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缤纷的世界。很长时间里我们雾里看花般只有朦胧概念的《花花公子》杂志，是这多彩世界无数缤纷中的一道异色。被视为资本主义色情文化代表的这本刊物，在它的创办者眼中又究竟如何？

　　且听休·汉弗纳自话自说

　　岁月的确不饶人。转眼间，几十年来把美国社会搅得不亦乐乎的《花花公子》已是鬓发染霜。有话云，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半老的《花花公子》亦不甘示弱。近一段时间，创办人休·汉弗纳因《花花公子》50周年庆典，频频亮相全美各大媒体，仿佛一夜之间，香风细雨重又归来。

　　本刊特约撰稿人程晓鸿在位于好莱坞贝弗利山庄著名的花花公子豪宅里专访了休·汉弗纳。这是《花花公子》杂志、也是休·汉弗纳第一次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

　　我出身的传统灌输给我们的是：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我不买这个账。我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

　　我要给性正名

　　程晓鸿：对中国读者，《花花公子》是一个听起来熟悉而其实陌生的杂志。你如何界定《花花公子》杂志？

　　休·汉弗纳：《花花公子》是一本倡导生活方式的杂志。其读者对象是单身男性读者。当然，后来的《花花公子》衍生为一个不仅对男性读者也对女性读者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杂志。《花花公子》的兔子成为全球认可的一个标志物。

　　在我成长时期，主宰着美国社会的清教徒传统造成了对性的压抑，《花花公子》就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它实际上是关于个人经济与政治自由的一个宣言。

　　程晓鸿：你把《花花公子》界定为一个生活方式的杂志。这个生活方式是怎样一个概念？

　　休·汉弗纳：简言之，精美的食物、时尚、汽车等等；推而广之，文学、艺术、摄影。将所有这一切串联起来的是蕴含其中的浪漫情调。

　　程晓鸿：50年前，你创办这个杂志的动机是什么？

　　休·汉弗纳：5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政治与社会都非常保守的年代。我创办《花花公子》之前，美国大多数的男性杂志都是有关户外运动的，比如钓鱼、打猎等等。一战结束给美国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一个充溢着爵士乐和女性争得选举权的时代。我参加过二战。二战之后，我以为我们会迎来另一个繁荣的时代，其结果却不然。二战之后，女人的裙子不仅没有继一战时继续变短，相反，它还加长了。不仅如此，女人们又重新回到家里。一个典型的女人生活被描述为住在郊区，服侍丈夫，抚养孩子。我感觉这个社会有了问题。

　　程晓鸿：女人裙子加长为什么让你，休·汉弗纳格外不能接受？

　　休·汉弗纳：对我来讲，那非常不性感，不女性化。不仅裙子加长，女人们开始穿束胸衣，似乎又回到维多利亚时代了。

　　程晓鸿：你概念中的“女性化”是什么？

　　休·汉弗纳：我所理解的“女性化”是一个女人身上所具有的吸引人的一切。这种理解恐怕来自于我自身成长过程中所受到的好莱坞电影的影响。

　　程晓鸿：“我看《花花公子》是为了读上面的文章”这句话已成为美国社会的幽默。高雅的文学和被认为“不甚高雅”的裸体女人照片集结在一起。你意图何在？

　　休·汉弗纳：到60年代，美国社会已经有很多纯粹的性杂志。我想办的并不是纯粹的性杂志。我的想法是在一个生活方式的杂志上以一个积极的态度拥抱性爱问题。这本杂志不仅有好的照片，也有好的文章。让头脑和身体完整地结合起来。

　　我出身的传统灌输给我们的是：头脑和身体是敌对的。著名的说法是：魔鬼存于肌肤。人一生要反抗的是存于你肌肤里的魔鬼。我不买这个账。我认为，性是正常和自然的生命的一部分。我要给性正名。

　　程晓鸿：女权主义者显然对你有不同的看法。她们指控你把女人当作“物”。对此，你是否要为自己辩护？

　　休·汉弗纳：我觉得我们在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把女人当作“物”究竟指什么？是指非人性地对待女人？

　　我不认为让女人对异性更具吸引力是非人性地对待。

　　程晓鸿：我理解，其潜台词是，你把自己或者男性置于高于女性的位置。

　　休·汉弗纳：不是这样的。我倒觉得历史上所有的宗教是把男性置于女性之上。《花花公子》从一开始就倡导性解放。性解放对女性比对男性更具意义。我历来把女权主义者看作是勇敢者和革命者。很不幸，一些女权主义者把《花花公子》看作是敌人。这只能折射出她们自己的内心世界。我相信任何视性为敌的人一定不是真正对女性权利和女性自由感兴趣的人。

　　程晓鸿：你不认为你过分强调了女性身体而忽略了女人的头脑吗？

　　休·汉弗纳：别忘了，我们办的是针对男性读者的杂志。换句话说，我们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诠释“作为一个女性意味着什么”的权威。我们作为一本男性杂志，只在一个浪漫的上下文里描述女性。我们的信息很清楚：女性，同男性一样，应当有性自由。

　　潜藏在《花花公子》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好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只在世上匆匆一过，生活应该被过得有品味

　　程晓鸿：那么，对你来讲，“花花公子”是一个贬义词，还是褒义词？

　　休·汉弗纳：当初我采用这个词时，它还是贬义的。是我给它重新定义了。

　　在最初的一期《花花公子》里，我曾写到：“花花公子”并不指颓废的享乐主义者。我们所谓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不把生活看作仅仅是一串辛酸眼泪的人。潜藏在《花花公子》杂志背后的主张是：娱乐和享受是好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只在世上匆匆一过，生活应该被过得有品味。性爱本身不仅仅是传宗接代，它是真正让这个世界向前走的动力。

　　美国人传统上擅长工作，却不会享受快乐。在传统的概念中，娱乐和享受快乐，包括享受性快乐被认为是令人内疚和羞耻的东西。这种概念深深植根于当年坐“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清教徒祖先那里。

　　(生活充满了讽刺喜剧的色彩。这一点在休·汉弗纳身上体现得极为透彻。这个向清教徒文化挑战的人出身于一个正宗的清教徒家庭其祖先是在美国社会极为受人尊敬的乘坐“五月花”号抵达美利坚的著名清教徒William Bradford。)

　　程晓鸿：宗教势力在这个国家文化中很强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你意识到你向宗教挑战意味着什么吗？

　　休·汉弗纳：我所挑战的、反对的是宗教中的迷信和偏执。

　　程晓鸿：你有没有觉得把自己放在这个位置上，你成为了整个西方文化的敌人？

　　休·汉弗纳：恰恰相反。我所努力作的正是让这个文化多一些理性少一些迷信。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一套更加理性的价值观。

　　程晓鸿：美国媒体称你和你的《花花公子》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变革，你同意吗？

　　休·汉弗纳：我不想说我是一个革命性的人。但我恐怕不得不承认我是。

　　程晓鸿：我注意到你最近在接受NPR(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意识到，50年后，我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我们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一个清教徒的社会。”我们能把这个理解成，对不起，我很抱歉这样说，我们能把这个理解成是你输了这场较量吗？

　　休·汉弗纳：恰恰相反。我是赢者。我赢了。这是一场持久的较量。较量的实质是对个性自由的呼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胜者。尽管这场较量并没有结束，而且我相信它永远不会结束。虽然今天的社会对性问题仍然存在争议，但今天的人们是生活在一个“花花公子”的世界里。

　　程晓鸿：什么意思？

　　休·汉弗纳：人们获得了性自由。女人们可以做出自由选择。节育和堕胎已经在美国合法化了。我们要的就是这个自由，个人选择的自由。

　　程晓鸿：也许有人会站在另一个角度说，休·汉弗纳性自由的理论是对以家庭为基础的价值观的破坏。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性自由的理论在动摇这个社会的稳定。

　　休·汉弗纳：坦率地讲，对这种观点，我的看法是，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非常虚伪的。人们嘴上说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因为按照宗教传统的观点，性的惟一目的是生育。一切超出这一目的的性的活动都被视为不恰当。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

　　我确实很得意。有什么比一个人一生中能够致力于倡导你所信奉的价值观，看到这套价值观影响和改变了社会更令人满足的？

　　程晓鸿：《阁楼》(Penthouse)杂志倒闭了。但同时，大西洋的彼岸，《花花公子》正迎来它的50周年。《花花公子》靠的是什么？

　　休·汉弗纳：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性杂志。如果我们是像《阁楼》一样的单纯的性杂志，我们也早已倒闭了。

　　程晓鸿：我想知道你父母对你办《花花公子》是什么态度？

　　休·汉弗纳：我父母从来没有反对过我办《花花公子》。但我相信他们也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过这本杂志。尽管我父亲现在还为我工作。

　　程晓鸿：你觉得除了你自己，有人真正像你所理解的那样理解过这本杂志吗？

　　休·汉弗纳：那要看是谁了。我觉得我的一生和《花花公子》杂志就像一面镜子，不同的人在这面镜子里折射出不同的自己。对于性这样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这里折射出他们自己的幻想、追求、或者偏见。

　　程晓鸿：你的语气让我觉得你很得意你能够这样折射出他人。

　　休·汉弗纳：我确实很得意。有什么比一个人一生中能够致力于倡导你所信奉的价值观，看到这套价值观影响和改变了社会更令人满足的？

　　程晓鸿：你如何总结你自己，休·汉弗纳是个什么样的人？

　　休·汉弗纳：地球上最幸运的家伙。一个以积极的方式为他的时代创造了显著不同的人。

　　程晓鸿：对于这样一个幸运的人，快乐是什么？

　　休·汉弗纳：快乐是一种状态。没有一个简单的定义。有人天生快乐，有人天生不快乐。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一个梦想家，也是一个行动的人。在几十年办杂志的过程中，我渐渐把自己的一生看成是一场电影。如果艰难的时候到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故事的转折处，一切会过去的。没有经历过艰难时日，你不会知道好日子有多么好。

　　程晓鸿：你一生浪漫。你觉得你最浪漫的时候是什么？

　　休·汉弗纳：恐怕是跟碧姬·巴铎早期的时候，大概是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但我最快乐的日子是现在。最近几年里，看到《花花公子》在全球的成长，看到自己的努力得到回报，这让我得到很多很多的满足。一种对《花花公子》的成就重新认可的经历，让我非常高兴。

　　程晓鸿：一个花花公子和一个家庭型的男人，两个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你做到了两者兼顾。很多人对此难以理解。

　　休·汉弗纳：我能明白人们为什么难以理解。我与跟我有过浪漫关系的女人，不管这种浪漫关系的形式是婚姻也好，男女情人也好，我都与她们有着特别好的关系。在我看来，两个曾经浪漫地在一起的人最后落到朋友都不是的地步是非常悲哀的。

　　我碰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人。换句话说，我是一个非常有道德的人。我的行为让周围的人仰视我。在我很多的浪漫关系里，我其实扮演着一个父亲的角色。并不是因为对方比我年轻，我就是关照别人的人。

　　程晓鸿：回顾你的一生，有遗憾吗？

　　休·汉弗纳：当然。我做过错误的商业决策，我失去过朋友。这些是无法改变的。如果能改变这些，你不会是你这个人。(作者：程晓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