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丁

　　一份文学杂志最重要的是独立的文学主张，如果失去了这个主心骨，不管如何变脸，最终被湮没在文化荒漠中。继《芙蓉》《作家》《百花洲》之后，《人民文学》等一系列大牌文学期刊也改变几十年来的老面孔。但是从现有已改版过的文学期刊看，期刊本身最基本的文学观念却相当模糊。这种变脸，与其说是新生，不如说是自杀。

　　长期以来，文学期刊作为精神产品，不用考虑自身的生存大计，数百家文学期刊几乎一个的面孔。突然让文学期刊进入市场轨道，办刊人显得不知所措，多数以为迎合大众就是最好的办法。市场上，我们看到的文学期刊，走的多是这种路数。就是《中国作家》这样的名牌期刊也不例外。该刊系中国作家协会专业刊物，曾经为王蒙、冯骥才等当代著名作家的主要阵地，最近几期陆续推出纪实文学专辑，目的是为了放下门槛，吸引不同层次的读者。结果不但无法抢占地摊文学的据点，还失去了固有特点和权威地位。

　　文学期刊《作家》的改版肯定是动了一番脑筋。它不愿去迎合大众，而是走增加文化信息量的路子。它把纯文学部分压缩到三分之一的篇幅，其他的版面给了与文学相关和不那么相关的文字，虽然作者队伍仍以作家为主，但文学气味淡化了许多。《作家》剔除了最有中国特点的中篇小说，一年推出两期加厚的长篇专号，日常的小说栏叫“金短篇”。其余的所谓招牌栏目是“作家地理”、“物质生活”、“海外资讯”。尽管从形式到内容都有很大的改观，但作为文学期刊，其文学主张却极为模糊。

　　《人民文学》最新出版的第十期，在版式和编辑策划上出现改版的迹象。读者从各文艺报刊的消息中可以了解到，从明年第一期起，《人民文学》将有更大的动作。改版后的《人民文学》对非虚构类叙事作品给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资源。开辟了“现场”栏目，发表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调查性特写。为此《人民文学》设立了“本刊记者”，这在全国文学刊物中也算是一项首创。从种种现象看出，《人民文学》走的思路与《作家》一样：减少文学分量，增加信息量。这样的期刊开始可能会有一定读者，因为有新鲜感，有信息量，但是作为一家文学期刊，没有自己独立的文学观念，可能走不了多远。

　　与二三十年代的文学期刊相比，现代办刊人却显得幼稚。在中国报刊史上，茅盾主持下的《小说月报》无疑是文学期刊改革的一个典范。《小说月报》原先刊载文言小说、旧体诗词及文明新戏，几乎被鸳鸯蝴蝶派占领，由于新文学读者队伍的不断壮大，市场越来越小。1921年1月茅盾接手后，实行革新，编辑方针彻底改变。从第12卷第1期开始，《小说月报》倡导“写实主义”文学主张，以生机勃勃的白话文替代了陈旧古老的文言，如同一股新鲜血液注入垂死的躯体，使《小说月报》获得新生。

　　三十年代，文学期刊的繁荣可以给当下办刊人更多的启示。鲁迅的《萌芽》、《前哨》、姚蓬子、周扬的《文学月报》、丁玲的《北斗》、沈从文的《小说月刊》、郑伯奇的《新小说》等等，众多文学期刊都在市场中找到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当时文学刊物所依托的是以都市为中心的广大读者群，特别是进步青年成了文学消费的主力军，刊物与这些读者群体有着良好的互动关系。此外，由于都市中存在着洋场的工薪阶层，构成了写字间读者群和公寓读者群，徐志摩、梁实秋的《新月》和林语堂的《论语》《人世间》《宇宙风》也能找到一些市场。

　　可想而知，二三十年代文学期刊能够发达，依靠的是社团之间独特的文学主张，以及文学观念之间的论争，比如鲁迅风格的杂文与林语堂幽默小品的对峙，沈从文、朱光潜的京派与叶灵凤、梁遇春的海派之间的拉锯战，这些都是文学期刊繁荣的催化剂。反观眼下的文学期刊更多的是着眼于时尚装帧，基本失去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这完全不利于期刊自身的发展，也限制了文学的进步。

　　记得大约五六年前，《钟山》、《上海文学》曾经有过改革尝试。《钟山》打的是“新现实主义”的旗帜，《上海文学》则提出“新市民小说”的口号，鲜明个性使这两家期刊在随后几年一直引人注目。

　　在近年来所有改版的文学期刊中，《芙蓉》可能是最有独立主张的一家刊物。作为“70后”创作群体的重镇，《芙蓉》聚集了几乎70年代出生的重要作家。这一批写作人曾经是网络文学的主要写手，他们以这一时代特有的语言、个性和方式，记录新新人类的心情和历程。尹丽川、陈卫、赵明寰等一批作者都是从《芙蓉》走出去的、较有影响的新生代作者。由于文学观念明确，《芙蓉》在青年读者中有相当的市场。

　　当然，《芙蓉》只是一种声音而已，显得太单调，文学生态链的构成与大自然一样，需要多种多样的文学观念相互作用，形成一个和谐的环境。

　　《闽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