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军

　　非常事件，即不同寻常的重大突发性事件，如地震、火灾、劫机、沉船、矿难、塌桥、特大车祸、恶性犯罪等。这些事件有着一般事件无可比拟的强烈震撼力，因而新闻价值极高。媒体公信力，是媒体为公众信任的程度。面对非常事件，媒体报不报道，如何报道，不仅关系到公众知情权的实现与否，更直接影响媒体在受众中的公信力，关乎党和政府的威信。在不损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加大非常事件报道的透明度，对提升媒体公信力、发挥媒体的舆论引导功能意义重大。

　　谣言止于阳光

　　去年11月中旬至今年元月中旬，广东省佛山市、河源市、中山市、广州市先后收治了一些病因不明的呼吸道传染病人，部分医护人员也被传染。尽管广东省有关方面已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拿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但报告内容仅作了内部传达。2月10日前后，该报告不知由何途径被人公布于网上，引发恐慌，有关广东爆发“禽流感”、“瘟疫”等谣言四起，导致市民纷纷抢购板蓝根、食醋，平时仅卖几元钱一盒的板蓝根，最高的竟卖到了上百元一盒，到后来市民连食盐、大米、食油也大肆抢购。这股抢购狂潮很快波及到湖北、江西、海南等全国众多省份。2月11日，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此病为“非典型肺炎”，经过治疗，疫情已得到控制，市民不必恐慌。发布会内容经媒体广泛报道，局面迅速稳定。事实证明，政府采取积极主动的姿态，通过政府发言人或专家委员会形式向媒体及时发布权威消息，就能让“谣言止于阳光”，政府与媒体的公信力均得到提升。

　　反之，如果不及时报道，就会造成媒体在一些非常事件面前屡屡处于“失语”的境地。在对待媒体报道的问题上处理简单化，偏重于信息封堵，主要在于有关方面在认识上存在误区，往往过多地考虑了“负面影响”，而忽视了公众情绪的主动疏导，以致公众普遍缺乏应对危机的心理准备。虽然事后媒体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但毕竟给人留下了“不敢讲真话”、“报喜不报忧”等印象。久而久之，地方媒体特别是各级党报的公信力势必越来越低，以致酿成信任危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同样如此。

　　满足知情需求

　　公众了解非常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媒体。而能否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将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告他们，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公众评价媒体公信力的重要尺度。

　　社会学认为，一个人的某种情绪或思维倾向在集体环境的传递中会被放大，恐惧心理在人人传递过程中会被无限扩大，从而变成群体的集体恐慌氛围，这种现象被称为“群体极化现象”。

　　有法学专家指出，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首次发生后，警方应对所有潜在的被害人加以保护，并通过媒体发布权威消息，指导防范途径，从而使他们减轻恐慌，提高警觉，在警方破案之前采取必要的自保措施以避免危害扩大。如美国政府对待“9·11”事件、带炭疽粉的信件连续袭击等非常事件的态度值得人们注意。上述事件发生后，美国媒体进行了广泛深入、不间断的报道，不仅大大提高了民众的警觉与自我防范意识，而且为破案提供了成千上万条线索，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危害的进一步扩大。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包括互联网、卫星电视在内的各类媒体已空前发达，信息的地区封锁也在逐渐被打破。一起非常事件，省内媒体不报，自有省外媒体、中央媒体报道；国内媒体不让报，国外媒体往往大肆歪曲报道；纸质媒体不报，还有网络媒体。退一万步讲，即使大众媒体不报道，还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方式。一味封锁消息，只会降低本地媒体公信力，削弱党和政府的威信。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南方周末的公信力为何在国内媒体中一直名列前茅，不正是在非常事件的报道中频频“出彩”吗？

　　规避负面影响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许多非常事件如坠机、沉船、矿难、恶性刑事犯罪等，都会打乱人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如何尽量规避负面影响？笔者以为，媒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正确引导：

　　1、在不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的前提下，找准报道视角，多方面挖掘事件的积极意义。如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发生后，举世震惊，国内群情激愤，国内媒体作了大量报道，揭露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赤裸裸的霸权主义行径，但也有一些人在激愤之下产生了一些糊涂或错误的认识，如当时网上就有不少人高喊“血债血还、以牙还牙”等口号。这种偏激的情绪显然偏离了正常轨道，如何保护国人宝贵的爱国主义情感，又让其不失理智，包括《湖北日报》在内的众多媒体有意识加强引导，进一步使大家认清“关键要使祖国尽快强大起来，落后就要挨打”、“要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强我中华的实际行动”等道理。

　　2、不刻意渲染，对某些细节尽量淡化处理，不影响司法机关公正执法。有些非常事件中，不少内容涉及人员伤亡、犯罪细节等。这时候，作为媒体应胸怀大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切不可为追求所谓的轰动效应，而有意去把报道搞得血淋淋的，把犯罪手段、作案过程交待得细而又细，特别是不能影响警方破案。在对张君团伙案的报道中，曾有个别媒体就把张君写得像个英雄。显然是误导。

　　3、发挥言论的引导

　　功能。通过就事说理，往往可以起到释疑解惑、拨云见日的作用，以引导公众提高鉴别力与判断力。如《楚天都市报》在报道张君团伙案受审的当天，配发了编者写的一篇言论《在中国，任何犯罪团伙都不可能长期生存》。该言论借用张君本人的一句哀叹为题，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中国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法治国家，任何犯罪团伙都只能猖狂于一时，其覆亡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公众看了这样的言论后，将会增强对党和政府有效打击犯罪的信心。

　　事实证明，我国的绝大多数媒体都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能够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各级党委、政府应充分地相信媒体，相信人民群众的觉悟和判断力，不断提高非常事件报道的透明度。这正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有力量”的体现，是党和政府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体现。同时，媒体也应加强自律，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与大局意识，不断改进非常事件报道，提升舆论引导水平，做党和人民动听的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