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余恨

　　７月９日，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版刊登了胡德桂的文章《对不起，我写了一篇本质真实的报道》，大意是说作者被一个官员的作秀所蒙蔽，为了叙述之便，特摘录原文两段：“1996年的《常德日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夜宿农家》的新闻特写，写的是1996年3月10日，常德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彭晋镛，不给县、乡领导打招呼，轻车简从，直接深入到石门县二都乡丰台村调查研究，而且不住宾馆，夜宿农家。”这是《中国青年报》6月21日头版文章《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堕落》中的一段话。”“自从彭晋镛东窗事发，涉嫌贪污、受贿犯罪，被湖南省人民检察院逮捕后，我写的这篇《夜宿农家》就成了笑料。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审视这篇新闻，终于茅塞顿开：原来我被彭晋镛耍了一回。彭晋镛轻车简从、夜宿农家虽然是实事、是新闻，但这是一条本质上不真实的新闻。这只是彭晋镛一次偶尔的行为，并非经常。彭晋镛能经常这样做吗？从那次夜宿农家以后，直到进班房，他没有再夜宿过农家。因此，对于他那次夜宿农家，如果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叫作秀。现在我才回过神来，原来我过度渲染了作秀本身。对不起，我写了篇本质失真的报道。”

　　老实说，我对中青报发这样的文章不以为然。并不是作者不真诚，而是作者的忏悔和反省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作者在文章中真情呼吁：“记者同行们，对于官员作秀，我们不要去报道！否则，就有可能贻笑大方!”对这样的呼吁，我倒真以为有作秀的嫌疑了。因为，这样的所谓呼吁，除了为自己为贪污张目后的难堪辨解外，没有多少建设性的意义。

　　首先，从新闻哲学上来说，这个本质真实论已经基本上不成立，只要上过新闻理论课或者看过本儿新闻理论书的人就能明白。对于一篇报道来说，基本上不可能反映出什么“本质真实”这么宏大的主题。新闻真实的三重含义不过就是具体真实、整体概括真实、具体真实与整体概括真实的统一。当然，学术的东西可以讨论，这不是我在这里想强调的。

　　我要说的是，胡德桂同志来说，由于出了一次丑(我个人认为责任不在你，你只是尽了一个党报记者的宣传的职责，你就是吃这碗饭的，你没错)，心有戚戚而已。但是，你敢说，你能够摆脱被作秀官员戏弄的命运吗？就你一个记者所掌握的官员的信息，你能够判断谁是贪官？就算你对某位官员的作法有不同看法，你是跑这一条口的，对上面所引的彭晋镛轻车简从之举不予报道？你凭什么如此判断？就算是你判断正确，你有不写这样的报道的资格或者权力或者胆量吗？

　　新闻媒体，尤其是党报是党的耳目喉舌，你既然是党报记者，你就只有这样认命。这种定位，决定了媒体在论政时特别对同级党委的一举一动都只有听招呼的份。就拿官员作秀来说，说通了天你胡德桂可以不写，但这样的文章总要有别人来写，你只是将“犯错误”“出丑”的机会让给别的同事罢了，你在某种意义上是不仗义，对于常德日报来说，这样的文章总要有人写的，因为这个作秀的官员之所以作秀，就是要让你给报道宣传的，当然有些官员做事以后打招呼不让媒体报道，这本身是另一种作秀，你不写报道本身也是为人家的作秀捧场罢了。前一阵子中央要求改革会议新闻宣传，全国一窝锋地打招呼：今天的会议不报道，这本身就是对媒体的不尊重(这个尊重有些奢侈了)。在我看来，媒体真有把持自己的能力或者资格的话，应该是根据新闻价值(包括宣传价值、职业道德、媒体价值取向等综合因素)来判断取舍，但媒体有这个权力吗？既然能打招呼今天的会议不报道，就能打招呼今天本官的轻车简从一定要报道(当然不必官员自己打招呼，我们的宣传部门早就安排好了)

　　胡德桂先生，就算你再警惕，你又能如何？

　　咱们的媒体的把持能力是在一定的框架之内的，是在党的新闻宣传政策或者说媒体的定位驾构之内的，中青报发这样的文章，我个人认为是玩了一回作秀的把戏。

　　就媒体来说，当然有可以把持的地方，但在市场的压力下，媒体还是放弃了这种权力。

　　现在，有的明星背后有一些媒体运作高手，他们可能就是媒体中人，对于这样的一类文化人，我是深恶痛绝之的。他们熟悉媒体的运作，在媒体内有较多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他们深知媒体和媒体人的弱点，往往利用这些弱点来纵横玩弄。这阵子，有个戏子以暴露“皇上”的不良要求为卖点，在媒体上搞得纷纷扬扬， 娱记们明知这是一个炒作，但由于吃的就是这碗饭，便高度兴奋，跟着推波助澜。最后的结果呢，人家和好了，倒打一靶，说是媒体歪曲报道。我想在这件事中，是戏子恶心皇上恶心还是娱记媒体恶心，在我看来是都恶心，是比贱齐飞，互为因果。媒体在这些事上本是能够把持的，但因为怕在“新闻热点”上失语，所以一个赛一个地起劲折腾，结果是人家策划人早就设计好了的，人家在喝酒的时候不骂媒体娱记SB真是算客气的了。

　　在中国，咱们的媒体就是这么尴尬。仅仅剩下一点正义感或者成就感就是为患病的人动情地号召募捐了。只是社会已经进步到大学生集体下跪强行向社会索取同情心的时候了，媒体，有人在抢你们的饭碗呢，警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