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业诞生在何时，说法不一。但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报业，当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报业，她的诞生实际上应当在1948年6月15日，这一天，由毛泽东题写报头的人民日报在河北省平山县里庄村创刊，时为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1949年3 月迁北平，8

　　月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可以这样说，随着人民日报的出现，中国出现了一大批各种各样的机关报，从而形成了具有明显“官办”色彩的中国报业，从那时起，“官本位”就和中国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加入WTO 之后，中国报业正在经受着有史以来最激烈的冲击波，对中国报业的“官办”身份如何评说，也是子丑寅卯说法不一，本文仅就报业内部的“官气”谈点看法，故名为：解读中国报业的“官本位”。

　　一、报业“官本位”溯源——官办的官方媒体造就了中国报业的官本位

　　　 让我们先看这样一则资料，它摘自人民日报创刊号上的《重要启事》：“中共华北中央局决定晋察冀区晋察冀日报与晋冀鲁豫区人民日报实行合并，统一出版本报。本报受命於今日创刊。晋察冀日报及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即日停刊……”

　　　 由资料看出，人民日报是由原来的两家地区日报合并而成，这种合并包括它的创刊都是由官方指令的，故文中说“本报受命于今日创刊”。实际上，不仅是人民日报，就是全国的其他报纸，也都是由官方指令创办，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才有一部分报纸相对的自发创办，也只是下达指令的官方的级别相对低了一些，但决没有一份报纸是民办的，即使是某地某行业的报纸，甚或打着某报旗号的承包经营者，也必须有“挂靠单位”，这好像已经成为中国报业出版的法令。

　　　 正由于人民日报开了先河，其他报纸的出版经历也大致相同：光明日报1949年6 月16日由中国民主同盟在北京创刊，1953年1 月起，改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合主办的报纸；1957年，改由中宣部和统战部领导，以国家文化教育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报道重点，正式确立了它的官办身份至今。

　　　 工人日报的前身是北京的大众日报，1949年夏，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向毛泽东请示，经批准后，由大众日报改办的工人日报创刊，创刊即日，就把这张报纸定性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报。在创刊号上，首条信息是这样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统一平津唐三市工人报纸与工人通讯工作的决定——。

　　　 中国青年报的创刊更严格，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中央领导的批准，1951年4月27日在北京创刊，在创刊号上，首条信息几乎和工人日报一样：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关于出版《中国青年报》的决定……。

　　这种长期形成的官办媒体的历史，使中国报业在人员配置、部门设置、管理模式、从业意识等方面充满了“官气”，所以，当我们振臂高呼报业改革时，却往往感到力不从心，究其根源就在于，一个原本经营性的报业实体，几十年来一直在按它的缔造者——政府、党委部门的方式在运作，因而形成了报业内部的“官本位”，它正在紧紧拉住中国报业改革的双脚，使中国报业的改革无法和中国改革的大趋势相吻合。

　　二、报业“官本位”的表现——人员配置、部门设置、管理模式、从业意识

　　走进任何一家中国的报社，你都会感觉到好像走进了一个机关，如果你对中国的政府部门了如指掌，那么，你在一家报社肯定如鱼得水，因为它的人员、部门、管理等等，都是一副“官派”。

　　1 、人员配置

　　中国报业的任何一家报社都是有相当级别的：国家级党报为正部级单位，省级党报为正厅级，市级为正处级；如果是省里某行业报社，大多是正处级单位。依此类推，报社下面的部门也就有了厅级、处级、科级之分。当然，报社社长、总编就是部级、厅级、处级干部了，报社各部门的头头也就有了相应的干部级别。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报社社长、总编，基本上都是由宣传部门的副职担任，有的还兼任党委宣传部的副部长。

　　很显然，这种人员配置的好处是为报纸的党性原则奠定了组织基础，基本实现了政治家办报的指导思想，但它的缺点也是显然的，由党委部门干部出任报业头头的领导者，由多年的思维定势决定，最先考虑的是报纸的喉舌作用及和党委保持一致的导向作用，因而淡化了报业作为经营性实体的职能和义务，这一点，又恰恰是报业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2 、部门设置

　　中国报业的任何一家报社的部门设置和官方机构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办公室、人事科、财务科、党办、保卫科、纪检组（委）、工会、团委等，而内部的不在编制的机构如卫生领导小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安全保卫领导小组等，更是五脏具全。基本上可以这样讲，凡是一个官方机构设置的部门，一个报社都要有，这就是为何一家报社的历史越久，人员就越多的原因。而业务部门的设置，按说可以由报社自己决定，但中国报业“官办”的特殊身份，又使报社只有按官方机构的运作方式来设置业务部门，如采访部门要按政府、党委的分工来分口，这就出现了政教、经济、政法、农业、教育等编采部门。很多海外报社对中国大陆报社的人员臃肿感到不可理解，相同发行量的报纸在海外可能只需一半的人员或者更少，在中国却只能越来越多。

　　　 部门多了，“官”就多，而且有“官”就要有权，有“官”就要花钱，有“官”就要说话，这就造成广告收入上升，报社积累减少；要议的事情很多，决定事情很难；决定的事情很多，落实的事情很少。不可否认，有好多报社在改革过程中也曾经挥起手中的板斧，但最后还是向“官本位”妥协，上级部门有的我要有，本行业有的我们也要有，官方需要的我们还要有，一个报社二、三十个部门的情况不稀罕，一家报社一半人员是“官”的也不稀罕。

　　　3 、管理模式

　　说中国报业的管理模式充满了“官气”，最明显的就是等级森严。就拿审稿制度来说，一般报社都采取四级审稿制，即编辑（记者）、部门负责人、主管副总编、总编。也就是说，一篇有争议的稿子，往往经由以上四级审阅，才能最后确定它的生死存亡，而这样的稿子又往往是最有影响力的稿子，对时效性的要求也很强，但经过以上四级之后，很可能被改的面目全非，或者再送往更高的领导层审阅，甚或很可能被枪毙掉，即使最后发表，可想而知它的时效性是什么结果，而一篇没有时效性的新闻稿又何谈影响力。如果不执行这样的审稿制度，稿子也能发出，但发稿责任人的下场往往是免职、调离。在这样的审稿制度下，决定一篇稿子的存亡不是因为一个人判断力的高下，而是因为一个人的职务高低，这就很有点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味道。再拿办公环境的形式来说，日本几家著名报纸的编辑部，无论是全国性的大报，还是地方性的报社，编采部门一律都是大开间，各部门的记者都集中在一起工作，部门负责人直至总编辑都与编采人员在大开间里办公，各人的工作状态一览无余。如读卖新闻社的总编辑和其他编采人员一样，在排着一台台电脑等设备的大办公室里办公，他与编采人员惟一不同的是，离他办公桌不远处放着一张大桌子，有什么编采问题大家当面就能商量、决定，在编采业务上没有职务高低之分，在办公条件上更没有必要分出官品的高下，而在中国就不同，你看一位报人的办公条件，就能大致看出他在报社“官”的大小，如是否单独办公，是不是用老板台等。

　　还有请示、汇报制度，一般的编辑、记者要向部门负责人请示汇报，部门负责人要向分管副总请示汇报，副总当然要向老总请示汇报，这种请示汇报不仅包括编采业务，还有其他种种一般性的事务，都要有例行的请示汇报，这种制度本身基本上是照搬党政机关的办事程序，根本没有考虑专业性、技术性都很强的经营实体——报社的实际需要。

　　还有报社日常事务性管理，如人事、财务、后勤、党务等，也是照搬党政机关的管理模式。

　　4 、从业意识

　　中国报业几十年来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报人，留下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但我们却没有世界级的大牌记者，更很少得到具有震撼力的国际新闻奖。我们可以找出种种文化和政治、民族等诸多原因而怨天尤人，但中国报业多年来形成的官气，在从业人员身上留下了很难一下抹去的影响力，致使中国报人的从业意识也充满了官气，所以我们可以培养出在国内声名显赫的著名记者，但其人、其文却并不一定被国际新闻界所认可；我们的报业集团可以在国内炒的沸沸扬扬，但和国外的媒体集团却无法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竞争。这种充满了官气的从业意识必将制约中国报业和世界接轨，在WTO环境下的竞争中更使我们处于劣势地位。

　　　 这种充满了官气的从业意识有以下表现：首先，报业人员的普遍追求是在报社当官。如果你想证明自己在一家报社干出了成绩，那你就必须当报社的官，从争取当部门头头开始，一直到副总、老总。一个记者写了一堆好稿子，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力，如果没有安排一定的官位，他自己肯定不甘寂寞，旁人也会对他产生种种猜测。看看我们报人的名片就知道，决没有只印上某报社编辑、记者的（新人除外），肯定要有官职在上面。套用一句军旅语言：不想当总编的报人不是好报人。所以，报社和社会上一样，跑官要官成为一大景观。即使有的报社这样改革那样改革，但最让人头痛的还是各种“官”如何安置和分配。有一家报业集团实在无奈，只有强令竞争下岗的部门头头集中到一起，成立一个类似顾问委员会的咨询机构，然后给这些头头提半级干部级别，各种相应干部级别的工资、待遇照常享受，这才算勉强安抚了这班“官员”。

　　　 其次，报社人员不满足于当“名编”“名记”，而是积极响应社会上的“官风”。每次各单位考核提拔干部时，报社有相当一部分够格的“官”开始积极的参与，其热心程度绝不逊色与其它行业的人员。按说人员的交流和人才的流动是正常现象，谁也不可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我们好多报人以走出报社，进入党政机关任职为荣，比如甲乙两人是相同的资历、相同的水平，如果甲进入党政机关担任了领导职务，乙留在报社继续原来的工作，乙肯定心理不平衡，接下来就是乙也要想办法，最少在本报社提升职务，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少见。不可否认的是，在参与社会跑官、或以报社为跳板，挤进领导机关走仕途的报人中，有相当一部分确实是报社采编业务的骨干力量，甚至是当地的“名编”“名记”，这无疑在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报人发展“意识流”：报而优则仕。

　　　 三、报业“官本位”的解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又将如何？

　　虽然我们对中国报业的“官本位”提出了种种质疑，但实事求是地说，中国报业几十年的发展，“官本位”功不可没。首先，它为中国报业的权威性奠定了基础。可以这样讲，在当今世界报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报业，有着中国报业的这种无庸置疑的权威性。即使是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报纸上说的”是最有力的论据，因为我们报社的领导是由一批“官”担任的，“官”为中国报业奠定了政治性特强的组织基础。再乱不能乱报社，似乎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共识，因此，在选择各级报社领导时，把一批党性强、政策意识强的干部安排在报社领导岗位上，由党委、政府任命的“官”肯定要传达党委、政府的声音，所以他们所办报纸的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其次，“官本位”也确实培养出了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名编”“名记”。相同的政治愿望、相同的政治理念，使中国报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一大批在各级报社发挥着重要作用的编辑、记者，且不说他们是否符合国际标准，但在当地堪称名人，也确实写出了一批好文章，为宏扬中国文化，正确引导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报业的“官本位”在中国之所以能存在几十年，至今而无衰退之象，有它存在的道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报业而今拥有几千份报纸，成为国家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行业，中国报业的“官本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但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进入WTO的大环境中，以国际化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报业的“官本位”时，我们就不能仅仅自喜于它给我们带来的财富，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想，假如这种“官本位”不是如此的张扬，假如我们把这种官本位“减弱几分，我们的报业是不是会有更好的现在和未来呢？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因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减弱“官本位”给中国报业造成的负面影响：

　　1 、积极引进企业管理制度，强化报业管理艺术

　　在国外，报业主要是作为企业组织而被研究剖析的，在国内，报业由于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主要是从新闻宣传的角度出发去管理的，这就造成了一种矛盾，我们一方面要从官办的角度考虑新闻宣传，另一方面还要从企业组织的角度考虑报社的发展、赢利等等，使报社的好多老总无所适从，所谓的报业改革也是只及皮毛，不动筋骨，这种状况在我们国家改革的主流中是非常不正常的，假如有一天国家不再官办媒体，或者对有些级别的媒体不再官办，我们的好多报社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垮台。这并非耸人听闻，有一个省的一家市级报，仅因为实行费改税发行量急速下降，就造成人员流失、收入骤减，老总痛哭流涕的状况。所以，不仅仅从官的角度，而还要从企业管理的角度考虑报业管理艺术，这是国内报业最需要补课的地方，它包括：报业人力资源开发、报业组织结构、企业信息沟通、报业预算与规划、报业市场调查、报业相关法律事务、报业的销售。这些对国内报业运作，都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因为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已经使业内人士认识到，没有科学的、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就无法适应高度竞争的市场形势，也就不能健康、有效率地运转。

　　2 、树立“一仆三主”的办报意识

　　明眼的报人可以发现，我国报业的生存法则正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办报者更多地是要“眼睛向上”，对党委、政府负责；改革开放以后，办报者则要兼顾“一只眼睛向上，一只眼睛向下”，用新闻界通行的语言说，叫做“一仆二主”，既要让党委、政府满意，也要让老百姓满意；进入市场竞争白热化的今天，不让党委、政府满意的报纸就会被淘汰出局，不让老百姓满意的报纸就会成为无本之木而日趋萎缩；而不让广告商感兴趣的报纸则会阻塞至关重要的经济命脉，这就是“一仆三主”。因此，努力在这三者的需求之间寻找平衡点，便成为今日中国报业的基本行为选择，而这种选择和官本位的思想却大相径庭，如果不摈弃统治报业几十年的官本位思想，很可能被淘汰出局。

　　3 、重新认识喉舌论

　　纵观中国报业发展历史，中国的报业是作为党和政府的宣传工具、鼓动工具、组织工具发展起来的，报纸主要是按照政治原则，政治活动规律来进行工作，故称之为官本位。而新闻工作原则和新闻传播规律不是被忽视，就是被践踏。例如，基于现实政治生活的需要，报纸推延新闻发表时间，或是报喜不报忧、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监督打苍蝇不打老虎，甚至流于形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些，我们在很多时候称之为喉舌的需要。事实上，哪一级党委政府这样明文要求过呢？没有。我们注意以下最近一两年国内的突发事件可以发现，那些隐匿不报的地方领导和报社，并没有受到上级领导的表彰，不可否认，有些地方领导对地方报纸要求以地方保护主义为重，但在整个国家和国家的舆论更加开放的今天，如果再用延续多年的喉舌论去经营一张报纸，是绝对不会得到党和政府的首肯的，当你的报纸在当地影响力锐减时，作为报社老总在当地党和政府的心目中还是喉舌吗？！

　　所以，如今的报人，要重新认识报纸与党和政府的关系，适当扩大报社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不仅适用于报纸的经营管理，而且还包括报纸的报道政策，使报纸由单一的政治上的喉舌功能向信息传播、文化娱乐、广告推销、社会教育等多功能方向发展，赢得广大读者的尊重和信任，这样的报纸，才是真正的喉舌。

　　　 报业官本位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解决却是必然的事情，这种解决要受种种报业之外条件的制约，但如果我们自己就没有解决的愿望，那么，谁来推进中国报业的国际化进程呢，难道让国外的报人吗？假如有一天，我们中国的报人在“外国狼”的指手画脚下去办报，那又是什么景况呢？中国的报人不会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