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摄影/ 周万萍

　　当金山岭上薄雾笼罩，阳光开始给这雄伟的建筑披上金红色的外衣时，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一溜小跑到小金山顶上，再一次激动地按下快门。我知道，我这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长城。

　　我的家在河北省滦平县二道梁村，与金山岭长城直线距离不超过500米，躺在床上就能望得见“边墙”。每天早晨，阳光甚至会把一段垛口的剪影送到我门前50米的地方。

　　在金山岭长城开发为旅游区之前，我们的村子僻静而贫穷,大约要花40分钟走过一段河床，才能看到像样的马路。我生于1965年，家里兄弟姐妹6个，生活苦不堪言。9岁那年，一场意外的事故使我的左腿和左手受伤，因为没有钱及时就医，于是留下了残疾。1985年，我读完了初中开始回家务农。正好，金山岭长城修复工程在招工，一天一块五毛六的工资对我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收入，于是我成了一个修长城的民工，一干就是一年多。具体到我干的活，则是一趟一趟背着新砖上长城，这不需要技术，只要舍得力气和汗水。我能听见自己的汗水嘀嗒在脚下老城砖上的声音，渐渐懂得了为什么书上说长城是中华民族血汗的结晶。

　　1986年春天，靠着修长城的工钱，我攒下了40元，买了架旧的120海鸥相机。有了它，村里人都开始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在那个年代我们那样的山村，相机确确实实是一件纯粹的“奢侈品”。不过我买这个奢侈品，是想靠它养活自己。金山岭修复后，名气大了，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新修的旅游设施占用了一些耕地，我们村本来地就不够，于是好些人开始做旅游的“生意”，卖点汽水、面包、纪念品什么的。我也开始卖汽水、面包，但我总想跟别人不完全一样。

　　一开始，我只给村里人拍照。渐渐地，脖子上挂着相机卖汽水，自然而然地也给游人拍点纪念照。我拍的是黑白照，每拍完一卷，骑车到离家13公里处的古北口镇照相馆冲洗，取回来再邮寄给顾客。金山岭的长城摄影部就这样诞生了。后来，我花了187元钱买了架虎丘135相机，拍摄彩色照片。冲洗、买胶卷都要到北京，当天还不能返回，得住店吃饭，如此除去成本，也挣不了多少钱，但好歹可以勉强养活自己了。

　　1987年，万里长城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万里长城，金山独秀”，中外艺术家纷纷前来我的家乡金山岭采风。我特别庆幸自己脖子上挂了相机，这使我结识了很多摄影界的朋友，像陈长芬、李平、翟东风、刘世昭、乔小兵、赵国锋、刘沙力等等，他们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而我所做的，仅仅是把他们带到我发现的绝妙的拍摄雾中金山岭长城的位置——小金山顶上。

　　1990年开始，我的照片开始在一些媒体上发表，并开始在影赛、影展获奖。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1992年获得了“第六届尼康杯”摄影比赛的三等奖，奖品是一架尼康相机。捧着这个奖品我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我的“海鸥”早就坏了，家里盖房子借了外债，人家催着还，我又卖掉了心爱的“虎丘”。好长一段日子了，每每长城上有云起云伏，有彩虹彩霞，我都只能发呆，心酸地发呆。几次去商店看相机，在玻璃柜里的美能达300让我垂涎三尺，然而那价格却让我后退百步。这下好了，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高档相机了！

　　“白”拿着这样的相机回村，我算是露脸了。村里的老人都用赞扬的目光看我，我养蜂的爹、种地的娘，也是百感交集，他们没有想到我能这么“出息”！爹和娘有一件憾事，就是当年无力治我的腿。看我上长城拍照片，身子一颠一颠的，两个老人心里不好受。总来金山岭拍片子的陈长芬老师他们也想帮我，于是给联系了北京的大医院。两次治疗后，我的腿总算接近正常人了，但家里又欠了一屁股债。

　　这时我办的金山岭长城摄影部已经小有名气，然而，拍长城所得稿费入不敷出，我还得靠卖汽水等的微薄收入苦苦支撑。好多次，当我望着古老的城砖，跟着光线抚摸它们的时候，我就犹豫要不要卖掉相机，停止拍摄。但思来想去，总是难以割舍。

　　我的家，我的妻子，全都支持我，借债也要好相机，再穷也要争取出画册，出长城画册。这样，2000年春节前，我的长城作品集《我的家乡》终于出版了。画册印好送回我们家的时候，几乎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那时对面山岗上的金山岭长城披着点雪，显得很冷也很安静，我想它最了解我的心事。除了它还有我的妻子。我的妻子比我读书多，在这本画册的后记里，她帮我写道：“我是长城的后代，无论春夏秋冬我要始终恪守在长城上。拍摄长城是我一生的夙愿，是长城给了我智慧与力量。我要为赞美自己的家乡——金山岭，为弘扬祖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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