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是好的，但过度食用会中毒；娱乐是好的，但娱乐过度会荒废正业；财富是好的，但过度追求财富会导致人性可怕的丧失；经济建设是好的，但是只以经济为惟一主导目标会导致社会机体异乎寻常地脆弱。中国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所达到的经济成就之后，到了一个新的关键节点：我们的经济化社会观是否应该仍将一以贯之地推行下去？平衡治理的原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了。

　　“非典”治理的过程表明，单一的以经济为核心形成的公共管理模式，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从资源调度、信息传播系统、预案准备，到专用人力资源供应、相关政策措施都明显地表现出某种不适应。“非典”告诉我们，在社会治理的要素中，存在着另外一些与经济发展几乎同样至为重要的方面。

　　在检讨“非典”反应模式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事件危机管理的价值，也意识到了公共卫生事件的特殊重要性，但是人们仍然忽略了公共危机的其他源泉，尤其是隐藏在经济繁荣后的潜在危机：包括在商业资本驱动下的过度占用公共经济资源的房地产开发，在追求经济政绩前提下形成的地方金融黑洞；我们注意到了GDP快速增长的令人激动的一面，但我们忽略了对经济发展的质量控制——同样的一个GDP增长百分点，我们的GDP内容质量相对较低（比如建筑平均寿命低于其他经济体）；投入产出比较低；决策科学性较低（中美GDP之比为1：7，而研究咨询投入比为1：60，表明中国经济行为的预前研究比重偏低）；对自然环境及人文环境的负面影响性较大。

　　这些都意味着，经济快速增长的实际代价不是被低估就是被隐藏。但在仅有经济指标才能作为政绩指标的时候，这一切的问题被合理化甚至于美化。

　　这种状况加剧了整个社会的危机倾向。比如，一个普通公民的社区环境保留权、资源交易的谈判权、法律上的财产权益，在受到财政利益驱动的强势房地产开发与政府的联盟面前荡然无存。而这样的居民在城市居民总量中占有不小的比例，这样的发展模式就包含着自我合法化的非文明倾向，以及社区居民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加剧的社区依傍的失去感。同时，这种状况使得一个城市的市政当局或者更多的公共权威更加具有“公司化政府”的倾向，公司化所加强的是其追逐利益的动力，而非政府原本意义上支持弱者、平抑社会不公平的意涵。

　　因此，在共享社会经济繁荣后的今天，我们强烈地提出公共治理技术的反思问题，这种反思，我认为需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是将民意真正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考量。这不仅仅是说政府政策需要寻求民众反应，同时也意味着可根据民意需要实行对公共管理流程再造。精简机构与职能调整是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同时更重要的是在公共治理模式中，确定各种行动模式到底是有利于政府作为一种封闭式的官僚管理体制的需要，还是合乎治理对象的需要；二是在面对潜藏多重危机的社会局势，公共治理体系应形成技术型管理（注重规范的规程化管理）与适应性管理（注重危机与创新发展的反应式管理）的二元协调机制，简单命令式的技术官僚程式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三是给予非政府组织更大的发展空间。在经济资源“国退民进”与政府职能有限化的条件下，社会事务管理如果没有发达的非政府组织的介入，则要么许多社会领域沦为问题丛生的缺乏协调的地带，或在出了问题后简单回复传统行政管制模式，或者成为商业资本肆无忌惮地施行“财富至上”统治的社会。

　　人的肌体在营养和负担缺乏平衡的时候就会致病，社会运行的原理也复如斯。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矫枉过正式的一纵一偏的治理模式，在产生了历史功绩的同时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今天也许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我们的资源基础与社会文明条件，允许我们集民之智、用民之心、藉民之力，共同建设一个更为平衡高效的社会治理机制。

　　(文/袁岳 零点调查集团董事长，西南政法大学法学硕士，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公共管理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