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华威公司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私人控股公司

　　1998年4月，成都国腾、中储成都、四川省粮油收购储运公司共同投资1000万元成立四川省华威信息产业投资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三家股东持股比率依次为67.6%、3.4%和29%，公司董事长是李明生，新公司与成都国腾在一座大厦里办公。

　　华威成立伊始，就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1999年，华威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全国“103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同年11月，华威公司被成都市科委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

　　成立华威之后，何燕、莫晓宇等人的手法陡然加快，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华威公司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私人控股公司。

　　1999年6月23日，华威公司的股东变更，三家原国有股东全部退出。原先控股67.6%的成都国腾，将其中40%股份转让给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道亨），其余27.6%转让给成都故事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故事村），中储公司3.4%的股权转让给了故事村，四川粮油收购储运公司原有29%股份之9%转让给故事村，15%转让给成都盖尔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转让给崔予红。作价均为每股1元。

　　至此，国有股东全部全身而退，即没有国有资产贬值，但也没有带来任何增值。而新进入的都是由何燕等人实际控制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四川道亨持股40%，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何燕、赵平原等，何燕控股51%；故事村亦持有40%的股份，故事村的主要领导是乐英贵（中储公司主要领导之一）等，盖尔公司持15%，其主要股东是李梅、崔予红等，个人股东崔予红持有华威的5%。

　　1999年9月13日，华威的股权又由这三家民营企业直接转让给12个自然人股东（97%）和四川日报社（3%）。转让价格仍是每股1元。其中何燕取得了四川道亨的全部40%股份以及盖尔公司11%的股份，从而对华威控股51%。李明生和莫晓宇分别获得了12%和9%的股份。其余股份情况是：何琼（何燕之表妹）5%，乐祥勇（乐英贵之子）5%，孙家龙4%，崔予红3%，薛建能（时任规划院院长一职）3%，四川日报3%，何力（何燕之弟）2%，同样是成都国腾创业者的王建、郭岩和李梅各1%（。

　　仅过了两个多月，华威的股权结构再次发生变化，惟一的国有股东四川日报社3%的股权转让给乐祥勇，薛建能3%的股权转让给自己的妻子董晓玲。华威的股权全部为12个自然人持有，除何燕之外的其余11人中，两个是何的直系亲属，莫晓宇、崔予红等5人是创业者，李明生和孙家龙是公司骨干，另外两人则是原国有股股东主要领导人的直系亲属。

　　自此，华威的MBO完成。

　　华威在MBO过程当中，得到了政府越来越多的肯定和赞赏。2000年1月，华威被中共成都高新区工委、成都高新区管委会评为“1999年度纳税大户”和“1999年度高新技术企业优秀单位”。2000年2月，国家有关领导人在四川省市领导人的陪同下到华威公司参观。

　　2000年5月，华威被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省经济贸易委员会、省统计局、省工业经济评价考核办公室评为“2000年四川工业企业最佳效益50强”、“2000年四川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工业企业最大市场占有份额30强”、“2000年四川工业企业最大市场占有份额500强”。

　　但奇怪的是，莫晓宇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却称，华威公司发展并不是很好，净资产到现在也只有约1.2亿元。然而，这样一家企业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赞赏，而且在MBO后，即显示出“增值潜力”。2000年3月9日，刚刚完成MBO的华威召开第二届股东会，会议决定增资，注册资本金变成2476万元，增加的1476万元中，资本公积只转入了349.1661万元，不足部分高达1126.8339万元，决议称，这部分缺口由以后的利润弥补。而华威此前由国有股东转让给何燕等自然人的价格，都是按照账面净资产交易的。

　　以上操作过程引来外界无数指责与争议。有人认为，华威的MBO过程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过程：

　　首先，以国有股东名义注册的华威按照净资产转让给了民营企业，这些民营企业旋即将股份倒手给何燕等自然人，是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

　　其二，就在华威民营化之后，公司就进行了增资，因此有人指国有资产以低于实际净资产价值进行出售。

　　其三，华威显然带走了成都国腾的业务。

　　其四，国腾集团的高管，以及两家国有股东中储公司和规划院的领导或亲属都成为华威的股东。他们一夜之间拥有了巨额财富，商地置业对此表示困惑。

　　在1999年年底和2000年，商地置业向有关领导和财政部等国家相关部门递交了关于何燕、莫晓宇等人“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举报信和揭发材料。

　　商地置业推断，华威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来自成都国腾的销售收入。对此何燕并不在乎，毕竟华威最初的大股东就是成都国腾，用成都国腾的销售收入注册华威公司似乎无可厚非。

　　华威起先是作为成都国腾的控股子公司存在的，其业务也承袭了国腾的IC卡电话机生产和销售，并以销售为主。业界普遍猜测，商地置业则更断定，何燕成立华威公司的意图在于成立一家私营公司，拿走成都国腾IC卡电话机销售环节的大块市场和利润。此说法遭到同时控制成都国腾和华威两家公司管理层的何燕、莫晓宇等人的一口否定。

　　莫说，华威付费让成都国腾组装电话。他承认和可以理解这种安排会被看做利益的冲突：两家公司有相同的决策层，销售公司华威向制造公司成都国腾支付的价格越低，私营的华威的利润就越高，而国有的制造企业成都国腾利润越低。

　　但据《华盛顿邮报》说，莫晓宇称华威向成都国腾支付了额外的价款，因为“希望照顾他们”。莫和何燕称，没有销售公司在新产品开发方面的成功，原来的国有制造企业早就破产了。何燕说，销售公司为制造公司支付了600多万美元的银行借款。

　　莫晓宇还向《商务周刊》强调，商地置业老拿两家公司的利益冲突说事没有意义，因为，第一，成都国腾早年赖以生存的技术在中国早已日益衰落，华威等国腾系的其他民营公司很快就抛弃了这一技术，转而研究开发出新技术、开拓新的市场，业务早已经与成都国腾毫不相干；第二，早年的IC卡技术发展到今天总计经过34次的升级换代，在过去的技术基础上发生了重大飞跃，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四川国腾与华威即使今天还有IC卡技术和产品，那么也不是基于当年成都国腾在技术和产品上的成功；第三，莫晓宇强调，国腾系的起飞完全基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国腾系的创业者和经营者创造了今天的成功，他们应该享受成功，得到他们应得的酬劳。”莫说。

　　商地置业还抱怨说，成都市当地一些政府部门自始至终站在了何、莫等人一边，无意中加快了国有资产流失的步伐。但正在英国剑桥大学学习计算机专业的何燕同样断然否认了这一指责。

　　“我只是一个普通市民，过着平常人的生活，”她说自己并不是那种依靠腐败和窃取发家致富的企业家，成功的关键是这家高科技公司本身。“我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社会关系，也不认识任何人。仅仅在我们成功以后政府才开始支持我们。”何燕说，“政府支持我们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们每年要交大量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