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频频发生的国内外新闻大事给了媒体充分展现的机会：伊拉克战争、SARS危机、孙志刚事件、神五发射……各类媒体表现得淋漓尽致，可圈可点；2003年，频频推出的新闻改革举措让媒体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改革会议新闻的报道、出台《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实施细则》、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换发新版记者证网上查询……

　　回首2003年，媒体聚焦了太多的目光，承载了太多的责任。如何看待媒体2003的表现？2004年媒体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还能承载多少社会的期望，百姓的目光？《2004我们共同期待·媒体篇》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舆论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喻国明教授评述2003，前瞻2004。

　　记者：2003年已经结束，能否给过去一年媒体的表现做出评价？

　　喻国明：过去的一年，媒体的表现可圈可点。最大的亮点是央视直播伊拉克战争，这是我国传媒业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体现了传媒业管理方式的变革，表明媒体播报已经把保护老百姓的知情权、媒体责任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为第一时间的即时性播报——可以让老百姓与领导同时看到世界的变化。总体而言，2003年中国媒体有两个显著变化：

　　第一，媒体的主流化。由于“非典”、“孙志刚”等事件的出现，媒体变得活跃起来，政治、时事、社会的话题成为主要内容，“社会守望”功能被上升为大众传播媒介的首要功能。

　　第二，公共话语空间被打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多样化的人群，不同人群之间需要相互交流、理解和宽容。而媒介越来越成为这样一个平台。新闻调查、纸面媒体查访方式、短信等等新兴的媒介手段正在有效的打开这个公共话语空间。

　　记者：但是，在很多媒体评选2003十大媒体新闻中，排在第一位的却是报刊治理整顿工作。而且2003年一年针对媒体的改革举措频频出台。这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喻国明：一个强烈的信号就是，中国的新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目前的新闻管理理念和模式脱胎于革命战争时期，诞生于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因为要斗争，所以要强调它的宣传作用，强调它的工具色彩。马克思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今天我们经济基础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新闻业的管理如果不与时俱进，可能就有些问题了。

　　当前制约中国新闻业发展最大的障碍就是体制上的障碍，包括结构本身的合理性和多样化。单一的品种它的功能就单一，角度就单一，满足需要就单一。资金多样化，结构多样化，这些东西都需要体制面得到一定的开放，体制的约束方式也应由微观管理到宏观管理，由随机化的管理到规范化的管理。

　　记者：有了2003年媒体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给社会带来的影响，那么2004年媒体的发展趋势如何？对社会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喻国明：2004年媒体的发展趋势主要有三个：一是报刊治理整顿后的变化。经过2003年的治理整顿，可能会有1/8的报刊将保留机关报身份，剩余7/8左右的报刊要以企业法人身份独立运营，最终可能有一半会被市场无情淘汰。伴随着这一次的报刊改革，今后中国传媒业的管理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简单地说，由过去“抓大放小”向“放大抓小”转型。而这种转型一旦发生，中国传媒领域的发展速率和市场机会就会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出来。

　　二是数字收费电视的出现带来的冲击。目前中国的广电行业盈利模式已经走到一个停滞期或者叫衰退期,虽然其收入维持在200亿左右,但在频道扩容的背景下,单位频道的价格在降低。收费电视的建立不仅改变了盈利模式,也为节目内容的细化提供了基础；而个性化电视节目的出现实际是分解了电视话语的垄断权，改变了电视的影响力模式。

　　三是通过卖活动来制造市场需求，形成自己多点产出的价值链。当前媒介有效的价值链中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卖内容，比如文摘，报纸，收费电视等靠内容本身获取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第二个是卖广告；第三个是在资本市场获得资金的支撑；第四个是卖活动，通过卖活动的方式来制造市场需求，来形成自己多点产出的价值链，以便于为社会为客户提供更多核心价值的延伸服务。

　　记者：我们看到，2003年媒体记者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山西繁峙事件也成了2003年媒体记者最大的污点。2004年，能根绝媒体利用“话语权”进行寻租的现象吗？

　　喻国明：其实在任何一个岗位都有败类，不管是医生、警察，还是官员。出现败类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我们能否通过软硬件的建设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这种现象，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绝对的防范是不可能的，因为新闻队伍也是个小社会，不排除有人怀有各种各样的动机进入到这个队伍，这是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我们的制度建设减少这样的东西产生的土壤，一方面要解决体制问题，要把每个人的利益跟媒介的整体品牌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要控制媒介的从业资格，要让他对自己的有偿新闻负非常大的甚至包括职业生涯的责任。一旦有违职业道德，就有可能断送一生的从事这个职业的资格。

　　记者：媒体改革在中国一直是走走停停，磕磕碰碰。站在2003年的台阶上，你如何看待未来中国传媒业的发展？

　　喻国明：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逻辑上来说，还是媒介本身产业发展的状况， 还是领导班子透露出的新的信号，都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新闻界面临十几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社会各个层面都为把传媒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进一步回归它的本质功能，进一步理顺相关的体制提供了条件。

　　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传媒领域的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适应新形势下传媒业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远未成形。面对中国的传媒业发展呈现“失速”的严重态势，中国的传媒业已经处在一个需要深刻变革的关键点上。一方面，中国的传媒业仍存有巨大的增量空间和可能；另一方面传媒业的加速下滑与国民经济高速发展极不相称。传媒业“转型”，时不我待。（詹新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