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三次为它题写刊名；周恩来对它有求必应，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邓中夏，这些名字如火的人物是它的编辑；三次停刊，又三次复刊；推出了雷锋、王杰……最早公开喊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潘晓讨论”搅动全国；机关刊物大胆走市场……这就是———

　　无畏无惧，激情似火，这是恽代英们的《中国青年》

　　1923年10月20日，几个年轻人聚集在上海南市一条小里弄的一幢老房子里，一本薄薄的小杂志在他们手里散发出油墨的清香。在这几个激动的年轻人中，就有在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恽代英，那一年他28岁，已是老资格的社会活动家。作为主编，恽代英手里拿着的是一本刚刚创刊的《中国青年》。这是直至今天已出版了一千多期的《中国青年》的源头。

　　《中国青年》一开始就有它的红色背景，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它的战斗色彩几乎是一种天然。它最强烈的鼓动是对祖国的拯救，因此它对自己使命的阐述格外明确而主动：“救中国是一般青年的使命。我们要为这些青年扫除一切陈腐邪恶的空气，指点他们最经济最有效力的途径。”

　　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对另一位传奇英雄萧楚女的怀念中找到佐证。萧楚女与他的朋友恽代英曾一同在《中国青年》最初的日子里共同战斗，成为辉映在《中国青年》上的灿烂双星。他文如刀剑，为《中国青年》这本杂志留下了鲜明的印痕。“不要装聋，不要躲闪。”“硬刀硬枪，摆事实，讲道理，才是角色。”“进攻，进攻，不断进攻！”萧楚女的激烈壮怀，可以说正是《中国青年》的真实色彩。

　　《中国青年》创刊时期对革命的号召源自这些革命者的本能，《中国青年》的工作人员没有一个职业编辑，他们的身份其实都是职业的革命家，而且异常年轻。在《中国青年》早期的创办者中，林育南、邓中夏、李求实及张太雷，也都早已是“身经百战”的青年英杰，他们在进入《中国青年》之后，他们同样注定一般走上了一条牺牲之路。萧楚女在病中被敌人拖赴刑场时才34岁，林育南、李求实等二十几个青年一同在上海龙华被敌人集体屠杀。鲁迅在龙华惨案发生后，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了忘却的纪念》。看一看这些抛头洒血的青年志士，发刊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青年》是何等风骨，根本不需要更多的文字来说明。

　　《中国青年》发起于革命初期，随着革命浪潮的起伏时而公开发行，时而秘密传递。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共出刊170期。它以惊世骇俗好战斗的激情度过了四年的创业历程，真可谓极一时之盛。随着形势的日益严峻，《中国青年》终于沉寂。它起于黑暗，沉静于黑暗，但它在黑暗中留下了一道电光，这便是一颗终要燃烧起来的种子。

　　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它那份作者名单

　　1939年4月，春天的阳光安静地撒在延安，《中国青年》复刊了。毛泽东第一次为这本刊物题写了刊名。这时的《中国青年》多了一份沉稳，少了些火气。在《发刊词》中提出了《中国青年》五项任务：动员青年参加抗战；促成全国青年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中国劳动青年和各进步青年团体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帮助青年学习和表扬中国青年在抗战中的英勇业绩。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只出版到第8期后就无法维持半月刊的周期，纸张、印刷材料的贫乏使这本32开40页左右的杂志常常无法按期出版。这时的《中国青年》更有了一些专业的色彩，它的编辑也开始由职业宣传工作者和文化人担任，比如后来著名的出版家韦君宜就在这时走进了《中国青年》。尽管经济的困难影响着《中国青年》的出版，但是它毕竟是在革命政权的中心地带，那种创刊时期每天都有的对生命的威胁不存在了，我们在《中国青年》上看到的不再是急切的呐喊和激烈的抨击，而是多了一些工作的研究和对选题的探讨。在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它的那份作者名单，如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吴玉章、李富春等，几乎囊括了当时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但是，纸张和印刷材料的缺乏使《中国青年》的出版显得异常艰难，另一方面，它的发行也面临着极大的问题，很难传递到敌后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地区。到1941年3月的第5期，《中国青年》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停刊。

　　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中国青年》，是一个真正的阵地

　　1948年秋天，在河北省石家庄附近的平山县地夹峪，八九个青年在两座四合院的瓦房中静静地忙碌着。一种革命即将胜利的兴奋感染着在小院里工作的每一个人。一堆堆的稿件放在这些年轻人的面前，除了这些稿件，还有一件东西让这些年轻人格外高兴，那就是毛泽东题写的“中国青年”四个字，这是毛泽东第二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更为让人感到惊讶的是，毛泽东后来又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毛泽东一生中三次为一本刊物题写刊名，曾让多少人为之羡慕。

　　12月20日，《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的第1期出版。从风格上而言，新中国建立前后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它随着国家的建设和一项接一项的政治运动忠实地体现着时代的风格。在这18年中，《中国青年》为我们留下的一笔财富，是一大批具有时代特点的典型人物：抗美援朝中的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王崇伦、倪志福、郝建秀、张百发、李瑞环、王进喜、王林鹤、徐建春、邢燕子、侯隽、董加耕、赵耘、吕玉兰；青年英雄徐学惠、向秀丽；为人民服务的典型雷锋，以及解放军的杰出人物王杰、欧阳海、麦贤得；英雄群体“南京路上好八连”等等……最为使《中国青年》骄傲的是，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就是专为1963年3月《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以此为标志展开了一场学习雷锋的活动。当时的最大困难还是纸张的短缺，《中国青年》因此出现了限量发行的情况，周恩来曾对编辑部的领导说：“《中国青年》应该增加发行量，纸张不够，我可以帮助解决。”这番话在当时对编辑部而言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共和国总理亲自为一份刊物的发行操心，这绝对是一件极其罕见的事情。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国青年》再一次辞别了读者。这时的《中国青年》已经是一身火药气味，连它的老社长杨述也成为它批判的对象。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青年》再次成就了一番无与伦比的辉煌

　　《中国青年》的编辑们在农村干校“锻炼”了12年。1978年，当这些编辑从农村回到北京的编辑部时，许多人已不再是青年。但是，经过12年的磨难，谁都有一种找回失去的岁月、重新做一番事业的愿望。这是它历史上的第四次复刊（如果1975年5月的试刊号也算做一次的话），但这次复刊绝不同于以往的三次，这一次犹如涅槃，脱胎换骨之后以它在创刊时曾表现过的惊世骇俗的勇气和个性，成就了它在中国期刊史上无与伦比的业绩。

　　1978年9月，《中国青年》刚一复刊便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作为机关刊，《中国青年》本该如它在“文革”之前那样，每一期严格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完成宣传配合任务，但是在1978年，无论是社会发展形势还是编辑的思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种上传下达式的宣传模式已无法再让人接受。粉碎“四人帮”的兴奋过后，人们不得不继续深一步思考中国的发展。一系列问题如同一个个巨大的挥之不去的问号，在“两个凡是”的重压下，人们疑虑重重。

　　复刊后的《中国青年》推出了大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文章。比如痛斥林彪、“四人帮”搞现代迷信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直指“两个凡是”要穴的《“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赞颂“五·四”青年英雄事迹的《革命何须怕断头》等，使这本杂志重一面世，就有了洛阳纸贵的场面。在此之后《中国青年》以其富有个性和创造力的表现，发起了名动一时的“潘晓讨论”，为中国新时期的社会改革贡献了理论价值的基础，同时也创造了发行400万份的奇迹，成就了期刊史上独有的一份辉煌。

　　机关刊物大胆闯市场，而今迈步从头越

　　1995年，已经在北京西城一座古色古香的小院里“安居”了四年的《中国青年》终于不安起来。市场经济的残酷现实，最终让《中国青年》的优越感消失殆尽，长期四平八稳的养尊处优使它根本没有面对市场的敏感。在长达70多年的日子里，尽管《中国青年》几生几死，但因为读者的离去而使它难以生存，这在它的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这种尴尬的日子里，《中国青年》终于痛下决心，从刊物内容到编辑队伍都在酝酿改革。当1996年新的一期《中国青年》出版后，不少人大吃一惊，有人称它的这种改革是“惊险的一跳”。因为报刊市场的激烈竞争，当时不少报刊都在以缩减印张或降价来减少支出和维持市场份额，而《中国青年》却反其道而行，不仅由小16开本改为大16开本，而且增加了一个印张和中心彩色插页，由64页增加到80页，价格由过去的2.8元人民币一步达到55元，在发行量下降的途中做出这样的举动，对杂志社而言，绝对是背水一战。

　　近10年的改革证明了当年决心的正确，它不仅走出了十几年形成的困境，而且在1999年成功地完成了由月刊向半月刊的改造，在2003年实现了由黑白印刷向全彩印刷的改造。在市场经济无比诱人的时候，它的旗帜上仍一直写着：理想主义＋浪漫情怀。在跨进新世纪的门槛后，它更以“奋斗改变命运，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为口号，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主流青年奋进向上的精神家园。

　　在《中国青年》走出低谷后，中国青年杂志社开始了集团化运作的尝试。现在的中国青年杂志社，除了拥有其“旗舰”杂志《中国青年》外，还拥有《农村青年》、《中国共青团》、《青年视觉》、《青年报刊研究》、《新知时报》、《生活资讯》、中国青少年电子音像出版社等系列媒体，搭建了一个传媒集团的平台。放眼未来，《中国青年》这本已欢度80年华诞的杂志，不仅将永葆青春，而且必将开创出新的辉煌。（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