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海龟”传播学者的研究策略选择

　　作者：金兼斌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提到，从海外取得文科（包括社会科学）博士学位回国的人，通常被认为是具有某种“势能”的。这种“势能”，包括心理上的和实际的研究潜能。究其原因，大概源自迄今为止在社会科学领域，国外发达国家和我国国内在诸多研究方向上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彷佛两个不同高低的台阶，来回跳跃间，自能感到水平和高低“势能”的不同。

　　不过在海外受训练其实只是学术生涯的一个开端，真正的定位还远未确定和完成。就那些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回到内地的传播学者而言，我们面临的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之间找到自身的合适位置和发展方向?

　　研究的全球化取向的压力对于海龟学者而言是不言而喻的，这有来自心理上的（他人和自身的期待），也有来自制度上的（学生衡量体系或奖惩体系的导向），这在近几年尤其明显。论文统计和权重分配开始像自然科学一样关注甚至偏向英文学术论文和国际学术会议。

　　另一方面，本土化的压力也是自然的，无论就研究题目的选取和研究方式甚至研究成果的选取（如写书还是写论文），都必须考虑到国内的实际情况。国内学者无法忽视各种纵向科研基金的申请。而这些课题指南又带有深深的政治经济导向性关注的痕迹。另外，在对学术成果的认定上，国内外也有不同。国内似乎更注重出书。中文期刊质量总体较差，除了少数几本核心刊物外，一般期刊甚至连稍长一点的文章都登不了。因此，在国内作传播学研究，必须要面对本土化的研究环境。随着网上出版的发展，国内一些传播学术网站为有关较大容量的研究性文章的刊发提供了新的渠道，但由于网上发表在众多奖惩考核中尚不具影响力，所以，通常并不是学者们的首选。

　　研究方法通常是海龟学者们认为自身的一个优势，因为海外取得学位的学者大多受过较规范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训练。不过研究方法的应用其实是有很多边界条件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不小心，会走入误区，尤其不能因为研究方法的推重和考虑而忽略对研究主题本身重要性的考虑。此外，无论是量化还是质化研究，读书时的训练基本上还是学艺阶段，要想真正有效地应用于研究实践，还需要很多修炼。因此，博士毕业独立从事研究，其实只是一个起点，有太多的东西，从研究设计到数据分析，都需要不断学习。

　　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自然环境”在不断改善，这主要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所带来的信息交流和查询的便捷。过去经常担心回国后没有足够的最新文献可供查阅，现在，很多大学都订阅了各种电子数据库，可以足不出户查阅本学科最新的研究成果，的确是非常方便。这是海龟学者回国后最感欣慰的事情之一吧？另外，网上中文内容这些年以几何级数不断扩大丰富，内容涉及传播研究的各个关怀领域，为我们在新的技术和社会环境下从事传播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也是海龟派传播学者们应该感到庆幸的。

　　博士毕业后的研究，常常有一个从移植、借鉴到原创的过程。从成果的数量而言，通常移植或借用更容易，这也是现在很多海龟派回国后成果多表现为翻译、编译书文的原因。翻译或编译自有其价值，但同样需要大量精力和投入，从个人学术成长而言，我认为不应放在博士刚毕业这段黄金时期。一个学者不应间断一线的原创性研究。

　　香港中大陈韬文教授在就全球化和本土化关系问题在清华作演讲时，提到研究的理论化取向是兼顾两者的唯一出路。这是很有道理的。祝建华教授在回顾其学术道路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其实，研究的理论化，或者说自觉的理论化思考，是学术成长的不歇源泉。

　　回顾国内的传播学术论文，基本的情况还如我在几年前所总结的，论而不证者多，而所谓的实证性研究，也大多比较浅显甚至庸俗，有些仅流于简单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虽然描述性研究也可以出重要的研究成果），同一般的调查报告没有区别。国内传播学研究要和世界接轨，仍然任重道远。

　　就历史的眼光看，我们也许只是过渡的一辈。台湾的传播学研究，经过几十年几代人的努力，已经颇成规模，研究数量和质量远高于大陆传播研究的总体水平。当然，如祝建华教授曾经指出的，台湾的传播研究本土化倾向过于严重，较少参与到国际学术交流中，也自有其问题。台湾传播研究国际化和本土化之路，是值得大陆传播研究借鉴和反思的。

　　现在，国内大学直接借用西方教育方法、教材的越来越多，研究，至少从形式上，将会越来越和世界接轨。但真正的本土化传播研究，需要在研究主题和方法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和创新，并不失规范。这不是短时间可以解决的，因为这需要国内学术研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双重培育和改善。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海龟派传播学者们能够作出自己的努力，留下我们踏实前行的足迹。