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敬平

　　认识吴敏一已经很久，他给我最大的印象是演讲不用稿子。从E-TALKING到中国经济增长，过去的两年内，我以一个经济记者的身份在全国各地欣赏过他的演讲。瘦瘦小小的吴敏一，每一次亮相，都像一缕清风。至于他到底说了些什么？真正明白的或许不是很多，但满场的嘉宾和听众，都看到了他的演讲方式；脱稿。如此演讲者少，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身份脱稿演讲者少之又少。

　　在非官方人士眼中，吴敏一是一个新派的官员；敢说敢做，有平民气息，知识分子色彩浓厚。

　　在官方人士看来，吴敏 一是符合老派标准的后备干部；热情，平和，年轻化，知识化，有宏观工作背景，有地方工作经验。

　　综而观之，这是一个从官方到民间都能认同的干部，应该仕途无量。

　　2003年3月28日吴敏一说他已经辞职的电话，告诉我先前的综合判断完全是一种想像。倘没有意外发生，一个月后，吴敏一45岁的仕途走到了终点。

　　温州三日，很多受访者对吴今天的处境表示遗憾。站在政府的角度，在公务员队伍整体上还欠优秀的今天，一个优秀的政府雇员的下海，委实是一件憾事。我认为，由此发出的遗憾之说，其实没有什么道理。从政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弃官从商也是一咱选择的自由。能够自由选择，本身就是文明社会的一个文明标志。时代发展今天，相信不会有人觉得他的下海是“对党和人民不忠诚”。如果吴真的不想做官了，那么，无论他多么优秀，辞职都没有可以遗憾的。

　　问题的症结恰恰是，从政是吴的追求。温州企业界认为：他不是不想做官，他有从政的追求，否则五年前他就不会向组织提出到温州任职的要求；他不是不能做官，他有从政的能力，否则就不能延伸丰富“新温州模式”内涵。

　　一一个想做官有能力做官的人，为什么要辞职？很多人认为，吴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一个毫无准备的仓促决定，否则他不会“先下海后就业”，凭借吴和企业界的关系，尤其是他的能力，事先谋求好“归宿”，寻找到一个好的“起跳点”，是一个没有问题的问题。

　　人们猜测吴的辞职，是因为某领导对他不认同，使他在即将来临的换届中，不能如愿当上市长，所以负气下海。

　　吴敏一以为这样的猜测，将他的辞职庸俗化了。他说他是一个做事的人，他需要的是一个做事的平台。他希望在政治平台上有所作为，可是一个副市长的政治平台，已经不能让他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他也没有挑战性，他需要一个更大的和他的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平台，可是再大的政治平台不是自己决定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决定？选民？还是更大的官？

　　吴的支持者认为，吴的政绩和口碑在温州官场非常突出，如果他的政治平台的大小可以由选民决定，那么他自然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平台，他也就不会辞职下海。他们还说，学经济出身的吴，是一个十足的经济人，一个看大势的人，45岁的他觉得再等五年即使获得了市长的平台，也是50岁的人了，这五年，他能干什么？也许能干的事很多，但他觉得如果让他在一个高平台上做三年私营企业，他能创造出人生的第三个辉煌。既然如此，为什么一定要忍痛泡在当下这个小平台上？

　　所以，很多受访者对吴的桂冠下海表示遗憾。而我不愿意在文章中作这样的表示。我不可能将几个随机采访的受访者的态度，等同于整个温州的民意。如果我能确认他是一个应该获得更大政治平台的官员，但是人为因素没有让他获得一个和能力相匹配的政治平台，使他在郁闷之下作出本不情愿的下海的选择，那我就可以广阔，吴敏一的辞职是一件遗憾的事。遗憾的是，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评价官员的科学体系和手段，我们没有民意测验，也不可能让选民用脚投票，从而验证吴敏一希图晋升的要求究竟有无合理性。

　　这是我们探究应否为吴敏一辞官下海而遗憾的逻辑起点，而我们无从判断该不该为吴敏一的离去而惋惜。这是我们现有的官员选拔制度的瑕疵，也是我们真正觉得遗憾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