇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