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是临近政府决策出台之时，各种或暧昧或直露的声音就此起彼伏、甚嚣尘上。如果不擦亮眼睛，认清迷途上的利益陷阱，未来又将背负沉重的包袱。

　　□本报特约记者 雁 鸣

　　发自美国硅谷

　　过去两个月中，在欧美与中国的某些电信设备商的鼓动下，及早启动3G运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甚至在TD-SCDMA峰会开过之后，势头也丝毫没有减弱。

　　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娄勤俭的“3G发牌还没有时间表”的明确讲法话音刚落，一则关于“中国电信和网通可能在年底率先获得3G牌照”的谣言立即登台。甚至有论调称，“扶持TD-SCDMA标准的最好办法就是及早启动3G运营”。

　　究竟谁在说话？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中国该怎么样走好自己的3G之路？

　　欧洲的教训

　　3G指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目前国际上有三个标准。标准之一是大唐集团代表我国提出的TD－SCDMA，这种标准具有系统设备成本低、网络建设成本低、频谱利用率高、高收益、覆盖半径大等优势。但是，由于提出时间晚于欧洲3G标准WCDMA，以及美国高通公司所提出的美国3G标准CDMA2000，因此它在网络、设备与终端等研发方面稍落后于其他两个标准。

　　在90年代，当中国斥资100亿美元兴建一个国家级无线电话网络时，外国公司从中获得了大部分利润。思科、爱立信、摩托罗拉以及诺基亚生产的设备和手机充斥中国市场。在2G建设当中，国内厂商的设备，只占到总采购额的5%～8%。

　　带领国内3G技术考察团出访欧洲的肖昶，称自己有三大体会：一是欧洲3G发展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何时实现规模商用还是个未知数；二是3G标准的选择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经济的问题。第三，欧盟在欧洲3G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欧洲的实地考察发现，3G的商用终端不成熟、高成本与无法扩展市场成了运营商和制造商的致命伤。欧洲过早发放了3G牌照，并且采用高价拍卖的方式，启动了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大部分运营商背负巨额债务。

　　关于欧美3G泡沫的困境，CDMA之父雅各布认为那不是他的责任，即使像他这样一个有百分之一万的理由想要快上3G的人，做出的“最乐观”估计，也是“3G要到2004～2005年才可能有更多的商业化使用”。然而制造商在利益驱使之下，对他的话不以为然。

　　自从2000年以来，和记黄埔已经在获得3G牌照和网络设备部署方面投入了160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的销售额仅为3100万美元，运营亏损达到了5亿美元。

　　有专家认为，“国内原有的2.5G网络刚投入运营不久，还没有得到回报，如果这时候就发3G牌照，新进入的移动运营商从前瞻性考虑，必然首先建3G网络，就会迫使原有运营商在2.5G网络的成本还没收回的时候就上马3G。同时，由于3G设备本身还不稳定，因此，运营商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维护成本过高；二是缺乏好的运营模式和盈利模式，将导致运营商的投资得不到回报，牵连整个产业链的正常发展。”

　　3G市场环境不成熟的原因，关键是缺乏用户急需的有价值的应用，没有多少人真正需要可视移动电话或者移动电视。据全球500多个运营商组成的GSM协会的预计，到2004年2月，将会有30～40个WCDMA网络投入商用。发达领先的欧美市场，乐观估计也只有6%～8%的运营商开始投入，但初始规模有多大还是个未知数。中国市场与厂商技术的发展比世界还有一个落差，难道有什么值得中国要不顾自己的弱点和利益，去争先启动3G的理由吗？

　　莫为泡沫“埋单”

　　在“全球化”的保护伞下，欧美的3G标准在中国被极力鼓吹，其目的显而易见，欧美通信设备制造商希望，他们由于盲目投资而导致的产能过剩，可以在中国得到“转嫁危机”的途径。但问题是，在3G牌照拍卖当中大赚了一把的欧美国家国库，并不负责中国厂商的负债、裁员遣散费以及中国的失业救济金，也不负责消费者被迫使用高价不成熟技术的损失。

　　为了摸清3G商业化进展的实际情况，中国政府组织了产品测试。测试汇集了约12家设备厂商，国内仅中兴和华为两家，3G终端产品则全部来自国外厂商。参加测试的终端接收稳定性较差，图像清晰度也不理想，手机电池耗电极大，超出了人们的忍受程度。当时在场的一名技术人员私下表态，别说华为和中兴远没有做好产业准备，老外也一样，这次不过是一场“时装秀”而已。如果用户的需求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即便是上了，不管是上哪一种制式，对于运营商来说，谁先上谁就会是第一个输家。

　　通讯设备制造商华为已在WCDMA上投入了近60亿元的开发资金，华为无线产品线总裁徐直军说：“企业已经对3G进行了巨大的投入，如果政府迟迟不颁发3G牌照，企业只有不断投资下去。”对照设备测试的情况，我们明显体会到，设备制造商更关心的是产品能够被大量卖出去，至于市场应用，则是运营商的问题。

　　最精彩的莫过于大唐首席科学家李世鹤的质疑：“目前连面对面的通话都不顺畅，能说3G成熟了？”据报道，当前在欧洲有人还用2G手机来为3G手机做后备。

　　信产部3G专家组成员李进良教授《推迟发放牌照加速推进中国3G标准产业化》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3G市场前途将呈现，但“不是紧迫的”。报告建议3G牌照“在2005年发放为宜”。

　　报告特别指出，“从中国市场来分析，2005年以前的电信市场主要还是电话业务，未来几年潜在的2亿多电话用户主要是地处郊区和农村的低端用户，他们的经济承受能力不可能接受价格高昂的3G产品，这就给价廉物美的2G系统一个延长寿命的时间。而市场对移动多媒体业务的需求，要通过2.5G的推广应用来进行一个较长的培育过程。”

　　国家决策机构，应当充分重视这类非厂商的独立专家的建议。

　　又一个磁悬浮陷阱？

　　德国《明镜》新闻周刊不久前报道：“上海磁悬浮列车工程因技术问题，德国蒂森克虏伯公司将赔偿中方千万欧元以上的设备。”《明镜》周刊引述中国专家的话说，这是一场“灾难”—噪音比指标高出5分贝，以及列车出现螺丝蚀等问题。据有关人士介绍，要收回巨额建设成本，必须保证每辆列车9节车厢坐满959名乘客，两辆列车双方向每小时各运行12趟，每天运行18个小时的频率，也就是每年必须要有1.5亿人次的乘客。我们不禁要问，能有如此多的乘客吗？

　　德国北威州反对修建磁悬浮阵营提出的口号是：“不要为8分钟的冒险而陷入永远的债务泥淖。”曾担任德国财政部长和经济部长的北威州州长施坦因·布吕克也出于对“经济效益的担心”而宣布放弃磁悬浮项目。

　　在磁悬浮项目上有关部门声称的“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似乎并未实现。

　　在DVD生产领域，同样存在前车之鉴。继6C联盟（由几大国际厂商组成的多媒体技术标准组织）向中国DVD生产商大规模索赔后，三星加入了讨要专利费的队伍，并把战火引到了计算机行业。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平表示，现在中国DVD生产商已经向6C联盟交了30亿元的专利费。中国的DVD生产商每生产一台DVD，就要支付3.5～5美元。据悉，我国DVD生产商今后还得再交200亿元。而日本和美国的制造商通常支付的专利使用费要低得多，因为他们自身拥有部分专利。

　　对于3G问题，我国在自有知识产权、技术成熟度、经济效益等方面应当汲取其他领域的经验教训，不能放弃自己的3G标准：TD－SCDMA。正如一名设备供应商所言：“如果3G牌照在近期发出的话，四家电信运营商当中，将没有一家会选择TD-SCDMA。”资深电信分析师蒋海认为：“如果年底前发牌照，4～5年内，TD－SCDMA标准不会出现在中国移动通讯市场上。”

　　有人将自主开发TD-SCDMA斥为“民族主义情结”，但事实是虽然国外厂商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声称降低专利费，企图通过这些宣传来为他们的3G标准夺取中国市场。然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国外公司与中国就IPR（技术授权收费）问题形成商业协议。

　　通过发展自己的3G标准而建设性地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基于理性的思考。单单从制衡的角度来看，放弃自己的标准，在谈判桌上无疑将陷入被动。

　　大唐：多赢才有出路

　　为了加速中国3G标准的研发，以及加强厂商之间的合作，大唐电信、华为、中兴和中国普天等8家通信企业在2000年10月30日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科技部部长徐冠华说，三部委正在统一部署中国３Ｇ的产业化协同工作，要“争取时间，不惜一切代价跑在市场前面”。国家３Ｇ领导小组组长冯记春透露，经过严格测试，中国的３Ｇ技术完全过关，它将带动中国电信设备商的群体突破，为此，国家将制定全新的ＴＤ－ＳＣＤＭＡ产业化方案。可见，TD－SCDMA并不等于大唐，而是政府主导的产业行为。

　　在这点上，大唐是有教训的。3G规划小组专家组成员吕廷杰说：“TD-SCDMA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唐在技术发展模式上有问题，把专利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不放。”

　　知情人士称，从2001年开始，华为、大唐和西门子三方就开始考虑成立合资公司来共同开发TD-SCDMA技术。按当时的考虑是，西门子通过在中国的合资公司能有效降低研发、生产成本，华为的市场销售能力能保证产品的市场份额延伸到国外市场，大唐也借此尽快实现TD-SCDMA的产业化,并且大唐加上华为的股份还能保证中方对于TD-SCDMA的控制权。但由于大唐过于强调在合资公司内的主导地位，使得三方合作破裂。

　　大唐在早期的不让利，很可能就是使得华为与中兴大量转投WCDMA的主要原因。最近有报道透露，大唐向普天转让的基本技术根本无法保证开发进程，普天需要得到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都迟迟未能得到。这也导致了部分厂商在TD-SCDMA研发进程上落后于原定的计划。

　　大唐必须认识到，只有多赢才有出路，TD-SCDMA联盟利益高于其自身利益，重要的是使TD-SCDMA商业化，形成竞争优势，避免被成熟市场所淘汰。由于技术上的共同性，华为与中兴在WCDMA上面的投入应当容易转化为TD-SCDMA的技术，关键是在利益分配上面要有相应的鼓励。对于运营商，也需要同样的鼓励。

　　引而不发，延而后胜

　　观察目前局势，国外厂商已经抢注了TD-SCDMA技术中半数以上的专利，并加紧鼓动中国尽快启动3G。各方都基于自己的利益决策，中国也理应把“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目标。

　　其实欧盟与美国在政策上也在互相排斥对方的3G标准。重庆邮电学院院长聂能指出：“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应该为其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制订合适的发展政策，我们为什么非要回避支持民族产业的发展呢？”

　　“目前在世界上其他地方，3G已经成了期望破灭而且资金投入无法收到回报的代名词。欧洲的无线电话公司在2001年花费了数十亿美元购买3G许可以建立3G网络，但他们除了债台高筑和用户反响不温不火之外还没有得到任何收益。

　　“中国通过谨慎行事来避免上述困境，中国在这一方面采取稳步发展的策略可以使得国内的企业有时间追赶上欧洲和美国的同行。如果中国研发成功了自己的3G标准，将可节省版税和许可费，如果在海外市场获得青睐，可以反过来从海外收取版税和许可费。考虑到中国市场如此之大，中国的企业都将因此而受益匪浅。”

　　—《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或许不无启迪。

　　TD－SCDMA有其独特的技术优势，尤其是在频率资源利用方面。然而，好技术并不代表就有好的市场和产业。目前TD－SCDMA实现产业化还需要大约两年的时间，在鼓动中国尽快启动3G的动机之一，就是意欲利用这个时间差距，扼杀TD-SCDMA。

　　关于中国的3G发展，存在一个“急”与“不能急”的问题。急的是技术与设备的研发、试验和在试验网上检验其成熟;不能急的是建设大网络，因为市场需求还没有来到。据预测，即使到2005年，2G和3G的CDMA也将只是整个移动通讯市场的15%。因此，只要策略与战略掌握得当，调动一切有利因素，中国就能抓住这个历史机遇。

　　诺盛电信的咨询师表示：“现在谁也不能对3G的发展前景做一个准确的预计，中国政府在3G问题上的谨慎态度是明智的。需要对3G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讨论。”

　　实际上，当国内外的设备厂商清楚地明白了中国不会仓促启动3G，TD-SCDMA标准有时间赶在市场前面，并且中国政府全力支持这种标准的时候，未来的市场与利润一定会驱使他们投入到这种标准的开发。时间与努力能够改变形势，争取延而后胜。

　　为了引导设备商参与TD-SCDMA的研发，放弃观望态度，政府领导部门的明确表态非常重要。在3G峰会上，科技部部长徐冠华终于代表国家三部委发出了一个支持TD-SCDMA的强烈信号：“TD－SCDMA成为国际标准，将为中国信息产业在下一代移动通信领域获得整体突破提供新的机会。使我们有可能在移动通信产业上，真正步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

　　欧盟在3G标准制定、技术开发、频率使用以及商用方面，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与组织协调作用，并使得WCDMA技术标准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中国政府在推动TD－SCDMA技术与产业的发展上也应借鉴欧盟的做法。中国决策部门在发展3G产业的关键问题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将对促使整个战略形势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