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上午9时，北京西郊机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的疲累、紧迫心情，在平时是难以觉察到的。作为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与总指挥袁家军站在一起等待航天英雄杨利伟乘坐的专机降落。几十分钟里，这两位沉静、内敛的“老航天”几乎没有更多的言语交流，不时抬头仰望，平静地守候那激情洋溢的时刻来临。
在巨大的繁华与欢腾停熄之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旋即成为全球媒体聚集的焦点——这家注册资金90亿人民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国国有特大型企业，在一个变化最快速的时代完成了国家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空间投资计划，奇迹的背后凸现的将是国家企业竞争力量的飞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办公室主任周晓飞向媒体公布，“神舟”飞船是我国独立设计和研制的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产品。整个“神舟”飞船的研制耗时10年，不管是对原材料的需求、对各种元件的需求，还是对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大型工程的组织和管理水平，都是严峻的考验。
“耗时10年”，正是中国航天产业最为激荡、变化的时期。在原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所属的部分企事业单位的基础上组建成立的“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和“航天科工集团公司”两大体系，有超千亿元的“巨无霸”总资产；由上百家科研院所改制为十几家大型研究；从几百家企事业单位中剥离资产诞生了9家海内外上市公司；数十个大型科研生产基地承担着军品、民品转化的研发生产任务；28位“两院”院士、9万名专业人员和23万职工，从科研、投融资、产业、人事到观念，不分巨细，无不负载着社会经济体系变革带来的磨砺与成长代价。
张庆伟难得轻松。神舟五号实现了一个民族载人飞天的梦想之后，航天业的新经济革命才刚刚开始。
透明的“商业企图”
10月16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谢名苞披露，“神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行花费不到10亿人民币。载人航天工程到现在为止已经十多年了，使用资金180亿人民币左右。“可以想见，中国良好的技术和低廉的发射成本，在国际商用卫星市场上足以占据有利位置。”军事科学院一位研究员介绍说。
据悉，美国发射航天飞机的成本为100亿美元／次，俄罗斯也要花费数十亿美元／次，而中国的发射成本“离这些国家的零头都不到”。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一位航天专家告诉记者，“我们2002年没有进行商业发射，自1999年以来，我国已有近4年没有发射外国卫星。但2002年以来我国在航天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种技术优势总要体现在商业价值上。”
他告诉记者，2002年全世界共进行了65次航天发射，其中包括41次非商业发射和24次商业发射。这65次航天发射共运载了94个有效载荷，其中民用或科学试验有效载荷60个，商业性有效载荷34个。
2002年24次商业发射估计创收约19亿美元，比2001年的15亿美元增加22％。“今年以来商业卫星发射的市场规模又扩大了。”
前述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告诉记者，美国于2001年9月对中国的导弹制裁措施禁止在两年内批准向中国出口任何列入《导弹技术控制制度ＭＴＲＣ附件》的项目根据《美国军品清单》，包括含列入《附件》项目的卫星发放新的出口许可证。但是，“美国对华卫星出口许可证的禁令在5年之内可能解除，长征系列火箭在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上肯定要再展身手”。
神舟五号载人飞行成功，从策略上看加大了航天工业的透明度：一方面可以保障安全，再者在商业运作上是展现中国航天技术的一次绝佳机会。“为了实现其中的商业价值，加大透明度是明智的策略。”该研究员说。
1000亿产业链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一位研究员估计，中国的航天产业至2005年将达到1000亿人民币的规模。这个激动人心的市场由什么资本力量来获取？
“我国卫星企业面临着研制生产能力低与客观需求大的矛盾。”该研究员指出，“在固定通信中，除东方红3号卫星外，大量使用国外卫星资源，包括亚洲1号、亚洲2号、亚洲3Ｓ、亚太1号、亚太1Ａ、亚太2Ｒ、中卫1号和鑫诺1号等。现在，空间大国努力扩大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拥有空间技术的国家，竞争日趋激烈。”
据记者了解，2002年，国家计委曾提出7个在2020年形成的上千亿元的产业大致为：集成电路，5～6年内形成上亿元的产业，2020年形成70条生产线； 3Ｇ，移动通信；互联网，现在的应用量是世界第二，在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数字电视，其中包括节目制作；直播星工程，形成产业链；制造业，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而不是工厂；软件业等——这些几乎每项都和卫星产业相关联。
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董秘李世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在整个卫星的产业链中，制造与发射相对技术门槛最高。国际上有个大概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约0．3亿美元；发射费用为卫星的25％，约0．3亿美元；保险费是这三项的20％，0．36亿美元。一颗质量为500～520公斤的小卫星的成本（包括制造、发射和保险）不超过3500万～4500万美元，其中发射费1500万美元，仅是大型火箭的1／5。
他介绍说，“中国卫星”已经公司化运作，也得到了“政府支持”。2002年，国家计委投资3亿元专门在其下属的“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设立国家卫星工程及应用中心，同时在下属的“航天四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建立导航定位示范工程。卫星制造、发射、应用的预计收入比例为2∶1∶7。“卫星主要客户是政府部门，很少有商业企业。目前主要以微小卫星为主体，1000公斤以下，这主要是财力因素决定的。”
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今后10年，全球预计发射卫星1000颗左右，包括通信广播卫星、资源卫星、气象卫星、导航定位卫星以及卫星星座等，其中70％是商用卫星。航天企业的合并重组仍会活跃，军用、民用和商业航天的协调发展，也将成为未来航天产业的显著特点。
航天投融资之谜
“目前航天资金的来源渠道很多，很难有个准确的数字，即便是财政部国防司也只能窥一斑而不知全貌。”一位在财政系统预算部门工作的官员说。
据他透露，目前航天科技的资金来源有三大块，一块是财政划拨资金；一块是作为国家特大型企业的科研项目，由国家发改委（原计委）立项批准的专项资金，以及这些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融资，包括作为商业行为的银行贷款；第三块是教育和科研方面的专项资金。
国家投入是现行体制的资金来源重点。据《中国财政年鉴》数据，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已由1980年5．3％下降到2001年的3．7％。2001年国家财政科技拨款为703亿元。
记者通过权威渠道获得了航天器制造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的筹集情况。
数据显示，1995年、1999年和2001年三年，中国航天器制造大型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总筹集额分别为2．58亿元、3．5亿元和2．9亿元，近七年基本持平。具体地看，中国航天器制造大型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来源渠道可以分为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贷款。
航天器制造业企业科技活动经费的筹集中来自政府的资金2001年较1995年减少一半。政府投入减少趋势明显。事实上，1990年代前，政府财政全额拨款几乎是航天企业的唯一资金来源。“那时我们可不想从哪能来钱，钱是申请下来的，有的国家立了项目，你不说钱就足额到帐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道。
另外，企业自身提供的资金2001年较1995年增加一倍，而1999年的企业资金达到这七年最高水平。还有，这类企业来自金融机构贷款的资金表明金融机构对航天器制造业企业的支持比较平稳。这七年最低值为1997年的0．05亿元，而那一年也正是亚洲金融危机最强之年。
如果横向比较，以2001年为例，航天器制造业企业中科技活动经费的筹集中来自政府、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金大体的比例是1：3：1。
“政府给得越来越少，自己资金周转困难，而金融机构又惜贷得厉害。航天企业和体制到了非转型不成的地步了。”财政部科研所一位研究员分析说。
航天管理体制求变
金融机构不偏爱航天器制造业企业，无疑与现有航天产业的管理体制有关。
“目前基本上还远没有达到现代企业制度的条件。”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分析。
国际卫星企业出现了跨国联合、强强结合、兼并重组的态势。在这种大势所趋下，中国航天企业也在寻求改革。“中国天地卫星股份有限公司与法国泰雷兹公司合作成立天泰雷兹科技有限公司，虽然在运作技巧上没有处理到位，公司规模有些小，但是以后大的项目肯定会出现。”李世锋介绍。
空间技术研究院也在进行改革。中国过去在卫星型号研制中一直采用的管理模式是一个型号一支队伍（即所谓的“一星一队”）的总指挥负责制，而现在矩阵式管理作为卫星项目的主要管理模式，其提倡的项目经理负责制贯穿着现在的航天项目管理。“国防科技工业正进行战略性调整，把分散的民品以集团公司或院、基地为结合点，形成“大民品”的局面，以后这种趋势还会加强。”
1969年7月21日11时56分，美国“阿波罗”号的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打开登月舱舱门，迈出了“个人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美国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都从“阿波罗”的投资中受益——它为美国赢得了一个技术时代的控制权。
2003年10月16日清晨6时23分，神情自若的杨利伟踏上地球的那一刻，中国赢得了什么？
社评
飞船上天、制度改革与国家梦想
“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毛泽东1965年在他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中表达了少年中国的创造情怀，并且神奇地预言了今天中国飞船上天的成就。这首词说，“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38年之后的2003年。10月15日，“神舟”五号飞船直上九天。10月16日，中国爆炸原子弹39周年纪念日，“神舟”五号飞船在太空遨游14圈之后安全着陆。神州为之振奋。
这只是一种有趣的误读。共和国缔造者指的是一九二七年九月他带领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事情。毛泽东当年的掐指一算，轻轻地将过去与未来勾连起来，留给后人的或许是一个重思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史契机。
飞船起飞之前，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执政党迈出了她在改革之路上新的一步。
站在飞船上天、制度改革再出发的新起点上，回首38年前的历史低回与76年前的开天辟地，不妨问这样一个问题：
当年的中国人历经抗战和内战缔造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了什么？当年解决温饱尚成问题的情况下去研究和制造原子弹为了什么？渐次推进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为了什么？今天的飞船上天又为了什么？如果说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每个子孙在心底一直涌流着一种追求，这种追求是什么？又如何去实现这种追求？
这是对现代国家的追寻，对强盛民族的追寻，对国家自由空间的追寻。这是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
在运载飞船上天的“长征”二号Ｆ型火箭点火升空时照亮的未来里，我们可以看到原子弹爆炸的过去，看到战争的过去，看到国家主权成长的过去。正是这样的时刻，可以解放每个公民的自由和创造的冲动，将它们释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让公民在这样一个时刻猛然洞见生存与发展面临的竞争挑战，洞见作为一个国家公民、一个民族子孙所有的冲动与荣耀。
没有必要去怀疑研制“两弹一星”、发展载人航天的国家战略的必要性和意义。一个国家的发展与未来，不是个人腰包鼓一点或者瘪一点一般简单。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国家竞争和文明竞争的过程中如果要独立自主，要稳定发展，就必须拥有强大的主权力量，这种主权力量要通过量力而行的合适战略来实现。“神舟”五号飞船上天显示的是人类和中国人探索追求的冲动和梦想，是一个国家的青春梦想。我们不要霸权，但要和平，要国家自由发展的空间。我们曾经错失海洋，今天是不是还要错失太空？
如一位西方大哲曾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领导者应该明白，未来的子孙后代期望我们在历史面前能够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最最关键之处在于，我们为他们在世界上征服了多大的自由空间供他们驰骋？国家主权乃是社会成长和公民发展的前提所在。改革和开放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去拓展国家发展的空间，让国家结构得到改善，造就一个强大、统一和良好的国家主权，而绝不是去解构甚至否定这一目标。现在该是我们变得更清醒的时候了。
不过，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又不仅仅是“两弹一星”，也不仅仅是飞船上天，不仅仅是随后展开的更复杂的太空探索。国家主权的强大、民族的强盛也不仅仅依赖于此。
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还在于给每个社群、每个公民实现自己的光荣与梦想的充裕空间，并让社群与公民的追求与国家追求保持和谐与统一。
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还在于执政党这个国家政治领导者领导建立一整套健全的国家制度，来容纳不同社群与公民的创造与追求，让公民追求和创造的冲动释放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执政党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实验与探索，都试图回应这个课题。而群众亦通过自己不同方向的创造来推动执政党的调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由此启动。2003年不同于1965年或者1927年之处就在于，在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渐进改革之后，执政党面临着一个新的社会分化格局，执政党在这种社会格局之上有能力同时也要用良好的现代制度来协调不同面向的追求冲动，这种协调之下对国家目标的追求，既不像1927年那样要面临严峻的社会对抗，也不用像1965年的模式去做社会动员。
公民的创造财富的自由冲动有着不同的方向。更多的农民在走向城市，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创造自己的未来。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在追求财富的增长，寻求利益调整的机会。在新的社会结构与不同面向的自由冲动会合之处，出现了一个新的从上到下的社会关系。执政党如何应对这种新的社会关系，既关系到如何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设计，也关系到市场体制的未来走向。
国家的政治领导者要避免国家力量和国家格局变得狭小，就需要一个公正平衡的制度架构来容纳各种自由冲动，容纳不同的利益协调和冲突，缔结社会共识，推动民族国家的稳定发展。通过一个独立强大的司法系统树立法治权威，通过经济社会政策推进共同富裕，通过选举改革使国家领导力量更深地根植于人民之中，具有根本性意义。
在经济力量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脚踏实地的基础之上应该可以生长出茁壮的国家精神和公民精神。“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明确的国家追求和公正的国家制度，可以为国家和公民带来更多的自由，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自由空间。（本报记者 许圣如 田 毅 北京报道）
转自搜狐 | 
-- 给编辑写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