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利益取向，或许在很多方面并不能与发达国家完全吻合，但却有着巨大的相互利益；而与发展中国家，固然在很多领域有共同语言，但利益诉求却也可能相差甚远。

　　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世贸组织坎昆部长会议无果而终。庆幸也好，失望也罢，各成员方的部长们似乎就是把各自的利益诉求表达了出来，却在解决分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甚至反而加深了。虽然世贸组织总干事素帕猜强作欢颜，安慰说“本次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为回到日内瓦继续工作提供了基础”，但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不可能在原定时间内成功结束却几乎也是肯定的。

　　实际上在会议之前，就没有谁对结果表示乐观，但失败得如此干脆还是出乎意料。欧盟贸易代表拉米表现得十分无奈，称对发展中国家强烈的反对意见“确实没有想到”；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指责一些代表团拒绝妥协，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不愿做的一群”；一些会外组织谴责发达国家不顾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强行推动他们的主张，才导致了会谈的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会议未能取得成果表示遗憾，希望坎昆会议“不是贸易谈判之路的终点”，但他同时也对发展中国家能团结起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感到高兴，相信这一“可喜”进展将对未来产生积极影响；巴西外长阿莫林则认为这次会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成功的”，因为这些国家在提出诉求上表现得团结一致。第一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吕福源说，会议结果令人遗憾，但“多哈发展议程”仍将继续进行，中国愿与其他成员一道，共同努力推进新一轮谈判和多边贸易体制向前发展。

　　很显然，互相指责是无济于事的。对于WTO的所有成员，不管是发达的、发展中的还是最不发达的，根本利益所在，不是阻止谈判的进行，或者使谈判失败，而是如何促进协议的达成。或许世贸组织还不能算是一个“平衡的”多边贸易体系，或许其已有的规则和协议对于某些成员来说并不是“平等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世贸组织及其一系列的规则和协议，对于所有成员来说，整体上都是有益的；正在进行的“多哈发展议程”，对于世贸组织和所有成员方来说，也是必要的。否则，为什么要由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上百个国家和地区，花费几十年的时间、耗费几代人的精力、动用如此庞大的资源去建立这样一个国际组织和国际贸易框架体系？但成功总比失败困难得多，这就要求所有成员方，都应该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参与谈判，推进谈判，而不是明迎实拒，因小失大，甚至干脆就是破坏性的。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中国应更加清醒地认识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重表面还是重实质？

　　世贸组织成员发展水平差异极大，各国的国情、政情也不相同，对于某些议题、协议表现出差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就要求各成员方，必须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也要考虑其他成员的利益诉求，通过谈判寻找到所有成员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但同样必须清楚的是，这个“平衡点”，也不是对于各方利益的实现都是一样的，而是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至于谁得的多一些，谁得的少一些，取决于各自的话语权，也取决于各自对于自身利益的判断，更取决于此后各方对协议的履行及各自的应对。本次坎昆会议，让人遗憾的，不是会议本身的失败，而是为什么失败：某些成员，似乎过于注重了话语权，而忽视了利益；或者说，对表面意义上的话语权的重视，可能源于对实质利益的认识不清。

　　比如说，关于农业问题。笔者不否认其中的不公平现象：90%的农业补贴集中的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经合组织成员农业补贴高达3300亿美元；而发展中成员不但无力补贴，还要开放本国农产品市场。此次谈判中，欧盟同意取消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特殊利益的农业补贴，但拒绝设立特定期限；美国同意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但要求对方也作出让步——这当然也是会议失败的原因。具体谈判程序上，发展中成员强调应首先讨论农业问题，然后再讨论市场准入问题；而发达成员却急于讨论启动“新加坡议题”，最终一崩两散。若如此僵持下去，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照样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市场照样封闭着，对谁有好处呢？即使盘点损失吧，对谁损失更大呢？还是发展中国家！

　　还有投资问题。这本是拟启动的谈判议题之一。但因为某些发展中成员担心新谈判的“多边投资框架（MFI）”可能有利于跨国公司、牺牲本国产业，以及其他一些如讨价还价因素，而加以否决。可这样的结果对谁的伤害更大？发达成员固然希望借此更大程度上进入发展中成员的市场，并保护其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利益；可另一方面，90%左右的跨国投资集中在发达国家之间，其投资利益已基本可以通过各自成熟的法律体系、充分开放的国内市场以及双边、区域协议等加以保证了。而发展中成员如今正为了争夺国际投资而在进行着优惠政策竞赛！一方面意识到了国际资本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去拼命争取，另一方面却为了“怕”外资更多进入而损害自己的利益；一方面知道自己的投资环境存在缺陷而采取优惠政策去弥补，另一方面却不愿制定国际规则来“束缚自己的手脚”（或提高到“让渡国家主权”的高度）—某些国家就这样创造了自己的囚徒困境。同时也可以看出，不管是出于利益判断的原因还是谈判策略的原因，发展中成员还是处于为说“不”而说“不”的阶段，而没有找到实现自己利益的真正路径。

　　经济外交需要大智慧

　　虽然多边贸易谈判从来没有顺利过，但此次坎昆会议的失败仍是对世贸组织的重创。有人在沾沾自喜，因为发展中成员终于团结起来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响亮地说出了“不”。可贸易谈判，远不是说“不”那么简单——拒绝一个协议很简单，尤其是在世贸组织“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可利益却只能体现在协议中，体现在协议条款的制定和执行中。

　　对于我国来说，更应该深长思之。不错，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十几年后或许也才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可我们已经具有了一万多亿美元的经济规模，世界第五的贸易地位，吸收外商投资更是名列前茅。何况，我们还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多层次的产业结构、具有相当竞争力的多样化产品、具有长久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这决定了我们的利益取向，或许在很多方面并不能与发达国家完全吻合，但却有着巨大的相互利益；而与发展中国家，固然在很多领域有共同语言，但利益诉求却也可能相差甚远。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应该采取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开放战略，并在此基础上确定我们的贸易谈判战略，包括立场、原则和策略选择，而不能简单套用“三个世界”理论基础上的外交模式。

　　总体上说来，中国不属于任何集团。在农业问题上，中国将会继续要求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成员大幅度减少农业补贴、降低农产品进口壁垒、消除出口补贴，这也许与发展中成员更为接近一些；但同时，中国的农产品进口关税降低、配额许可证管理减少，也走在了发展中成员前面，更接近于发达成员。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的关税水平仍然较高，高于发达成员而与发展中成员相近；但中国每年进口3000多亿美元，进口增长速度达到两位数以上，更符合发达成员利益。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需要开放金融、电信、交通、分销等行业市场以促进发展，这为发达成员的企业提供了更多投资机会；但同时，中国的市场机制不健全、监管体系水平低，又需要采取渐进式开放和保持对外资的调控能力，这似乎又跟发展中成员较为一致。可见，根据我国的利益所在而确定的谈判立场以及相应的谈判策略选择，并不能使我们顺理成章地归入某一个特定阵营。而我国利益的多元化，决定了我们若是依据“阵营”来确定我们的谈判态度和战略，将会使我们自己受到极大束缚，甚至会损害我们的利益。

　　再比如投资问题。1996年新加坡部长会议成立“贸易与投资”工作组以后，对投资问题的谈判就存在着重大分歧。多数发展中成员怕MFI变成跨国公司的通行证和本国的紧箍咒，而一直对启动谈判不积极，甚至要“打掉”它。日本、韩国、欧盟等积极一些，但美国却认为“低水平的协议还不如没有协议”，也并没有表现出积极性。此次部长会议的最终结果是如发展中成员所愿，此议题谈判没有启动。可这果真对发展中成员有利吗？如前所述，维持目前的跨国投资格局，等于发展中成员的继续甚至进一步的“边缘化”—19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跨国投资中所占份额曾经达到40%左右，而近年来却下降到不到20%，不值得发展中国家警醒吗？可这种结果的出现，能够单纯指责资本“惟利是图”，抛弃了发展中国家吗？发展中国家市场开放度不足、市场体制不健全、法律法规不完善是不是更主要的原因呢？

　　而这样的结果，也不见得对我国有利。虽然近几年我国吸收外商投资在全球对外投资大幅下降的时候仍保持了高速增长，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的投资环境已经足以保证对外资的吸引力。如我们所看到的，改革、开放，对我国来说，仍是任重而道远。我国是世界最大的外国投资东道国之一，年吸收外资超过500亿美元，外资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但另一方面，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巨大潜力仍未充分发挥出来，其正面效应也因为多种原因而大打折扣。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一直把改善投资环境、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和提高利用外资质量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当初加入世贸组织，很重要的一个直接原因也是为了适应外商投资的需要；现在我们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完善有关法律法规体系，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点工作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推进世贸组织MFI的谈判，对我国应是具有重大利益的事情，我们能因为此立场更接近于发达成员而不为吗？或者必须站在发展中成员的立场上反对投资议题的谈判吗？

　　商务部部长吕福源在坎昆会议结束后说，中国“将用建设性的态度来推动谈判”。作为WTO的新成员，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国情和重要国际地位的大国，我国理应在WTO中担当建设性的角色。而担当这种建设性的角色，是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为了更好地推进开放，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我国的经济外交需要大智慧和新思维。（北京马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